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航成功使得元朝统治者对海上漕运更加重视,至元二十年(1283年),朝廷建造漕船2000艘,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加了3000艘,全部投入漕粮运输。海运漕粮的数量逐年增加,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漕粮年运量达到了159万石。
此时忽必烈正一心想入侵日本和占婆(今越南南部),需要大量船只和水手,而且当时元朝的经济力量还无法建造适合大量运输大宗货物的平底船。所以他决定依赖商人和海盗来完成这危险的海上航行。 他把组织人员运粮的任务全权交给朱清和张瑄。两人有选择人员的权力,甚至不经朝廷的批准就可授予官职。13世纪80年代早期,建造一艘排水量在1000料(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的大船的花费,大约是100锭,而1000担米的运费是170锭,利润如此之高,海路商人们当然不会错过时机。因此朱清和张瑄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两人也邀请东南沿海的海盗加入。 这项政策给了商人巨大的利润空间,鼓励商人多方参与,最后粮食运输取得空前成功。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米的数量达360万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287年朱清疏浚娄江(今浏河),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朱张二人和他们手下的船员移居到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琉球、日本、高丽商船也进港贸易,刘家港遂有“六国码头”之称。 盛极而衰 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和高官的默许。朱张二人还可以自己印刷纸币,与官方发行的纸币相比,只是纸张稍黑而已。 两个前海盗做得“尽职尽责”,因此也分享到不少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利润。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可见70%的利润返回朝廷,商人得到另外的30%。 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13世纪80年代,太仓出了100多位高官,12个人官至万户侯,64个千户,还有40个百户,其中大多数是朱张二人的子侄和亲戚。 而朱清本人更是权倾一时,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续资治通鉴·元纪》上说两家“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巨艘大舶交诸番中,车马填塞门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