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唐时期的导引有几个特点：一是在医疗上被广泛应用，许多医学名著都有关于导引的记载；二是传统内丹术开始兴起；三是导引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隋唐时代包括导引在内的按摩疗法，颇受重视，在太医署内设有按摩科。综合《新唐书》、《唐六典》等有关著作的记载，当时的按摩科可能包括现在的推拿、导引、骨科3个科，是一个综合性的临床科室。隋唐时期的三大古典医著《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都是与导引关系密切的中医文献。 隋朝太医令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成书于隋大业6年（公元610年），为一部中医病因病机专著，其五卷，67门，1739论，详论了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是《伤寒杂病论》以后最重要的医学著作之一。书中详论了各科众多疾病的病因病机，但治疗却未涉及一方一药，只列出了导引疗法。该书辑录了现已佚的“养生方导引法”或“养生法”289条，删去76条重复者，共计213种导引法，用以治疗110种病候。多数病候，一候有多种导引法，最多的可达十几种功法，体现了中医导引学辨证施功的重要特点。书中介绍的导引法三调具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调身内容几乎贯串于所有导引法中，姿势多样，坐卧立行，各有多种变化。调息内容亦丰，除一般呼吸外，闭气不息运用较多，还有数息法、发声呼吸法等。调心有“瞑心”、“静心”等入静法；以意导气，从某部位入到某部位出的意念活动较多；意守、存想等法也常用，如多处提及“内视丹田”、“存心念五脏”、“思心气上下四布”等。独以导引疗法治各科疾病，在目前发现的中医古籍中独一无二，故巢氏《诸病源候论》不仅是病因病机分类的专著，也是医家导引的临床专著，在医学导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地位。 孙思邈是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和道教学者，也是一位造诣极高的导引学家。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总结了汉至唐的医学成就，凡诊治诀、针灸之法、导引、按摩、养生之术无不周悉。孙氏认为修身养生首在养性，注重道德修养。他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第二》中，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练功先修德，孙氏堪称典范。在导引功法上，孙氏除录引《诸病源候论》外，还记载了以“调气”、“闭气法”为主的静功及“调心”为主的“禅观”法静功，动功则有“天竺按摩法”、“老子按摩法”等，并将较高的“胎息”境界修持称为“和神导气之道”，且作了详细说明。 内丹是相对外丹而言的。“气能存内，内丹也；药能固形，外丹也”（《通幽诀》。）由于历代不少皇帝与大臣皆因服食丹药（外丹）中毒而死，所以人们开始希望以自己的内练来取得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效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内丹术在前人摸索实践的基础上，于隋唐时期开始兴起。早期的内丹术方法比较简单，是在胎息的基础上，加以意念引导。唐末五代出现了一批内丹术的先驱者，如钟离权、吕岩等，为后世称之为钟吕派，其著作《钟吕传道集》、《灵宝毕法》等对后世影响颇大。 《太清中黄真经》、《太清调气经》、《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等一批以强调内练为主，注重呼吸锻炼的导引专著，不但提出了许多呼吸锻炼方法，而且也已出现了内气外放的“布气诀”。“气功”一词于这些书籍中有所使用。导引的常用术语“入静”一词唐代也有使用，如《灵飨词序》“修炼之士，当须入静三关，淘练神气，补续年命。” 佛教天台宗创始人，隋朝智顗和尚的《童蒙止观》一书对导引理论体系影响很大，如今所说的练功三调——调心、调息、调身的主要内容，源于该书的调五和——调饮食、调睡眠、调息、调身、调心。智顗还将练功中出现的正常反应归纳为八触，即痛、痒、冷、暖、轻、重、涩、滑等，这些对自身练功体验的准确描述，有助于认识和界定练功境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