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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总是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追问中前行。 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马丁·怀特发出了“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追问，推动了国际学界对狭隘现实主义眼界的反思。 2005年，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发出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追问，引起了国际学界改变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边缘化地位的讨论。 在国际关系学即将迎来百年之际，“如何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追问再次引发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4月25日，“全球国际关系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外学者围绕如何缩小西方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差距、如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尊重世界多样性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藩篱，在对话基础上建设更具包容性、普遍性的国际关系学科，是与会学者的共同心声。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卡赞斯坦提出用“多态全球主义”的概念理解当今世界。他认为，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不存在单一模式，多重现代性意味着相同背景下的多样文化表现。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反映世界的这种多样性，要避免用“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看待“西方”与“非西方”、共同知识与隐性知识，要在互补的视角下建构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 在巴里·布赞看来，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只是西方历史与西方政治理论交织的抽象概念。例如，现实主义理论是对16—18世纪欧洲均势结构及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抽象化概括；自由主义理论来自于19、20世纪西方政府间组织的实践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英国学派是对19世纪欧洲外交行为及欧洲法律思想的抽象化概括；建构主义虽然并不明显来自于西方实践，但仍然脱胎于西方知识哲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诀窍，是把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普遍化为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只要西方国家保持全球统治地位，这个神话就很容易维持。但随着非西方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财富、力量和文化自信上升，这个神话开始破灭。布赞通过考察中心—边缘框架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发现，虽然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占据主导，但近年来边缘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上升态势。 阿查亚阐释了他在2014年提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概念。全球国际关系学具备六大要素，即建立在多元化普遍主义之上，以世界历史为基础，包含而非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融合地区、地区主义与区域研究，避免例外主义，承认能动性的多种来源和形式。“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总括性概念，不同流派都可以置于其伞下。它并不追求均质化，而是强调尊重世界多样性。”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马里奥·泰洛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内部的自我批评、欧美国际关系理论间的分裂、比较地区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的发展、后霸权多边主义的兴起，都为建构多元、创新、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条件。这并不意味着要追求一种新的单一主流理论，而是要深入论证，增加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多样性。中国乃至非洲、北美、拉美、欧洲、亚洲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应该蓬勃发展，并为理解和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工具。而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更精致的、包罗更广泛的工具。 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 中国日益发展壮大不仅意味着自身物质力量的增强，也意味着思想力量的提升。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自觉、自信的不断增长，正是中国思想力量提升的重要表征。虽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围绕“中国学派”的激烈争论从未停歇，但无论是否赞同使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提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都有一个共同诉求——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 近年来，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等，引起国际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虽然不同中国学者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和方法存在显著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回到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 秦亚青在分析文化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时表示，理论硬核至少包含两方面要素，一是形而下要素，一是形而上要素。形而下要素帮助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观察经验事实，形而上要素则帮助他们理解和诠释这些事实。文化形成和塑造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要素，任何社会理论都始终会存有文化的胎记，文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高度隐含和抽象的方式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资源，“个体理性”是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共有的形而上要素；中国学者也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得了灵感，无外、道德、关系等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中得到了凸显。 以“共生”概念为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任晓阐释了完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智慧。他说，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种语言和不同的宗教。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那些试图为人类发展找到统一模式的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源自于“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中国思想文化的共生理论，强调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事物的差异性、主体的平等性，为突破一元论思维困境、探寻世界矛盾的解决之道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国学者的努力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查亚表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发达的文化之一，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从中汲取养分的尝试扩大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历史基础，增加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性，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 提升理论适用度和解释力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后来者”，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寻求理论重大突破和创新之路依旧任重道远。立足中国经验和实践，以更宽广的视野观照世界，提高原创理论的适用度和解释力，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努力的重要方向。 阎学通表示，只对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某个事件进行解释的不能称之为理论，理论必须对世界上发生的同类事件都具有解释力。中国学者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以为国际关系中的普遍性问题提供解释为导向，尽可能追求理论的广泛解释力。 “理论应该旅行，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阿查亚用这个形象的说法表达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期待。他希望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实现在中国国内的旅行，在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能够产生具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还能够实现在海外的旅行，对发生在日本、东南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现象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原标题：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中国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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