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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南京 2009年04月09日 南京大观 王安石(1021—1086年)，宋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生于江西临川，字介甫，号半山，因他曾被封为荆国公，死后谥文公，所以又称王荆公、王文公。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语)，虽然出生在江西，却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度过青春时代，在南京三次任知府、两度守孝、两度辞相后居住，在南京先后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逝世后又葬在南京钟山脚下，他的父母兄弟死后也葬在南京，他在南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和壮丽的诗篇。 王安石十七岁那年，因父亲王益任江宁通判而随迁来南京居住。两年后，即在宝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的父亲因病逝世，葬于中华门外的牛首山。于是，王安石就在南京钟山守孝，锐志读书，“虽寝食，手不释卷”。他读书时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不拘守原有传注，注重学以致用，正如苏轼说的，他是“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的。他还经常进行调查访问，对于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农夫女工，往往无所不问。因此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刻和准确。 通过守孝、读书、实践，他醒悟到少壮时应树立远大志向，要象古代曾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契和后稷那样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 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一举考中进士，名列前茅，从此踏上仕途，就以“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气概，投身于改革。嘉祜四年(1059年)，他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就给宋仁宗赵祯写了一封万字《言事书》，建议朝廷全面改革当时的法度，主张以管好财政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但是得不到宋仁宗和当政大臣们的重视。嘉祜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吴氏逝世，他就趁机辞掉了知制诰(替皇帝起草命令、文告之类的官)职务，回到江宁来守丧。守丧期满后，王安石仍然留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写了《洪范传》等著作，批驳了天人感应的谬论，体现了天变不足畏的思想。 王安石因与韩绛、韩维、吕公著等大族巨室交往，名声始震。公元1067年，宋神宗刚即位，就任命王安石当江宁知府。当时王安石以“疾尚未瘳”为由推辞，向神宗递了《辞知江宁府状》。神宗未允，并“三使往聘”，王安石才于治平四年闰三月出知江宁府，写了《知制诰知江宁府谢上表》，感谢神宗皇帝擢拔。 过了几个月宋神宗又命王安石到开封当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又入朝当参知政事(副宰相)，第二年又升为同平章事(宰相)，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制订了一套新法，以惊人的魄力，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主张国家理财、抑制豪强兼并、崇尚法治，推行了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将兵法等新法，给国家带来了生机。全国农业丰收、欣欣向荣。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第二次担任江宁知府是在熙宁七年。因为司马光等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派内部的分裂，加上宋神宗听信谗言后的动谣，使新法的推行日益受阻。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迫要求辞去宰相等职务，回到江宁府再次担任江宁府尹。他在南京，作为南京人民的父母官，注意关心南京人民的生活。他看到南京贫富悬殊，而玄武湖里有不少土地空着可以耕种，就于熙宁八年向宋神宗奏请将玄武湖泄水改田。宋神宗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第三次任江宁知府是熙宁九年十月。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接到要他第二次拜相的诏命，他立即离开江宁府到开封去就职，目的在于继续更好地推行新法，实现富国强兵。但上任不久，他发现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大大不同了。记得第一次任宰相时，皇帝对他言听计从，正是“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而这次，却是立异之时多，不听不从之时多，根本没有把变法推向前进的劲头，同时保守势力对他竭力反对；变法派内吕惠卿、吕嘉问诸人之间不断地发生争端；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他心爱的儿子王舅病死，王安石更因忧伤而多病。即因“平时肘腋尽去，其子男又死，知道之难行”，所以于1076年10月慨然复求罢相，赵顼终于答应了王安石的请求，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给他一个“判江宁府”的官衔，又让他回到江宁府来了。 他罢相后回到南京来居住，起初还有个“判江宁府”的官衔，但他一直没有到知府衙门去视事，到第二年的六月，他连这个官衔也辞掉了。他在江宁府城东门到钟山的半道上的白塘，为自己建造了住宅，取名“半山园”。辞官以后，王安石在南京做了些什么事呢? 一是继续关心改革的成败。这位为变法而奋斗了多年的政治家，辞相后仍不泯改革之志。新法被保守势力一一废弃，他是很担心的、痛心的。当他闻悉废罢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时，还能强作镇定，而当他知道免役法也要废罢，并且要照变法以前的旧样子复行差役法时，他愕然失声地说：“亦罢至此乎?”停了一会又说：“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因改革措施被废，他忧心忡忡，茫无所措。 二是精心撰写《字说》等书。这是王安石在南京定林寺昭文斋中编写的文字训诂方面的书。他解字的方法主要有形、声、义、位四种，跟现代研究文字学方法相近似。元丰二年，王安石六十岁时，终于写成了《字说》这部书。在书中继续寄托他的改革思想，在字里行间往往“美商鞅之能行仁政”，且为李斯的所作所为进行解释。他写《字说》是非常认真而又十分刻苦的，书桌上往往放着数百枚石莲，嘴里常常咬嚼一枚来帮助思考、提提精神，有时石莲嚼完了，预定的章节还没完稿，就不自觉地咬手指头，至出血也不觉得。 三是漫游、交友。王安石的一生，非常热爱南京。他在南京期间，访遍了南京的山川名胜，古寺名宅，结交了许多高逸之友，其中有著名的书法家米芾、画家李公麟、文学家欧阳修、曾巩、苏东坡，以及蔡天君、叶致远等。他跟苏东坡的交往就更多了。有一次，苏东坡乘船经过金陵，王安石特地骑着驴子，穿着粗布服到江边去迎接。苏东坡也不冠而敬揖，日：“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既而两人说佛吟诗，王安石还邀请苏东坡同游钟山，并各自赋诗纪游。苏东坡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的名句，王安石非常佩服，抚摩着茶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两个人在钟山时，王安石拿得意近作《示蔡氏女子》给苏看，苏东坡说：“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今乃见之。”王安石感动地说：“这倒不是奉承话，我自己感觉也不错，可惜没有为那些凡夫俗子所理解。”可见两个人政见虽不同，但私人感情和诗文之谊还是非常深厚的，这是“文人相亲”的典范。 在定林寺昭文斋中，他结识了李公麟。据说王安石病重时，曾嘱咐李公麟为他画一张大的骑驴图，李熬了整整十个昼夜，终于画出来了，送去的时候，王荆公已逝世，李公麟用两只枯瘦的手拍打着灵柩，失声痛哭，抖抖索索地把那张特大的《王荆公骑驴图》挂在灵柩前面，众人都感动得掩面大哭。 四是歌诗唱彻忧国爱乡情。 “登临目送，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在写了金陵秀丽江山以后，感慨六朝兴亡及其历史教训。据说这是同一时期三十多位词家所填《金陵怀古》中最好的一首，可算是千古绝唱。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思想、才能之高，这首词就象他的为人一样在后人的脑海中久久回荡，时时怀念。 王安石在南京期间，写了许多美丽而深沉的诗篇词章，抒发了他的忧国爱乡情。写钟山的诗尤其多，已发现有近百首。对钟山的景物，描写得细致入微。如《玉涧》诗：“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而《忆蒋山》一诗写得更为出色：“苍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两山间。山高水深鱼鸟乐，车马绝迹人长闲。云埋樵声隔葱蓓，月弄钓影临潺滠。黄尘满眼衣可濯，梦寐惆怅何时还。”他这样观察，这样描写，这样讴歌，是因为深深地爱上了钟山。 元丰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把半山园改作僧寺，并由宋神宗命名为报宁禅寺。王安石把半山园及附近的几百亩田一律割给寺庙所有。他自己在这年秋天，另在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小的独院居住。据父老传说，这个独院就在清朝江宁县治后面惠民药局，大概在今内桥附近。后来由于新法被废罢殆尽，病情加重。他在南京病榻上仍关心国家大事，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宋神宗在病危时读了以后，非常感动，痛苦地说：王安石两擢两罢，仍无怨无恨，病患垂危，尚念陛下之康健和社稷之安危。伟哉，介甫，真是大宋的良相忠臣！元祜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改革家，与世长辞了。 王安石生前热爱南京，南京历代士大夫和广大人民也是热爱王安石、怀念王安石的。不管元韦占时保守派如何贬低他、谩骂他，人们仍然年年上坟、祭祀。《道山清话》说：“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坐于颜、孟之下，十哲之上。”《清波杂志》也说：“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节序亦有往奠者。” 王安石的故居半山园，坐落在现在的海军学院内。198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将该园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能供人参观，对精神文明建设当会大有助益。 《南京大观》 王能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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