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天琚 文/图
“绘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表现形式几乎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步的。现代考古发掘的大量实物资料证明：远古时期的原始岩画和石器时代的各种造型艺术如彩陶及其绘画、陶塑和石雕等，均有一定的成就。 伴随着国家文明的兴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美”的意 识形态在不断丰富，表现的具体形式更加多样，从先秦时期的青铜艺术、商周的玉石雕刻、战国的彩漆木雕到寓有兴废之诫的庙堂壁画、帛画、漆画、陶塑等，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几乎无法统计完全的众多画种。 绘画是一种在二维的平面上以手工方式临摹自然的艺术，绘画是模仿场景，在20世纪以前，绘画模仿的越真实，被认为技术越高超。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绘画则开始转向表现画家主观自我的方向了。当画家的一幅绘画作品出现的时候，鉴赏家或许已经说不清作品究竟画的是什么，是要表现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表现，当然，作品已经打上了画家的特殊烙印，人们能说出这幅作品是谁画的——这就是说，每个画家开始发展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同的画家风格不同，当然有不同的价值，至少是美学方面的价值。 我不是画家，只是一个古代陶瓷鉴赏爱好者。陶瓷不仅是“火与泥”的造型艺术，也是不折不扣的绘画艺术。陶瓷的绘画艺术是以陶瓷表面为支撑面，赋予色彩、图形或场景来表现的。 十多年前，胡雁溪先生编著的《明代民窑青花瓷大观》一书给笔者很大的艺术启发，胡先生在《前言》中论述了明代民窑青花瓷画对明清以来中国画的影响，他说：“就连八大的鱼鸟禽兽造型中眼珠子朝天或奇姿怪态等最具个人风格的画法也能从明代民窑青花瓷画中找到蓝本”；“甚至现代中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没骨牡丹、早期的山水作品《小雁塔》也能在明代民窑青花瓷画中溯及其源”。 遗憾地是：多年过去了，中国画家或鉴赏家将陶瓷绘画艺术与传统的纸、帛、绢绘画艺术的比较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在目前的收藏市场上，一件清末陶瓷画面完整的《百子图》瓷罐不足一千元，而如果是一相同尺幅的绘画水平相当的清末纸、帛、绢绘画则至少要数万元。这当然与绘画艺术研究忽视了陶瓷领域有关，同时也说明陶瓷绘画艺术的教育和宣传的不足。（见图一） 目前，仅就笔者所看到的各种资料，在讲到绘画的种类时，往往很少提及陶瓷绘画。 其实，陶瓷绘画从古到今，已经出现了图案画、写意画、刻划画、白描画、工笔画、粉彩画、珐琅彩画、文人画、刻瓷画、水彩画、水墨画、没骨画以及电脑绘画等。按作品描绘对象和题材内容的不同，静物画、人物画、风景画 、宗教画、历史画、风俗画、军事画、肖像画、人体画，无所不备。 早期的马家窑文化陶上的原始绘画技巧虽然幼稚，但先民就已掌握了初步的造型能力，对动物、植物等动静形态亦能抓住主要特征，用以表达他们的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装饰；元青花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纹罐和“鬼谷子下山”图纹罐所表现的绘画艺术感染力丝毫不比其它绘画形式逊色；近代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王步的青花绘画作品，则几乎成为时代的绝唱。 多年来，在陶瓷绘画艺术的鉴赏方面，鉴赏家较多地是侧重于陶瓷的图案、纹饰、场景、人物、故事、情节等具象艺术表现的研究。 陶瓷绘画作为一个捕捉、记录及表现不同创意目的的形式与其它绘画品种是相通的。 近年来在欧美、日韩、台湾等地刮起了“涂鸦文化”的旋风。“涂鸦文化”的突出特点时注重色彩的运用。色彩是绘画的形式因素，是艺术表现的语言之一，且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实际上这种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在中国古代的三彩陶瓷器和建窑、吉州窑以及西坝窑的瓷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建窑、吉州窑和西坝窑瓷器上的所谓银兔毫、蓝兔毫、白兔毫、玳瑁斑、油滴斑、鹧鸪斑、油滴斑、虎皮斑、蟒皮斑酱红色斑、酱黄色斑、不规则花斑等纹饰，不就是古代陶瓷工匠“涂鸦”工艺的结果吗? 这种“涂鸦工艺”达到的艺术高度可不是今天的画家和陶瓷家所能企及的！ 人是自然界中的动物，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界中的，而自然界从来就是多色彩的。人们所见到的任何景物，都具有自身不同的色彩。色彩通过人们的感官，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产生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对此，唐宋时期的陶瓷工匠早已认识，并在其陶瓷制作中体现了出来。 古陶瓷学界有‘北有唐三彩，南有邛三彩“之说，以四川邛窑为代表的“三彩”陶瓷器有瓷胎，也有陶胎，但大多是瓷胎，用铜、铁、锰、钴等色料在釉上和釉下绘画或点染，以高温或低温一次烧成。成品色彩鲜艳，黄、绿、褐、蓝等数种颜色，交相辉映，争奇斗艳。 其特点是：多色料的交错和间错施用，烧制成型后，多色料流窜交融，形成独特的斑驳淋漓的彩色釉面，既有原色、也有复色、还有兼色，斑块、点线交错，色彩艳丽晕散，真是多彩多姿，令人叹为观止！（见图二） 在四川三彩瓷器的发展过程中，至晚唐或五代，四川特别是乐山西坝窑的工匠，借鉴邛窑三彩和乳浊釉工艺，创烧出在黑色釉或酱色釉的基础上、带技巧性地施以含某一种或几种金属元素（如铁、铜、钴、锰、金等）的化合物或混合物质作为着色剂呈色的“天目”瓷器。这种“天目”瓷器，就是工匠在以“涂鸦”式的施釉基础上，通过窑炉焙烧使之产生窑变从而使器物釉面在烧成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多彩图案或纹饰的“大汤氅” 南宋知名学者 程大昌在《演繁录》卷11中谈到南宋中后期皇室和民间的茶道习俗时说：“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氅，色正白”，“禁中大庆贺，则用大镀金氅，以五色韵果簇酊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悅目”(引自《格致镜》卷51)。这则史料表明：南宋中后期，点茶之雅趣已让位于“绣茶”的风俗。 所谓"绣茶"的艺术最初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南词人、文学家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二——进茶》中记载："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其实，与点茶之风是由北宋皇帝兴起、推动一样，在南宋皇室的鼓动下，绣茶之风也很快在民间兴起了。 绣茶在有客来聚之时，就得分茶，所以，绣茶与分茶碗往往连在一起。所谓“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善于分茶之人，常常利用茶碗本身的颜色和纹饰以及茶汤的水脉动态，创造出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这当然就需要有漂亮纹饰和窑变色调的茶碗。毫无疑问，四川乐山西坝窑生产的适应南宋中后期民间茶文化演变需要的这类茶碗是十分丰富多彩的。 那么在南宋中后期人们皇室和民间绣茶和分茶时使用的“大鍍金”或“大汤氅”是什么样的茶具呢？很显然不是色彩单调但奇特异常的“兔毫盏”了。 笔者考证的结果是：“大汤氅”这种茶碗中的纹饰色彩远比“兔毫”纹饰色彩更丰富多变，其特点就是“氅”形“氅”色。 所谓“氅”字， 康熙字典《辰集下》《毛字部》是这样解释的：“《唐韻》《正韻》昌兩切《集韻》《韻會》齒兩切，??音敞。氅鶖，鳥羽也。或从鳥作鷩。 又析羽爲裘衣之屬。《世說》王恭著鶴氅。”——这就是说，在古代“氅”是指一种类似鹤一样的水鸟的羽毛或鹙鸟的羽毛。在带有“氅”字的词中，有白氅 、 雪氅 、 黄氅、鹤氅和凤氅、旗氅等词汇，这表明“氅”的颜色有白的、灰的、蓝的、黄的……；“氅”的形态是飘逸而富有动感的。南朝宋政权时期的小说家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这意味着“大鍍金”或“大汤氅”——这类茶具的纹饰主要是“像鹤的水鸟的羽毛或鹙鸟的羽毛”一样飘逸、艳丽。设想，一只装饰着绚烂多姿的水鸟羽毛的深腹碗的一半，不正像一件“鹤氅裘”吗？（见图三） 据古籍记载，皇宫用的是镀金汤氅，上流社会贵族阶层用的是铜氅，苏轼则在《从驾景灵宫》中云：“病贫赐茗浮铜叶”，“铜叶”就是“铜叶汤氅”。黄庭坚《以小团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诗中有“赤铜茗椀雨斑斑，银粟翻光解破颜”一句。有人将镀金汤氅和铜叶汤氅理解为用金或铜这两种金属材料做成的汤氅——这是望文生义的错误。古文中“汤”者指“热水”。试想，直接用金属做茶碗或茶杯，盛满滚烫的茶水，人们怎么能轻松地拿起碗杯来直接饮用呢？金属导热性特强，烫热了的金属接触嘴唇，人受得了吗？根据考古发掘的出土物判断，顶多是在有芒口的瓷器茶碗或茶杯的口沿上镶嵌上黄金、白银或红铜的薄片装饰罢了。此外，根据古籍上常有以金属之色来形容物象的修饰方法，如，“金”或“银“可作形容词“金色”或”银色“用，如金蝉脱壳、火树银花；同理，苏轼诗中所言“铜叶”和黄庭坚诗中所言“赤铜”也有可能是指”汤氅“的颜色——黄褐色。 综合以上考证、分析，笔者以为：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特别是四川籍诗人或长期寓居四川的著名诗人在其吟茶诗中提到的“大汤氅”，应该是对西坝窑装饰着绚烂多姿的水鸟羽毛的深腹茶碗或茶杯的真实写照。 自古以来爱瓷者无不喜爱窑变釉瓷器。所谓窑变釉瓷器是指器物在烧成过程中釉面出现意想不到的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多彩瓷器。西霸窑瓷器中的“大汤氅” ，色彩丰富多变，斑驳陆离，形态万千，美不胜收：或如大海怒涛，或如火树银花，或如瀑布流水，或如孔雀开屏，或如雄师猛兽，或如云龙翻腾，或如阳光四射，或如宇宙苍穹等等、等等，观止赏之，让人赞叹不已！其中，形如雄师猛兽野人的纹饰只在西坝窑碗盘上有所发现，是巧夺天工、自然生成还是工匠独创的“涂鸦”技艺，似乎还不能过早做出结论。(见图四) 这里，仅将笔者从宋代西坝窑瓷器上所剪裁出来的画面奉献给美术工作者，希望在引发对古代陶瓷“涂鸦”与“窑变”艺术的兴趣的同时，能唤起对其进行美学研究的欲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