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想读者—— 文学批评家李敬泽曾在《致理想读者》一书的序言中描述我们当下的阅读困境：“文学面临着来自各个方向的质疑。这恰恰说明文学依然重要，它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和想象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焦虑和困惑投射于文学，对文学的种种不满，呈露着我们的分歧和分裂，以至于在想象的、审美的领域很难达成起码的交流。很少有人真的能够说清他要的是什么样的小说或诗歌，他只是觉得这不是我的文学，我很生气。当然，他很可能会接着宣称，他实际上没有时间乃至没有兴趣屈尊去读一本文学作品。” 尽管问题存在，我们依然相信并且呼唤“理想读者”。明天（4月23日）就是“世界读书日”，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体味到阅读的快乐，发现文学非凡的价值。 李敬泽 评论家，散文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最初的书 文｜李敬泽
那个人叫什么？敏豪生或什么什么豪森？我记不清了。手边无书，一时也无从查找。他好像是德国人，其时应该是16或17世纪吧，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也许是《吹牛大王历险记》，也许不是。我甚至怀疑那本书根本就没有封皮，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一天，它落到一个中国孩子手中。 我想那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外国文学，情节差不多忘光了，只记得那个家伙被大炮砰然一响发射到了天边——那本书好像是有插图的，瘦长的“吹牛大王”长着一绺儿山羊胡子，身穿甲胄，戴着一顶式样怪异的尖帽子，估计是骑士游侠之类的人物。 “吹牛”是否快乐我不敢肯定，但看人家吹牛肯定是快乐的，这本书令我快乐。在以后的日子里，它被时间不断地简化删节，最终它成为一束光，快乐地跳荡。读《堂·吉诃德》、读《分成两半的子爵》、读《大师和玛格丽特》时，我觉得似乎都是在重读《吹牛大王历险记》，在这最初的光引导下，我喜欢一切云山雾罩“不着调”的书。 我不知道这本《吹牛大王历险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甚至不知它比《堂·吉诃德》早还是晚，但它却是我个人的文学史的源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史，那是一个秘密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着我们读过的书，最初的书和最新的书，它们之间有着由时间、际遇，由层层覆雪般的印象和感悟偶然形成的秩序，只是在这个秩序中，文学才真正关乎我们的生命。 现在，我可以比较清晰地说出这本书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虚构精神，是大胆地用语言创造现实，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当我们那样说时，事情就将会变成那样；还是一种梦想的可能：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梦想，让炮弹或其他什么怪东西把我们发射得无限远。 ——我认为，这是小说的神髓所在，小说的一个秘密就包藏在那本薄薄的旧书里。
 后来，读过什么呢？读过《表》，是一本苏联的儿童小说，译者似乎是曹靖华。接下来可能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也是旧书，竖排，纸页发黄，不少人读过了，在他们认为是名言警句的地方用红笔划着杠杠，凡是有红杠的地方我就会多看一遍，暗自赞叹那些话是多么铿锵——我觉得一个人童年时对名言警句的爱好未必是有受教育的热情，名言警句通常都音调铿锵，话说得漂亮，所以好听。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教育一个人、即使是个孩子有多么困难。整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下来，我最喜欢的人竟是冬尼娅。2000年的3月，有一天我打开电视，忽然看见几个外国人在爬长城。原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拍成了电视剧，几个乌克兰演员到了北京。电视剧我不曾看，但在那几个外国人中我一眼就认出了冬尼娅，她果然就是冬尼娅，她很像她。 当然，冬尼娅是个资产阶级小姐，保尔吭哧吭哧修铁路时，她纤纤素手笼在皮护套里，风言风语的，话说得很不正确。即使我是个孩子，我也知道冬尼娅不是个“好人”，当然我也拿不准她是不是“坏人”。但不管她是好是坏，这位小姐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她很美。她穿着类似海魂衫的上衣，短裙飘动，灵巧地奔跑，闪闪发光的笑声在林间回荡。在1973或1974年的一个中国男孩的心里，这是永难磨灭的印象。 看看，本来是要告诉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却只盯着一个冬尼娅，这是不是有点问题？我想，当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正在努力要求进步，是红小兵的大队委，思想应该还没出问题。问题在于，一个孩子已经有了美感，当他惊喜地发现美的时候，就顾不上受教育啦。 后来，长大了，读中文系，又成了“文学工作者”，我已经知道文学应该教育人，《文学概论》也教给我“真、善、美”什么的，但我总是不好意思就这么言之凿凿地到处去说，因为我还记得多年前那个男孩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有很多妙事，其中一件就是“内部发行”。我至今不知究竟谁属于“内部”，谁属于“外部”，似乎新华书店是“外部”，我所在的那个机关大院的资料室就是“内部”了。在“内部”，我读了很多书，大概以苏联小说居多，《多雪的冬天》什么的，都是“供批判用”。我当然无从批判，读的时候主要兴趣在修正主义腐朽生活，我想我对私家车、郊外别墅、交谊舞等等事物的最初感知就是由此而来，当然还有黄油鱼子酱之类，看上去应该好吃。除此之外，那些书就都算白看了。 但有一本“内部发行”的书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道不那么形而下的划痕，那是三岛由纪夫的书，书名却忘了——现在书柜里有三岛的文集，也懒得去核查。我希望忠实于我不怎么好的记忆，对那些表现出惊人记忆力的“回忆录”我总是高度怀疑——好像在编者的前言或后记中特别告诫我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但在那本书中何处隐藏着这种阴谋和危险我却不记得了，很可能当时就没看出来。我所记得的是书中的一个细节：一个日本人在异国（泰国？）遇到另一个人，后者身上有状如七星的红痣，该日本人由此就认定此人是他一个死去的朋友转世，因为那死者身上也有一模一样的痣。 读这本书时我大概十一岁或者十二岁？尽管已经被外祖母灌输了一大堆因果报应、转世投胎之类的故事，但似乎只是在此时，我才悚然惊觉世界深不可测的神秘。想一想吧，一个人转世为人，这倒不奇怪，问题是他还携带着那个标记，那鲜红的七粒朱砂竟不可思议地穿越了生死。还有一个问题：“他”是谁？前一个“他”还是后一个“他”吗？ 我想那本书我并未读完，我被它吓住了，世界实在性的帘幕轻轻掀开，向一个孩子敞露了一条缝隙。
 还有老高尔基，他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以及《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前三本令人沉迷，后边两本令人非常失望。后来文学史的老师告诉我，《母亲》是好的，而写《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时，高尔基思想上似乎有了什么问题。但令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感到失望的是，那种孤独的、桀骜不驯的派头没有了、消失了。 我想，70年代的高尔基至少对我来说就相当于后来的塞林格，我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唯一的一次逃学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激励。那时的那个孩子心中充满了自我怜悯：我是多么不幸，我将浪迹天涯，永不回头，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孤独的，意识到这一点让人又辛酸又骄傲，《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里所有的磨难都等待着我，我在心中把每种磨难都津津有味地反复重温，挨饿受冻，干重活，被人打，这么想着，有微微颤栗的快感。 当然我终于没有做成英雄，在一个算是不良少年的同学家里混了三天，然后就灰溜溜地回去做乖孩子了。而且事情明摆着，那锥心刺骨的“不幸”基本上是编出来的，高尔基为我提供了底本。 但发生在70年代的这场小小的“革命”对我来说仍有重要意义，某些基本的生命体验由此转化为观念形态，比如世界之广大，当然我早就知道世界很大，但似乎到了此时，我才意识到苍茫世界中有一个“我”，人会因此孤独，孤独是如此脆弱而坚硬，人在孤独中成为英雄，而英雄体验中包含着一种受虐和献身的狂喜，似乎受虐和献身就是对这个广大世界最有力的反抗和报复。 ——我估计我是全面地误读了高尔基，有什么办法呢，误读每日每时、在每一双阅读着的眼睛下发生。
还有什么呢？有巴尔扎克，他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使我知道什么是“性格”；有司汤达，我记得偷偷地从母亲的枕头底下翻出《红与黑》，又在母亲下班前原样放好，那个十多岁的孩子似乎从这本书里既没有得到教益也没有受到什么腐蚀，只是初次体会了鬼鬼祟祟读禁书的乐趣。 ——再后来，就很多很多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