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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要从玄宗刚掌权不久的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说起。那一年的十月，唐蕃两军在洮河爆发大战，进行得极其惊险和惨烈，唐军猛将王海宾“盘矛赴敌”，一马当先冲向敌阵，随即被敌人团团包围，双方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就在此时，唐军将领们纷纷展现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最后，孤军奋战的王将军血战陨身，敌人亦受重创损失惨重。见到两败俱伤，唐将们知道摘果子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将士乘势进击，又破之，杀获数万人”，吐蕃遭到空前惨败。 战后皇帝宣布，自己将收养王海宾烈士的遗孤、当时年仅九岁的王训，并将孩子改名为“忠嗣”，在皇宫里与李嗣升（后改名李亨，即后来的肃宗皇帝）等皇子一起长大。 王忠嗣从小就表现出在战争方面具有惊人天赋，皇帝曾与他讨论军事，结果孩子“应对纵横，皆出意表”，最后养父感慨地说：“尔后必为良将！”当然，赵括“纸上谈兵”的殷鉴就在眼前，他如果真想成长为“良将”，光靠嘴皮子是不够的。 孩子渐渐长大，在人们疑虑的目光中，他主动离开宫廷，来到西北战场，成为一名基层军官，先后在两大名将河东副元帅、信安王李祎和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萧嵩麾下服役，并且很可能跟随李祎参加了第一次石堡之战。 史载王忠嗣从军后相当低调，“雄毅寡言”，可一旦作战又相当勇敢，其拼命三郎般的精神让玄宗十分担心，怕他年轻控制不了情绪带来人身危险，特意下令主帅不许让他上前线。 因此直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王忠嗣才脱颖而出。这一年，在即将入朝拜相的萧嵩默许下，他率领数百名骑兵突然袭击了吐蕃人。杀过去才发现原来吐蕃赞普（即君主）正在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见到对方有那么多人马，部下们都害怕了，纷纷要求撤退。 但王忠嗣不仅不听，反而跃马横刀，突然呐喊着冲向阅兵队列，毫无防备的吐蕃人大乱，当场被斩杀数千，不明底细的赞普只好草草结束下令撤退。于是王忠嗣赶着缴获的上万头牲畜，风光无限地回到军营。接到新宰相萧嵩的报告，玄宗得知养子终于成材，欣慰之余喜不自禁。 老板关爱加上本人争气，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王忠嗣已经是帝国男爵，并拥有了一长串高级官衔，但就在这一年，他卷入朝中政斗，被标榜不徇私情的养父连降数级，贬为中级军官并调回内陆。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唐蕃再次爆发大战，有人向唐军青海方面总司令杜希望推荐王忠嗣，宣称此战如要取胜，就必须用此人不可。杜立即启奏朝廷把王调了过来，很显然，这是玄宗授意的双簧，为的就是让自己养子出山。 不过，王忠嗣也确实没有辜负养父期望，表现可圈可点，战后论功行赏，他独得头功，自然被朝廷顺理成章地提升。当年秋天，吐蕃大军前来报复，敌众我寡，唐军上下都相当害怕。王忠嗣见形势危急，遂挺身而出，他竟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一举鼓舞了整个军队士气。 王忠嗣“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如入无人之境，“当者无不辟易”，而且还“出而复合”，也就是杀出来又再杀回去。遭遇突袭的敌人阵脚大乱，唐军上下壮着胆子趁势纷纷掩杀，吐蕃终于大败。 不用说，王忠嗣又立下无可争议的头功。深感长脸的玄宗大喜，于是官职和荣誉滚滚而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三十四岁的王忠嗣已是河东节度使兼代州都督，并拥有御史大夫、云麾将军等一堆官衔，一年后又调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开始执掌帝国北部边疆防务，主要针对蒙古草原上的突厥人。 在朔方任上，王忠嗣最大的成就，无疑是促成了后突厥汗国的崩溃。当时，曾经称霸亚洲的突厥人已经日薄西山，其正统王裔——阿史那家族建立的东西突厥汗国早已在唐军的军事打击下灭亡，最后一个嫡系政权便是后突厥汗国。 公元734年，后突厥最杰出的统治者毗伽可汗死去，汗国陷入内乱。王忠嗣敏感地意识到，一劳永逸解决的机会终于到了。他果断地采取行动，率领大军驻扎在吕梁山中黄河边的碛口，以武力震慑突厥人。与此同时，他又派人挑拨离间，唆使拔悉密、回纥等旁系部族与阿史那王族争权。 此举卓有成效。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后突厥可汗被拔悉密人杀死，他的人头随即被献给唐朝并“传首京师”。次年，随着最后一任君主——白眉可汗死于回纥人之手，困扰了唐帝国一个多世纪的突厥汗国彻底灭亡，阿史那王族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此，王忠嗣在帝国北部边疆再无敌手，史载“塞外晏然，虏不敢入”。玄宗大喜过望，他下令将养子调回更需要的吐蕃方向战场，同时封为公爵。 王忠嗣迎来了人生的巅峰，他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同时还代理朔方、河东节度，就是说唐朝当时十个节度使中，他一人就占了四个！不仅如此，按照史料推算，他麾下的人马，占唐朝边防军总数的55%，即使算上中央禁卫军，其部队仍然占唐军总兵力的47%之多！ 因此《旧唐书》不无感慨地写道：“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可惜的是，这位大唐最牛节度使的辉煌履历戛然而止，而起因正是他当年参与攻占的军事要塞——石堡城。石堡在公元729年被唐军拿下后，并没有守住——十二年后，它被吐蕃赞普亲率四十万大军，以极为惨重的代价夺回。吐蕃人深知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因此再次占据后立即开始巩固工事，准备血战到底。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率大军再攻石堡，结果遭到惨败，唐朝史料含糊地写道“官军不利”，起码有一位高级将领战死，而吐蕃史书则明确说“唐军大半被歼”。皇甫惟明被免职，而派来接替他的，正是在突厥战场独孤求败的王忠嗣。 由于深知石堡城的险峻，王忠嗣到任后，并没有继续率军强攻，而是改变策略，暂时不管这个坚固的要塞，随即转向青海湖周边区域以及积石山地区（今天的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处）扩展势力。经过大大小小的一系列战斗，唐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不久之后，唐军与吐蕃的附庸吐谷浑在青海湖西北爆发战争，唐军大获全胜，吐谷浑人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唐史称王忠嗣“虏其全国而归”，其威望显然更加如日中天。 但出人意料的是，从两唐书等史书记载来看，这位勇敢无畏的将军却不是战争狂人，也并不想一心通过打仗升官发财，反而“持重安边，不生事”，他有句话说的好：“平世为将，抚众而已，吾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即，在王忠嗣看来，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多杀人博取功名。 也许正因为这样，王忠嗣尽管在突厥、吐蕃等各个战场功绩赫赫，但却几乎没有留下当时常见的诸如屠城或滥杀之类的不良记录。对敌人尚且如此，对自己人就更不会太差了。各种史料都认为王忠嗣在军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无论将士士气如何高涨如何想打仗，他也不会牺牲士卒轻率出击，因此人们评价说，他带的队伍历来都是“士乐为用，师出必胜”。 只是，频繁的胜利并不一定带来和平，对并不热衷战争的王忠嗣而言，他的那些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养父的决心爆棚。于是，玄宗旧事重提，又一次打起了石堡城的主意，发狠要一洗当年皇甫惟明大败之耻。 可谁都没想到的是，御儿干殿下却对兴致勃勃的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在给养父的信中，王忠嗣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石堡极其难搞，非要逞强的话肯定会死掉几万人，得不偿失不如养精蓄锐，等待对手失误找机会奇袭才是王道。 这当然不能让皇帝满意，事实上，玄宗简直是大光其火，他无法想像养子竟然如此干脆地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你不愿意，那我派别人去！天宝六年（公元756年），唐将董延光再次建议攻打石堡，皇帝马上批准，要求王忠嗣必须配合策应。王忠嗣不得已被迫出兵，但不情不愿的他很可能态度消极，不出所料，唐军在石堡城果然再次战败铩羽而归，董延光于是将失利归罪于王忠嗣不配合和故意拖延，令玄宗更为恼火。 在王忠嗣看来，石堡城这样的坚固要塞，唐军之所以曾夺取它，并不是因为兵力强大，而主要是由于战术对头——当年李玮并没有硬碰硬，出人意料地千里奇袭才收到奇效，王忠嗣本人曾长期在李玮麾下作战，确实了解具体情况，因此才做出了他认为正确的判断。 就在这时候，有人突然举报太子李亨图谋不轨，与后者关系密切的王忠嗣也被牵连进来，举报者声称他打算“拥兵以佐太子”，这可是谋反的大罪。正对养子不满的玄宗大怒，王忠嗣于是在劫难逃。愤怒的皇帝马上下令将他押回长安受审，判决结果很快下来——“罪应死”，也就是说判处死刑！事实上，这场举报案不过是宰相李林甫策划的阴谋，其目的就是打击与宰相不睦的太子，并且趁机搞垮对自己地位威胁最大的王忠嗣，因为在世人看来，早已“出将”的王忠嗣，“入相”是迟早的事。 消息传到西北前线，根本不相信主帅会谋反的将军们立刻炸了锅，他们群情激奋，纷纷要向中央讨个说法。王忠嗣的继任者、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哥舒翰甚至不惜丢官，亲自进京上访，“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地请求皇帝收回成命。也许是对养子还有一丝旧情，也许是感于哥舒翰的义气，更也许是怕动摇前方军心，玄宗终于答应免王忠嗣一死，他被贬为地方州郡的太守，不到两年就“暴卒”于任所。 就在王忠嗣死的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蕃数以万计的将士儿郎终于迎来了他们血腥的宿命——素以杀伐酷烈著称的哥舒翰奉命再次强攻石堡。就像王当初预言的那样，唐军付出的代价是几乎全部覆没的“死亡略尽”，后人无不感慨，王将军果然不是浪得虚名，“故当世号为名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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