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忠义：王国维的历史地理研究

王国维(1877—1927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文化巨人和国学大师，他在美学、诗词学、戏曲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敦煌学、中国上古史、辽金元史地和历史地理等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史学研究成就尤大。郭沫若称他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

一、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

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继续从事古代史及古文字研究。1919年研究敦煌写本及西北史地。1921年集辛亥后历年研究成果，汇为《观堂集林》20卷出版，在学术界获得了崇高声誉。在《观堂集林·史林》各卷中，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篇章。举其要者，有《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秦都邑考》、《秦郡考》等。《太史公行年考》虽为年谱性质的文章，重在考证太史公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及生平史事，但对他的旅游路线却作了前无古人的考察。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他通过周密的考察，证明了《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正确，并因《正义》“仅举其三”而将其所缺的五迁补足。这八迁是：“契本帝喾之子，实本居毫，今居于蕃是一迁也”。“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砥石迁商，是三迁也”。“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商侯迁于殷，是六迁也”。“殷侯复归于商邱，是七迁也”。“至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则为八迁”。“汤至盘庚五迁，书序纪其四，而前之八迁，古未有说。”能将古未有说的八迁补足，说明王氏这项历史地理考证的深厚功力及巨大成就。

《秦郡考》是又一项开拓性的研究。自古言秦郡者分为二说：一以为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一以为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数，而后此所置者不与焉。前说始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后说始于裴驷《史记集解》，而成于《晋书·地理志》”。钱大昕用班说，姚鼐主裴说。二者争而不决久矣。王国维采用以《史记》证《史记》的办法，将散见于《史记》各篇中有关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置郡的记载，一一析出，共得“二十有七”。又于《汉书·地理志》中求之：邯郸、钜鹿二郡，当为十九年灭赵后所置。砀郡当为二十二年灭魏后所置，长沙、九江、泗水、薛郡当为二十三年灭楚后所置。齐郡、琅邪当为二十六年春灭齐后所置。加上《史记》中之二十七郡，共为三十六郡。这三十六郡应当是始皇二十六年所设的三十六郡。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设置九原郡，秦末设置陈郡、东海郡，这样于二十六年后又在《史记》中得六郡，加前三十六郡为四十郡。这是否就是秦一代所置之全部郡数呢?王氏认为：“然以当时之建置言之，则余未敢信也”。为什么呢?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夫齐地之大，以视韩、魏，固将倍之，且负海饶富，非楚赵边地之比也。今举全齐之地仅置二郡，其不可解一也。燕之五郡皆缘边郡，而无腹郡。自蓟以南，古称天府之地，今虚不置郡，其不可解二也”。他求之《汉书》，“得汉初之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而临淄原为齐郡之本名，实为一地，加上琅邪，共得七郡。又《水经注．漯水注》言：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全祖望《汉志稽疑》力主此说。这样燕齐之地又增六郡，加四十二郡，共得四十八郡。秦以水德，故数以六为纪。四十八适为六的八倍。”上面论述，论据确凿，资料充分，不仅纠正了《汉志》中的舛误，而且提出了新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在《太史公行年考》中，他根据《史记》各篇中提供的线索，剔除有年可考者，依先后顺序，组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旅游路线。即：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屈原贾生列传)——浮于沅湘(自序)——窥九疑(自序)——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列传)。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二、考证西北历史地理

在辽金元史研究中，均涉及大量历史地理考证问题。而专题性论文就有《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金界壕考》、《西域井渠考》等多篇。《流沙坠简》及封泥的研究，更解决了史学界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地理问题。如西辽都城，地名混乱，地址失考。他从大量史籍中考得虎思斡耳朵，就是《元史》中的八里沙，西域人称为八喇沙衮矿从地理上证之，八喇沙衮就是热海以西碎叶城以东四十里之裴罗将军城。《西域井渠考》是为了驳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谓井渠法传自波斯的说法。王氏引《史记·河渠书》记载：“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又《大宛列传》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证明：“穿井为秦人所教，西域本无此法，及汉通西域，故为井渠法施之塞下。”后来伯希和不得不接受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国传人的观点。

流沙坠简及封泥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历史地理及其它问题。如汉代玉门关的位置，向有敦煌以东和敦煌以西等不同说法。王氏从汉简出土的地址，及汉简上书“玉门都尉”字样，考证出汉代玉门关址当在东经93°54’北纬40°22’即今敦煌县城西北70公里的小方盘城址。当时玉门县城在敦煌以东，而玉门关址却在敦煌以西。后人不加详考，遂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封泥的研究更显示出王氏深邃的史学眼光和周密的思考判断。他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指出：“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近二百年来，金石之出，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已不足以该之矣。”罗振玉在刊印敦煌古佚书及洹阴甲骨文字之后，复拓古封泥付印，共得四百余种。王氏认为“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淄、济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均足补《汉志》之阙者也。此外县邑封泥如卢邱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后二志，均无此县。此关于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日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日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二十有八，惟载国大行一封泥乃称国耳，此关于地理之称号者二也。又县邑之名往往歧误，如齐悼惠王子罢军所封侯国，史汉均作管，今封泥有菅侯相印，则管侯乃菅侯之讹。

齐哀王舅驷钧所封国，《史记·孝文纪》作清郭，《汉书·文帝纪》作靖郭，今封泥有靖郭邑丞，则知前名皆靖郭之讹。余如临淄之为临甾，剧之为励，莱芜之为来无，不其之为弗其，临辕之为临袁，均字有通假，形有增损，非有实物，孰能知之?此关于地理者三也。至于二书违异，无所适从，如汉表液夷侯周舍，史表作郊，郁根侯骄，史表郁根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及郁狼乡印，则史是而汉非也。济南蓍县，前后二志均作著字，书作蓍字，今封泥有蓍丞之印，则韦(昭)是而颜(师古)非也。此关于地理者四也。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又如对罗布淖尔涸泽北之古城的考证。德人喀尔亨利及孔拉第，以及法国汉学家沙畹，均定此城为古楼兰之虚。而王氏则根据简牍认为此地决菲古楼兰。他详考地理，认为楼兰当在罗布淖尔之西北隅，此城则在淖尔东北隅。王氏又据日人桔瑞超所得李柏二书，考证出这座古城的名字，“此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足见王氏考证之缜密。

三、校注古代游记行记

经王国维较录的古行记共有四种。一为《杜环经行纪》，据杜佑《通典》移录，而校以《太平寰宇纪》。二为《王延德使高昌记》，据《宋史．外国传》移录，而校以《挥麈录》。三为《刘祁北使记》，据钱罄室手写本《游志续编》移录，无他本可校。四为《刘郁西使记》，从明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玉堂佳话》二移录，而校以四库本。原欲各为笺注，曾于书眉略加考证，而卒未成书。王氏卒后，罗振玉命其子罗福葆将四稿合为一卷，名日《古行记校录》，收入《王国维遗书》外编。四书对西亚、北非、中亚、漠北之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多有记述，均作者所亲历、足补古史中西北史地及域外记载之不足。

游记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校注。王氏在书前写有跋语，并略论作者李志常的事迹。书后附录，收入成吉思汗的诏书，圣旨、请疏和对长春侍行十八位门人的考证。附以特旨从师护持宣差便宜使刘仲禄及其随从。另外钱大听从苏州玄妙观《道藏》钞录本书情况，徐松跋语，程同文的考释，董佑诚对游记中日食事的研究等亦收入附录。王氏认为此书虽经过众人的努力，由丙库(子部)附庸，成为乙部(史部)之要籍，并经杨氏刊人《连筠籍丛书》。光绪中叶吴县洪文卿(钧)侍郎创为之注，嘉兴沈乙庵(曾植)先生亦有笺记，然均未刊布。遂于乙丑年夏开始将注疏记于书眉，积一年之力，成校注若干条，分段注于正文之下，注文字数更多于原文。据初步统计，卷上注文约二倍于原文，卷下注文约当原文三分之二。考释的重点在地理、人物、典制等项，引证了大量古籍，或考证、或疏释、或纠误，原原本本，条分缕析，从而使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为一部可读之书。现引几处地理校注，以见一斑。如：三月五日起之东北..又二十余日，方见一沙河，西北流人陆局河。校注日：《辽史》作陆局河，《金史》作龙驹河，或作龙居河，《元史》作胪胸河，或怯绿连河，《湛然居士集》作闾居河；《张耀卿行记》云：北语云翕陆连，汉言驴驹河也。《金史·地理志》龙驹河，国言宫日喝必刺，必刺之言水也，喝即翕陆连之略。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校注日：《金史·地理志·西北地理附录》作阿力麻里；《西游录》“出阴山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为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案此城在伊犁河东，以地望度之，当即《唐书·地理志》注之弓月城。鳖思马大城。校注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理附录》有别失八里。《西游录》金山南有回鹘城日别石把；《双溪醉隐集》五庭州诗注：庭州北庭都护府也。后汉车师后王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今即其俗谓之伯什巴里，盖突厥语也。伯什华言五也，巴里华言城也。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北庭者今别失八城，此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别石把、伯什巴里异译。

四、治学方法的特点

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整体把握、微观入手。王国维研究的问题，初看多是一些零星孤立的小问题。但却往往是有关大问题的难点与关键。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他写过《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等；在古器物方面，他考释过散氏盘、庚赢卣、邾公钟、秦公敦、新莽嘉量、历代尺度，秦莽隋代虎符等等；在古文字方面，他研究过殷虚甲骨，齐鲁封泥，流沙坠简，敦煌经卷，每项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使他能通过第一手史料，发掘出这些史料所蕴含的深层次问题，进而建立了殷商世系，论述了殷商制度，考证了古代历史地理，做到了正沿袭之误，决千载之疑。第二，学贯中西，融会贯通。他坚持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中西二学，互相推助，兼收并蓄。由此他十分重视与国外汉学家的交往与交流，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他治学以求真务实为准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从不轻下断语。他的治学的过程，正如吴其昌所论：“王君(指王念孙)之治学目的在通经，故从群经以发轫；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从古文字发轫；其以《说文》为证合之关键则一也。故先生之学，其目的则在古史；其根据则在小学。

其于小学也，其关键则在《说文》；其根据则在古文字。此数言可蔽也。”正因为王国维有这样深厚的学术功底，所以才能在正确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得出正确的可信的结论。就文字学而言，他精通英、日等国文字，还深入研究过甲骨文、金文及各种古文字。他对古代典籍十分熟悉，能够随时证以各种史籍，汇集各类史事，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他不仅能通过纸面的各种史籍考察历史，还能运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去证实历史。“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就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和作出的巨大贡献。第三，阙疑存疑，求真求证。王国维的阙疑精神，在考据中表现及尤为突出。他说：“余案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而言。至于他学无在而不可用此法。”有疑问才能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再能解决问题。根据充分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才能准确可信。“如无他证，殆阙之可耳”。第四，继承传统，开拓新学。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深受清代学术传统与清末西方思潮的影响。罗振玉在《观堂集林》“序言”中，认为王氏治学，有类歙县程易畴(瑶田)和吴县吴意斋(大徵)，十分重视目验。但“规杌大于程君，精博过于吴君，海内之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返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蒋汝藻在“序”中说：近世诸家著述不为不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这些新史料，如殷虚甲骨文字，流沙汉晋简牍，郭煌古代遗书，巴蜀齐鲁封泥，古代外族文献等，到了王国维手中，都化成了证史考史的文证物证，被发展成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的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