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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 “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的”。 ——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王家新 一 “一个伟大的诗的年代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翻译的年代”，诗人庞德曾如是说。回想新世纪开始的这十年，在文学翻译方面，虽然还不能说它有多么“伟大”，但它仍不时地给我们带来发现的喜悦，它所译介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扩展和刷新了我们的视野，也在暗中作用着这些年来的思想氛围、文学趣味和写作趋向。可以说，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整体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便想起了作家出版社2004年前后出版的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船夫日记》等作品，虽然这样的作家由于其“孤绝”和“艰涩”不可能在一般读者中走红，但他对一些中国作家、诗人和知识分子的深度震动，仍是不可估量的。读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作品，我就有一种犹如创伤复发、无法从疼痛中恢复过来的感觉。我震慑于其中那种难以形容的力量。我知道在接触它们的一刹那，它已在我这里留下了永远的刻痕。 而大前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尼亚/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也以其惊人的、毫不妥协的思想勇气和精灵般的艺术感受力使我们刮目相看。诺奖颁发理由说她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被剥夺者的境况”，但我想她对我们的“刺激”，可能比这还要辛辣、深刻。不管怎么说，如果和这样的作家相比，我相信人们就会意识到在我们这里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以上想到的这两位获诺奖作家，我们要感谢中国翻译出版界所做的努力，这十年来的诺奖得主，从2001年的奈保尔，到接下来的凯尔泰斯、库切、耶利内克、品特、帕慕克、莱辛、克莱齐奥、米勒、略萨，一直到2011年的特朗斯特罗姆，对他们的大力译介，不仅不断构成了这些年来翻译出版的热点，及时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也的确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除了对诺奖和国外其他重要文学奖的特殊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还有着它值得留意的新的关注点和亮点。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以译介西方经典作品和欧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为重心和时尚，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转向了对当代外国文学尤其是带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学的关注，比如说对罗思、卡佛、奥兹、村上春树、巴恩斯等作家的译介，英国当代作家巴恩斯在获得布克奖之前，他的“后现代”小说《福楼拜的鹦鹉》已被翻译了过来，该作品以小说的形式为福楼拜“立传”，但又完全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模式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文本形式上表现出很大胆、新颖的实验性；还有英国当代天才的女剧作家莎拉·凯恩，她的剧作在她自杀后不久很快在中国被全部翻译出版。凯恩的剧作的确有点让人“目瞪口呆”，它那发自“地狱”的尖叫令人颤栗，但它同时也是诗，是生命和艺术的绝响，我相信它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发现的惊异”。 同时，在“多元文化”的视野和需求下，近十多年来的翻译和出版也更多地转向了对非西方国家、或者说对处于文化冲突、交汇地带的作家和诗人的关注，比如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他获诺奖之前，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已被翻译和出版；我想，帕慕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再比如叙尼亚—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他的诗集前几年在中国出版后也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被视为阿拉伯诗歌的代表，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能够满足人们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期盼。 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年来对东欧文学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这当然和中国作家、知识界特有的关注和兴趣有关——出于多种原因，对于东欧文学，我们总是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除了以上已提及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来自罗马尼亚的女作家米勒，对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克里玛、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波兰作家舒尔茨的译介也令人兴奋，尤其是对早年死于纳粹枪杀的波兰犹太裔作家舒尔茨的“发现”，让许多中国作家“相见恨晚”。的确，舒尔茨不同寻常，余华在给《鳄鱼街》中译本作序时就盛赞舒尔茨的那些描写，如“这些阁楼如同密布着肋骨似的椽子、屋梁和桁梁的漆黑的大教堂，椽梁就像冬天的阵风用来呼吸的黑黢黢的肺。随着寒冷和无聊袭来，日子开始变得更加坚硬，像陈年的面包。”我想，这样的作家如果早20年译介过来，他对一些中国作家的影响，很可能就不亚于米兰·昆德拉。 诗歌翻译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新世纪以来，除了对里尔克、曼杰什坦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奥登、斯蒂文斯、米沃什、布罗茨基、巴列霍、希尼、拉金、卡瓦菲斯、特朗斯特罗姆、夏尔、博纳富瓦等一些大诗人或“经典”诗人的持续翻译外，对英、德、法、西、日等语种及一些“小语种”当代诗歌的译介，以及对以色列诗人阿米亥、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等人的译介，等等，都给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更多的参照和资源。这里我仍想回到东欧上来，继对米沃什等诗人的集中译介之后，近些年来对波兰诗人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扎加耶夫斯基、立陶宛诗人温茨洛瓦、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罗马尼亚众多当代诗人的译介，也进一步推动和加深了人们对东欧诗歌的兴趣。扎加耶夫斯基为米沃什之后又一杰出的波兰诗人，他的诗除了具有东欧诗歌特有的精神品格和道德力量外，似乎也更令人亲切，一位评论家曾这样赞誉：“他将世界看作一个流亡的地方，也看到它奇异的美……我喜爱他诗里人性的感觉和优美的音符，像谈论神秘之物那样谈论新洗的亚麻布或新鲜的草莓”。我想，这也正是他受到很多中国诗人喜爱的原因。 策兰近十多年来则在中国受到特别的关注，成为继里尔克之后在中国产生广泛、重要影响的德语诗人。策兰的诗，不仅见证了犹太民族的苦难，体现了时代的冲突和“内在的绞痛”，他在诗歌语言上所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努力，我相信也给许多中国诗人带来了深度的震动和启示。这一切，借用策兰自己的一句诗，已成为“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除了小说、诗歌和戏剧，国外一些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家的随笔，也受到了注重，比如这些年来对桑塔格、库切、凯尔泰斯、米沃什、布罗茨基、卡内蒂、萨义德、德里达、德勒兹、阿甘本、巴迪欧等人的随笔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在这些作家、思想家那里，随笔的写作成为他们对时代、对文学问题讲话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们不仅为人们提供思想和精神的资源，也在改变着传统文类写作的界线。这就是它们的意义所在。 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其对不同国家和语种、不同作家和文类的译介，大都具有一种相近的取向，那就是它们的“当代性”。当“当下的脉搏”在其中跳动，这样的“翻译文学”同我们的创作一起，确定了一种“当下”、一种精神的在场、一个思想和呼吸的场域。我想，也只有通过翻译让“他者”来到我们中间思考，通过翻译把他们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们才有可能“对我们讲话”，同时，翻译才有可能实现其自身的使命。 在赫塔·米勒为其作品的出版“写给中国读者”的话中,也正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她对她的作品“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出版”感到一种“荣幸”，然后她接着这样说：“我相信很多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体验，会丰富他们的当下生活，甚至会使他们对人性的省察与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具有了‘另一种技巧’。但我宁肯你们把我视为您身旁的一位普通写作者，你们都可能是我诸多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似的姿势坠落”。 的确，这就是由翻译所能达成的人类的精神沟通。而这种沟通，不仅会昭示我们对现实和人性进行省察的“另一种技巧”，会将我们纳入到一种“命运共同体”中，也必然会促进当今文学的“血液循环”，这就像多多在谈到翻译时所说的那样，诗人不仅感谢“这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并且深信“在击中处，此力也能从我们传递回去”。(多多：《2010年纽斯塔特文学奖受奖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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