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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他就一直这样疲倦而又不倦地走在通向诗的路上。我最早读到他的翻译过来的诗，是他和北岛合译的《新离骚》、《中国晚餐》等，并立刻受到吸引；去年，又读到他签名送我的《顾彬诗选》（莫光华 贺骥 林克 译，四川文艺出版社），这是他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我有了更多的发现的喜悦，“二十四曾是件衣裳/里面光亮/外面夜” ，作为一个熟悉的老朋友，他多少让我也感到有点惊异了。 现在，我又很高兴地读到张依苹女士翻译的他的一本新诗集《白女神，黑女神》。我不仅佩服于他的多产，更惊叹于他那活生生的灵感和变幻莫测的语言能力： 山上的太阳太强， 当然，全面评价顾彬的诗歌不是我所能做的事。我在这里只谈感触最深的几点。首先我要说的是，顾彬先生有一颗极其敏感的诗心。读他的诗，我不断惊异的就是这一点，就因为其中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现在我们走向无尽的蓝/且学习，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 Yale》），据说这是他在美国的经验（而欧洲人大都是坐着享受他们的咖啡的）。几年前在纽约，看到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们手中握着一纸杯咖啡，我也曾很好奇，但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写入诗中呢？——这就是我自己的迟钝了。 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顾彬总是随身带一个小本子，并随时在上面记下一些什么（也许，缪斯就在那一刻光临）。我还想起了他随身背的那种年轻人才背的背包。这么一位著名学者、教授背这种背包，似乎和其身份不协调，但这就是顾彬。出席学术会议他会坚持穿上西装。背上这种背包，他就是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发现者和诗人了。他把它变成了一个诗的行囊。 回到上面的诗“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我不禁要问：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杯子？是诗人带着它出去散步？还是它带着一个诗人出去散步？ 读顾彬的诗，让我深感兴趣的，还在于他那特殊的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我想，这不仅是诗意上的，还是语言文化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汉学家，同时作为一个诗人，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我们喜欢冰水，/不喜欢热汤，/我们喜欢明亮鱼缸，/不喜欢黑锅” ，一顿中国晚餐，竟让他产生了如此奇妙的灵感！而一句中国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一些中国语境中的词汇如“表扬”之类，也被他别具匠心地引入了诗中。这种挪用、改写和“陌生化”手法，已成为他诗中惯用的语言策略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策兰所说的“我从两个杯子喝酒”（“Ich trink Wein aus zwei Glaesern”），顾彬也恰好是这样的诗人。在作为译者时，他是一位诗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翻译的中国诗会获得成功）；在作为诗人时，他同时又是一位译者——这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从葡萄酒杯喝出杜松子酒” （《 Yale》）。我甚至猜想在他那里也潜在着某种“双语写作”，当然，他写的是德语，但显然，他运用了汉语的词汇、语法和意象重新改写了他的德语。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体现了某种“视野融合”（中西视野之融合）。这里举个例子，如《白女神，黑女神》中的“山上的太阳太强，/飞龙捉不着她”，这首译作是他和张依苹女士合作的产物，把诗中的蜻蜓(dragonfly) 译为“飞龙”，我猜这可能首先出自张依苹女士的创意（正如她执意地把“Apropos Rosen” 译为“终究玫瑰”一样），但我想——据我对顾彬的了解，这也正合他那要重新“发明”德语的企图！借助于中国神话，蜻蜓变成了飞龙，并为这首诗陡然带来了一种语言的神力。这样的再度创作，为原作增辉 。 一位德国评论家曾称顾彬为“伟大的中介者” （见《顾彬诗选》约阿希姆·萨托里乌斯之序）。我想，这不仅指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他的创作，同样处在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汇处。“诗人作为译者”，这就是他所属的诗人类型。他不仅从他自己的生活中，还要从不同的语言文化中来译解诗歌这种“未知语言”。他全部的创作，就朝向了这种他在一篇文章中所提示的“世界诗歌”。 当然，这是一个大胆的、也会引起争论的设想。但不管怎么说，这不仅出自一位汉学家诗人的一己努力，它提示着当今这个时代某种诗歌的趋向——也许，“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那句诗，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读解？ 重要的是，他已写出了这样的作品。他这些在跨越边界的途中写下的诗，本身就提示着“世界诗歌”的可能。而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这要从内里来看，“山上的太阳太强，/飞龙捉不着她”，很中国，但又很德国——在德语中，“太阳”这个词为阴性词，飞龙捉不着“她”！这样的诗，本身就融合了多种语言文化元素。正是它所产生的内在张力，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诗歌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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