6月29日，怀着崇敬之心来到毕节城区小横街（中华南路41号），在现代城市的喧嚣声中，从狭窄的石阶过道，缓缓走向这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的另一番天地——陕西会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地之一），已经显得沧桑斑驳、甚至是摇摇欲坠的古式建筑。走过古建筑楼底那段几经冲刷和洗礼的石板路，进入那独具特色的四合院，抬首仰望，天空湛蓝、白云朵朵、令人遐想。穿越时空隧道一般，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几十年前—— 这里，曾经的热血沸腾，仿佛还历历在目。
这里，曾经的引吭高歌，仿佛还回响耳畔。
这里，曾经的千磨万难、几度煎熬，燃起了贵州革命的一把熊熊烈火。火光耀天，火光辉煌了乌蒙大地，火光为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高原大众指出了一条走向光明的路子，并辉煌成了我党雄浑壮丽史册上不能抹灭的一页——
1933年冬，共产党员林青和缪正元从上海回到毕节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到毕节后，他们同先期从贵阳回到毕节领导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同学、好友秦天真等人取得了联系，决定以学校为阵地，以进步师生为对象，然后扩大到社会进步青年以至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根据当时形势，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经常利用文学、诗歌、绘画、音乐等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并在毕节城区组织联络了一批抗日救亡先进分子，通过积极筹备并开展宣传活动后，由林青提名，大家讨论通过，最先在毕节城中女子小学（今毕节二小）成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简称“草原社”），组织进步青年和学生等，通过“草原社”开展活动。
1934年1月，毕节地下党支部建立后，林青对加入“草原艺术研究社”的人员严格要求，“草原社” 要以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加强对自身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党建，发展党组织；设法与党的机关取得联系等为行动纲领。成员主要是毕节中小学的部分学生、进步教师和社会上思想进步的青年（最初有社员200多人）。还要求加入者首先必须学会唱《国际歌》，成员歌咏不唱靡靡之音，演戏要演进步话剧，绘画要绘刚强之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需面向劳苦大众，加大宣传教育。
在“草原社”的一系列活动中，入社的社员们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当时整个国家社会之不平与不公的阶级病源，令社员们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于是，越来越多的毕节有识之士，开始秘密地由“草原社”走上救国为民的革命之路。
后来，“草原社”在陕西庙开展了历时半年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扩大了共产党在毕节的影响，给党组织的建立、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其中，秦天真、徐健生、邱在先等就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领导人。同时，还引导孙师武、邱在模等一批有识之士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由于“草原社”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1934年6月中旬，“草原社”停止公开活动，主要骨干向安顺、贵阳方向转移，把革命火种撒到贵州高原更加广阔的土地。
在毕节支部这束火炬及其燎原起来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1949年11月毕节解放，整整16年，在这极其艰险的16年里，“草原社”有计划有组织地把贵州的革命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充满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广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救亡的宣传和贵州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看今朝，毕节崛起昂首阔步；抚往昔，草色青青忆苦思甜。
能说什么呢？站在这革命先辈们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借着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能说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毕节试验区人，在新时期谋求发展的康庄大道上，抓住了历史的大好机遇，正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不断地在推进毕节试验区的跨越发展上鼓足干劲，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