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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北京房山云居寺出现了一个刻经的群体，代表人物是静琬。 刻经，就是将佛经一字字一页页刻于石版上，存放于山洞中。静琬大师选房山建了云居寺，三十年里刻了20部经书。静琬圆寂后，他的门徒玄导、僧仪、玄法、通理等人刻石不辍，一直到清康熙年间，历经七个朝代一千余年，雕刻了石版14278块，佛经1122部，完成了一件浩大的文化工程，其用时之长，用力之巨，令人惊叹。 刻经的起因是佛教的劫难，南北朝时有过两次“灭佛”运动，其时寺庙被私占，僧徒被还俗，佛像被砸毁，经书也被烧成了灰烬。静琬大师因此发下宏愿，以石刻经，倘再遇劫难，就以石经拓印传世，还留下遗言，石经没有刻完，圆寂后不准掩埋他的遗骨。静琬于唐贞观十三年圆寂，直到辽大安十年，石经刻到一万余块时，弟子以为可以告慰祖师，才修建了墓塔，将其遗骨安放塔内，那时距大师圆寂，已过去了460年。 云居寺后来也遭劫，是来自外族的侵略。1942年，日军将云居寺炸成了一片废墟，废墟上只剩有辽代北塔和静琬墓塔。 1971年，我在房山当兵，营房紧邻着云居寺，出操时就在云居寺废墟前列队。但当时年轻，又是那个年代，所以不知历史，不知静琬，也不知佛祖。 退休后回故地，游览重修的云居寺，才知静琬大师开创的刻经事业，不只是刻有石经，还刻有木经七万多块，纸经两万余卷。也才知这个刻经群体，是以云居寺僧人为主，同时还有其它寺庙的僧人及历代的文武官员，总数超过了6000人。其中甚至有外国人，元至正年间，一个叫慧月的韩国和尚云游至云居寺，了解了静琬的刻经意图，便留了下来，四处募化钱财，补刻损坏的经版。 云居寺历代所刻石经，存放于旁边白带山上的洞穴中，洞穴共九个，有八个密封，只有一个雷音洞是开放的。当兵那几年，我曾多次去过雷音洞，见洞内的石板有的已经破裂，有的被人刻下“到此一游”的字样。 1981年，雷音洞发掘出两颗佛祖肉身舍利，据说是当年隋炀帝作为刻经的褒奖，赐予静琬的。佛舍利是佛祖火化后剩余的固体。近日见有文章说，佛祖是中国神农的后裔，释迦牟尼家族来自青藏高原，再早则是中原南迁的先民。这说法虽然听着不错，却也不敢立刻就相信的。 其实佛祖的种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几番周折，已经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了，陈寅恪说，“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到今天，神州大地上经卷之繁，寺庙之多，香火之盛，说佛教是中国第一宗教也不为过，若论佛教信徒的虔诚和坚韧，更是足以震古烁今了，就如云居寺的刻经人，在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驱使下，靠一个真诚的信仰，便日复一日，千年做一事，建成了永久性的佛经“图书馆”。 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在道教，但道教留下的典籍实在太少。《永乐大典》记载了明代以前所有的道教经典，但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纵火，《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痛惜之余只能说一句：道教没有静琬，没有石经啊！ 佛教因为有这些丰富的典籍，也才有了现代佛学研究的成就。我认识佛教，就是从读现代佛教哲学著作开始的。我们50后这一代人，对好东西总是习惯叫一声相见恨晚。退休之前，我对佛学既不知也不理，退休后偶然读到方立天教授《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先是喜欢书中语言的平实冷静，后又渐渐沉进了内容，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逐章节做了笔录，算是对佛学开始有了一点感觉。方立天被誉为中国佛学泰斗，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佛学这个冷门，到去世的那一刻，五十三年来从未停止过佛学研究，十年动乱中革了文化的命，他仍然天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做研究，与云居寺的静婉一样，也是一个有大精神有大毅力的人。 静琬当年刻经，希望佛学精神长存，烛照后世，令人欣慰的是，1987年，云居寺在日军轰炸后的废墟上建成了石经博物馆，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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