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明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太平洋文化圈”在中国南北方及其他周边地区形成，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0000年前到12000年前，以周口店地区的人种和独特的石器造型为特色。有人称之为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类型的特征。

河姆渡文物

中石器与新石器时代起，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种文化群落开始崛起。中国先民的活动范围更加集中，所创造文化类型的早期特征显现出来。如河姆渡文化这样的早期形态、以陕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县庙底沟二期）则发展出一种彩陶文化类型。而在长江下游，则有一支玉器、黑陶和早期铜器发现的文化类型的发现，如：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90±150—前3990±135）、崧泽文化（公元前3910±245—前3230±140）、良渚文化（公元前3305±130—前2130±100）等。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文化可能与以后的吴越文化、甚至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的楚文化都有一定的历史关系。这种联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仰韶文物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类型之一，它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文明之一，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中国文化是在广褒的土地上呈现多元形态的古代文明群体。以前我们只把中国文明看成是单一的黄河文明是不对的。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从中国东北到西南，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上古文明遗址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地区和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从世界文化史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太平洋文化区域”的概念，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对于它的最早提出者之一，中国猿人即北京人的发现者之一裴文中教授的历史功绩少有人提及，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论述了他的主要发现与主要观点，这种观念是在严密的、扎实的考古工作成果基础上提出的，有相当的科学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尊重科学发现的角度重新回顾他的见解：

 

裴文中

事实上，光是根据文化，不大可能在上述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找到直接的相同之处，因为山顶洞的人工制品很可能代表了一种具有自己特征的独立发展的文化。

到旧石器时代之末，一个重要的北方的或“古北的”文化区似乎从欧洲延伸到东亚，大约在北纬45度以北（主要是西伯利亚）。但是，同时也很可能存在着另一个人类和文化的潮流（系统），沿着太平洋海岸，从马来亚延伸到满洲里—在新石器时显然仍为印度支那的北山文化（Bacsonian）和广西的洞穴工业所代表。根据其地理位置和某些特别的特征（粗糙的石器、穿孔的砾石…），我们倾向于把山顶洞文化归入这一独立发展的“太平洋”文化区—然而象使用赤铁矿染色的习惯可看作是“北方的”影响。1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保持了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的一致传统，是世界所有古代文明中唯一持续的文明类型。在它前后产生的主要文明类型都经历了转移和变型命运，希腊文明在罗马时代接受了东方传来的基督教，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异，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更是有较大的变化。印度原有印度河文明则已经消失，雅利安人的文化与本土文化混融，多种因素产生作用，特别是近代以后，这种文化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其固有传统也有一定的变异。唯有中国文化一直持续下来，成为世界文明硕果仅存的一支，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经过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发展阶段，夏商周三代为代表，中国文明走向新的繁荣。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产生了中国文化的经典­­­­­­­六经，这种经典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精神特征、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都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从此后，中国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历经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的更迭。虽然蒙古人与满族先后入主中原，但他们皈依了中华文明，维持了这一文明的传统。

把中国与欧洲相比较，双方都有相当长的封建社会，欧洲从罗马帝国起到文艺复兴结束，大约有1000年之长，而中国从秦汉起到中华民国则近2000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比欧洲长了将近一倍。相同之处在于，自从欧洲确立了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文化之后，欧洲封建社会相对稳定，主要形态是基督教对于异教的征服并在各国取得统治地位，以农牧工商的混合型文明为主，建立欧洲特色的大庄园经济与采邑制度。而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稳定于以六经为指导的文化传统，封建君主专制是其政治制度的主要形式。

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发生象欧洲历史上屡次发生的政教之间的斗争。可以说，中国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非宗教文化传统，这是以六经为经典的、国家的政治制度、道德伦理、文学艺术、语言思维方式表现出的一种相对稳定模式。这是中国文明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中国文明虽然持续，相对稳定，但社会制度变化缓慢，专制制度统治时间长，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封建帝王实行的愚民政策使民族素质不断弱化，所以在近代社会的落后是必然的。

世界主要文化类型中，唯有中国文化是非宗教性的，这是它主要特点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在对外对内都有其他文化类型所不能及的长处—这就是“多教合一”—一种伟大的历史贡献。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并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历史上一直有多种外来民族的干扰，最重要的有汉代，中国击败了游牧民族匈奴人，迫使匈奴人远走欧洲，保卫了先进的中国农业文明。唐代也多次战胜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特别是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的先行队伍—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人—在征服了非洲与美洲之后，来到中国海，遇到实力强大的中国的抵抗，使西方文明的东方征服首次真正受挫。

释迦牟尼

中国历史是屡经变化，汉唐时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文明形成冲击。其后又有元代蒙古人的入侵，直至清代满族的入主中原。但是，中国文明的类型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没有发生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那种文化转型，如希腊人被罗马人征服后、印度被雅利安人征服后的文化转型。中国文明从来没成为一种被征服的文明，美洲古老的墨西哥文明与秘鲁文明被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者毁灭，从此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已经被转换。中国文明吸收外来民族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没有彻底改换。

中国文明的思想观念是一种辩证理性，这是一种把本体与认识结合为一的思想体系与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天人辩证──即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观念，即个人与社会、国家、宗族之间的辩证；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即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辩证。这是一种以中国易经为起始的全面辩证认识与实践观念。它的逻辑基础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是不同的，从易经到墨经，都贯穿一种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是辩证理性的认识逻辑。正是由于这种理性的存在，使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了独特的处理方式。。

另外，以神与人之间的辩证的、协调的关系为主旨，不同于其他民族对于神的绝对崇拜。非宗教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的结合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不理解这一原则的人对于中国有两种臆想：一种是把中国人看成是原始崇拜，特别是当中国文明在17－18世纪传入欧洲时，很多欧洲人对中国文明无法理解，以西方的一神教至上的观念来看待中国，其实对于中国知之不多。很多人把中国描述成没有真正信仰，只有原始崇拜或是物质崇拜的民族。另一种看法就是把中国看成是完全没有神灵观念的民族，只有对于人间君主的服从，而没有宗教热忱、没有对于真理和天国憧憬的人群，黑格尔等人就持有这种观念。

这两种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大地上曾经产生和流行过多种宗教，早期文化遗址中已有神灵崇拜的遗存，并且有图腾、巫术、天神崇拜等多种形式，以后又发展出萨满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外来的宗教则有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基督教等，但是没有一种宗教能在中国成为唯我独尊的国教。中国从汉代起就有独尊儒术等说法，但儒学与西方宗教之间的概念还是不同的，它不能看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崇拜，它只是一种学说，而且它本质上没有对于神灵的崇拜。没有宗教的权威，也就没有神灵的绝对崇拜，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人类精神在信仰这一巨大空间的相对自由。这种自由被多种观念所充分利用，特别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等观念，可以说作为人间君主统治的辅助得到发展。这种自由对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绝对宗教观念，使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海纳百川，成就这种文化精深博大的内容与非同凡俗的形式。没有对于异教的排斥，使中国文化不与其他民族对立，而易于为其他民族所接受。

最后，中国文明具有一种自我完善性的对外关系，以对于本体和自我的守约和完善为主要目标，对于外界事物与其他民族采取合理的接纳与改造。这种思想观念源出于以内在的阴阳交替、推陈出新为轨迹，行为道德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原则，使得民族文化关系上，中国一直保持非侵略性的，非殖民性的特点。秦汉以后，中国长期在亚洲处于经济文化强盛地位，但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没有进行掠夺。相反，倒是不断受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的进犯与干扰。即使在汉唐这样的盛世，仍然以维护边界和平为目的，而不是对于其他民族的征服。只有在元代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国文明的主体精神未被接纳的情况下，才有“灭国四十”这样的对外征战。但总体来说，中国文明类型的主导精神仍是鲜明的。

我们不可讳言，中国文化类型也有它的历史特征所形成的不足之处，前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有很多看法。这些看法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只从一些现象的、感性的层次来认识，如有人提出的所谓中国文化的腐朽、缺乏理性精神、权力至上、以情代法、封建伦理浓重……等等，这些看法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属于偏见。更为可笑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如列维－布留尔等，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原始思维”的产生，这些荒谬绝伦的看法就不值不提了。其二，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科学发展迅速，中西比较中以西方文化体系为整体参照，人们对于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精神层次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梁漱溟所作的比较：

 

梁漱溟

（一）        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

（二）        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三）        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1

 

  作者这种比较仍然稍嫌简单，再如当代学术界中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是一种“实践理性”（以后又改为“实用理性”等说法，但仍以前者影响为大），有人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这一概念：

 

李泽厚

在儒家思想中，这种肯定现实生活的世界观所关注的是伦理实践，并与之紧密相联。离开了伦理实践，这种世界观便无意义。不过实用理性并不只是一种伦理实践。它也同思辨的思维模式形式相对照。在这方面，实用理性同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有着某些相似性：实用理性也将有用性悬为真理的标准，认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效果。

不过，实用理性又不能等同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因为它承认、尊重、相信甚至强调去符合一个客观的原则、规则，此一原则、规则或秩序在某种意义乃是独立于人的思维和经验的，这就是天道，或称天命。人道不能同天道分，人道必须遵从天道，天道与人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2

 

  所谓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其实并不是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其思维方式的本质分析，而主要是对于儒家伦理和伦理哲学、道德哲学的一种观念总结，观点与观念都不是思维方式本身，只是思维方式的形式化产物。如同钱币不是财富本身一样，各种钱币如德国马克、美元、英镑、人民币等只是财富的具体存在形式和流通手段。而且实践理性本身就是一个不通的概念，康德用它只是指道德实践，在西方哲学中这个概念也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肯定，更何况把它用于中国道德，就更不适宜。

                                                 方汉文教授

笔者曾经多次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是其思维方式的独特之处，这就是辩证理性特征，辩证理性这个概念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被普遍承认的概念，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之后，这种辩证理性观念在西方已经开始盛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还对它大加伐挞，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其实也在提倡一种“辩证理性”。中国的辩证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支柱，它的天人辩证、人人辩证（即人与他人和社会）、人的自我辩证是其三大表现，其本质是逻辑中的辩证逻辑，即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合一，中国古代易经中的阴阳相生、春秋诸子的“合异同论”就是其早期学说之一。中国文化的优越之处在此，它可以凭借辩证思维克服西方的理性中心，逻各斯中心、自我中心、菲勒斯中心和能指中心，以理性与非理性、自我与他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谐合。但我们也要指出，辩证思维并不是绝对完美的思维方式，它极容易成为一种“融合论”的根据，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融合，如“天人合一”的天人观，其实就是把易经中的法天地思想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辩证观念变形了，绝对的天人合一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消极的天人观，是汉代董仲舒等人的错误观念影响的一种表现。中国经典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明，但是，中国文化是一个系统观念，主要由儒释道等不同文化成分构成。这些成分不是并列的，从历史作用来看，儒家文化居于中心地位。它延续了二千多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持续不断的文化。特别是当代以来的“儒家文化复兴”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也必须看到，中国文明类型中的融合论应当说从我们思维方式中可以找到非必然的联系，我们认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形与神、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混融性，是思维方式的缺陷之一。这对于我们的文化发展有极大影响，我们文化中不能把道德与认识、人情与法律、真与假、真理与必要性甚至包括文字中的书写与意义、能指与所指等进行合理合度的区分，其根源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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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0－111页。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2页。

2李泽厚：《也谈实用理性》，见《李泽厚哲学文存》，安徽文艺版社，1998年版，下卷，第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