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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以来嘉兴的商风与习俗
宋代以来江南经济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到了明代中后期嘉兴一带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盛是明清嘉兴经济的一大特点。这时，嘉兴东门甪里街成为著名的商业大街，其热闹拥挤的程度，人们用“肩相摩而趾相错”来形容。此外还出现如王江泾、王店、濮院、魏塘、乌青等工商业市镇，也涌现不少专事经商的商人。现据《檇李丛书》、《古禾杂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科类纂》略举若干有代表性的事例。 “孙鄘，秀水人，业商。永乐中往南阳行次襄阳江口登岸”。商人孙鄘在明代永乐年间至河南南阳经商。另外居住在王江镇南小港去处的瞿溪吾“一向贩绸走汴梁生理”，贩绸到河南开封。 “沈兴，海盐人，家世豪富。正统七年九月诣阙漆一万筋。礼部请给半值，上沼曰：小民不远数千里效勤，宜照时价给之，不可更减。”沈兴为朝廷进漆一万斤，可谓了不起的大商人了。 当然也有经商海外的。“赖五，嘉兴人，不知其名，市中贩儿也”，只是名不为人知的小商贩。他在一次赌博中被官府抓获，后逃脱不知去向。“后五年有邑人私人海为贾，至红毛国。”当时中国人称荷兰人为红毛，红毛国即是荷兰的殖民地，可能是南洋群岛的爪哇。“其国王召见，问其乡里，云浙江嘉兴人。王语侍臣，趋召贵人。良久，贵人至，王志语略不可晓。有顷贵人下殿，谓之曰，王以我与公有香火情，故特令相见，公亦识我乎?邑人谛视之未遽言。贵人曰，我博徒赖五郎也，今为海外贵婿，不得复还乡矣。邑人唯唯，王为置酒道款。”讲的是嘉兴商人在红毛国王宫里遇到同乡的故事。
无独有偶，我们在《温陵陈氏分支海盐宗谱》里，发现海盐陈姓与荷属爪哇做生意的事例。温陵陈氏最初居住福建沿海，为泉州望族，因清康熙帝海禁，迁入海盐。其始迁祖玉升公与到了爪哇的长兄，联手做起外洋贸易了。
也有与日本通商的。据石门县志记载，在明代，石门庙弄人叶麻，是丝商，“往海岛与倭为市。”至于嘉靖年间倭寇人侵中，不少中国商人，由于不满朝廷不许商人出海的禁令，勾结倭寇作乱，为数更不在少数。
在阵阵商风的浸淫下，嘉兴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积极的方面，改变了人们封闭保守的意识。清代的嘉兴县志说道，过去商人不愿离开故土，“今亦间有远出者，......而安土之情轻也。”消极的影响是，风气由淳厚转而奢侈，讲求排场。让人看不惯的是，居于下层士绅的生员(一般称为秀才)，居然也藏起只有做官才能戴的金帽(镀铜)，以显示荣耀。原来清代的服饰衣帽都有极严格的等级规定的，雍正皇帝对此也颁发衣饰不得僭越的禁令，但是禁而不止。更有用生银打制成帽子，即使“屠沽皂隶”一类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无不混戴。至于女子，有剃眉高髻的怪习，有的发髻高达一尺，就连村姑也学起城里人的打扮来了，真是“民风孔俗之变迁，月异而岁不同。大率由俭而奢，由拙而巧，波颓草偃，靡靡然不知其所自。”既反映人们对美感的追求，也表现了风气的奢华。 二、嘉兴士人之从商
在封建时代，人们若按职业划分，则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为四民之首，经商则被视为市井小人之“末业”，士与商的地位不可僭越。士人以读书做官为本业，世人亦以功名、学衔、官职去衡量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可是到了清代，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另，恶化了士人的生存环境，“治生”(谋取生计)成为士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处于下层士绅的一般生员(国家学校学生)的仅有的身份地位，已不象金钱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些不甘心寒窗苦读的士人，也不顾世俗观念的限制，转向经商，这就引起社会变动下社会角色的混乱，角色混乱的特点是四民不分，弃儒从商。
起初士人从商，大多由于环境所迫。或是明清间改朝换代的社会变动，或是清朝前期文字狱的打击，读书人对科举功名感到灰心厌倦，或是由于年幼丧父等家庭环境的恶化。
清初石门人吕留良，除著述外，不顾旁人有关“市廛污行的闲言碎语，从事行医和刻书业。他死了以后，受曾静—案(文字狱)的牵连，惨遭戮尸之刑。其孙辈则流放宁古塔(吉林宁安府)为奴，后来他们因贩卖米、盐及东北特产貂皮、人参，而成为富有的商人。有位后裔叫吕重轩的，隐居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世为商贸，不敢自言其家世。”
王店朱彝尊在给他的文友周筼撰写的墓表中写道，周筼虽知书达理，但“遭乱，乃弃举子业不治，就市廛卖米”，而成为米商。
周筼的故友范路，也是个商人，“自兰溪迁长水。经乱，卖药于市”。其药店称为“范布衣灵兰馆”。
“吕元声，…嘉善人。父被诬谪戍闽中，独与母居以孝闻。家被火，母又老，疾衣食，或不给，乃弃诸生卖药于市。”因家受灾而成药商。
在平湖大族经商的例子是很多的，有葛氏、金氏、叶氏、胡氏等。如葛氏，葛寿芝自23岁就到福建经商，达30年之久，后来回平湖购田千余亩，建庄园于平湖城关南河头，在莫氏庄园的对面。金家“南北两支都以经商起家”，到了民国，“小康者厌乡居之鄙阻，慕城廓之繁华，迁于当湖者十余家。”叶氏，则是从上虞到平湖经商的，“魁六支派下族姓，服贾于平湖者亦复不少。”胡氏经商起家颇具典型。胡氏家族在明代由徽州迁人平湖，以读书务农为业，但逐渐贫乏，“四世祖荡冀公，赘于张氏。闻泰山(岳父)有毁言，遂偕太孺人(其妻)归家。其时已置芦沥荡租十石，稍有积蓄，弃农为贾。”在虎啸桥镇港北，开豆腐店，兼营酒米瓷器。一百多年来，经几代人努力，“共置田地荡产三万三千数百亩，典当六，平乍及本镇市房住宅不可胜数。”家产增加数千倍，颇具徽商遗风。可以说，几乎所有大族都依靠经商致富而后兴盛的。 三、士人婚配观念的变化 随着经济因素在社会所占比重的增加，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得到社会承认，这一价值观的转变也深刻地反映在士人婚姻观念的变化上。我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其名作《明清两代的嘉兴望族》中，引证了平湖清溪沈氏家族择婿的例子，原来是为了说明士大夫婚配范围的扩大、婚配对象上的良好选择，在遗传学上与家族兴衰的关系。然而这些例子正好为本文说明士人择婿由士人转向商人提供旁证。
一是沈琮与包姓布商联姻，直接从商人的后代中为女儿寻找配偶。当时布商之子包鼎在作竹马游戏，即被他慧眼识中，即主动提出成亲。虽然包鼎的父亲以“齐大非偶”，门户不当，不敢高攀为由，而婉言谢绝。但是沈琮不改初衷，认定自己的女儿非包鼎不嫁。他还对人张扬说，“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预见包鼎长大之后，与自己一样做大官。当然这话当时他说设说过，很难证实。很可能是以后沈琮当广州知府，包鼎官至池州知府时，他才对人说我早料到有今天，意思是当年我不是将女儿下嫁商人，而是一门真正门当户对的婚事。他一面从利益上考虑，与商人联姻，同时又要顾及家族的名声，怕触犯祖宗的规矩，辱没先人，微妙地反映士人在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心态。士人婚姻观念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变化是比较缓慢的，但毕竟开始将择婿对象转移到商人阶层上来了。
另一个例子是从士人后代中经商者中择婿。沈棨将女儿嫁与屠熙之子屠尧。屠熙“以孝廉起家，仕府同知，大有清声”，而且还是明代刑部尚书屠勲的后代，此可谓门当户对了，可是他的儿子屠尧年少时却是做卖布生意的。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说明当时士人对从商已无所禁忌，屠熙也不以儿子从商辱没祖先的名声。事实上，沈棨也明白未来女婿存在入仕和从商的两种可能，看来他都不反对。他原来并不认识屠尧，而是在—个偶然的机会中——少年屠尧搭乘沈棨的船外出贩布时，为沈棨看中，第二天即向屠熙提亲。成亲后又将屠尧“赘甥馆(住在丈人家里)，延师训迪，卒成进士”，曾出任广西副都御史、山东粮运副使。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士商地位的嬗变。在当时社会的婚娶中，士人的身分地位，已不象过去那样受人重视，不然何以沈氏大族不能稳坐等侯别人上门送帖求亲，而非要在异处玩耍的儿童和同船的旅客中为女儿物色对象呢?虽然无论沈琮还是沈棨，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婿当上大官，可是择婿的范围不免扩大了，可以从商人的后代或士人之后从商者中选择。虽然还有点羞羞答答，但毕竟不是商人高攀士人，而是士人“高攀”商人－－士商的位置颠倒了。 四、商风下的士习官风
现存于揽秀园有一块引人注目的碑石，它是乾隆十二年(1747)，由闽浙总督、嘉兴知府、嘉兴秀水两县知县等联名刊布的，康熙帝制订的《御制训饬士子文》，透过皇帝对士人的训饬，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在商风的作用和侵蚀下士习的种种情况。
首先，士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动摇，逐渐摆脱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在明清士人与名妓交往，是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士人的动机考察，不都是出于淫荡的目的。被誉为“一代词宗”的朱彝尊正是这样的风流才子。他曾写过沁园春十阙，分咏美人的身体，今人读来也不免心跳。他晚年在自订诗集时，对于这些风华绮丽、语极香艳的“风怀诗”，特别珍爱，不原删去一首。用他的话来讲，“吾宁不食两庑肉，不删风怀二百韵。”在封建米会统治者宣扬封建道德，以忠孝礼节约束士人，凡严守道德者，在其死后可以先贤名儒列名祠宇之东西两庑。而朱彝尊耻于与倡导封建理学的程、朱并列，这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 至于商风侵蚀下士习的堕落也是十分严重的。首先不少士人平时不认真读书，每遇岁考七邑士子都集中嘉兴，选择与宏文馆邻近的直街自韭溪桥至西埏桥一带，赁屋而居，读书的咿唔之声迭起，老百姓听了都称它为“抱佛脚”。至于考场上挟带顶替等弄虚作假的现象，屡屡发生，而又屡禁不止。 士习考风的恶劣的直接后果是文风的衰颓。据嘉善一县统计，1850年以后的32年与以前的32年相比，举人人数从34名降至22名，进士数从7名降为4名，总数减少了1／3。可是生员的总数却在增加，那是按照朝廷的捐纳制度，很多人的学衔和官职是用钱买来的。 众多的士人在获得生员的学衔之后就踏上士绅的台阶。他们和一些在异地做官，及辞官返乡的官吏就组成踞于平民百姓之上，且有一定特权的士绅阶层。他们负有救化百姓、调解纠纷、管理公共事务及催纳赋税的责任，因此士习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官风吏治。既然很多人的官衔是用钱换来的，那么做上了官就想捞取更大的好处。于是寅缘请托，拉关系成风，在师生同年中结成牢不可破的派别和关系网，而成为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他们包揽诉讼、贪赃枉法，鱼肉人民。在《檇李丛书》里就有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
“张瑾，一作谨，嘉兴人。宣德中，豪横于乡，尝以私忿杀平民一家七人，又侵盗官粮千二百余石，强夺民田千五百余亩，又以催纳盐钞为名，取民米六千石。事发上闻，行在大理寺，奏依律当斩。上曰，居下而敢肆恶如此，是一乡之豺虎也。”
至于一些大族的不肖子孙，对族产的侵吞破坏，就更屡见不鲜了。嘉兴项氏，为明代兵部尚书项忠之后。项氏家族到清代已趋衰败，结果祖坟上的树木给盗伐，石羊、石马、石台遭变卖，就连祠宇守门的石狮子也卖给了外人。
面对士习官风的败坏，康熙皇帝不得不亲自出面训饬士子。而嘉兴在此以后43年又重新将此文刻石刊布，可见此地问题的严重。虽然康熙帝警诫士人说，你们如果还把我的话视为游戏，我也不能对你们宽恕。结果又怎样呢? 五、嘉兴士人对不良风气的抵制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但是带来消极的道德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嘉兴士人，纷纷起来抵制不良的社会风气。
有恪守传统，反对经商的。如桐乡人张履祥，他认为人须有恒业，无恒业就丧其心志，而根本在务农。“愚谓治生以稼穑为先”，务农才能无求于人，才能立廉耻，知礼让，保守住传统美德。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亲自躬耕四十余亩田，还给我们留下一本《补农书》。海宁鹏坡陆氏也是这方面的代表。该族是陆宣公的后代，世代以务农读书为本业。他们是这样训诫子孙的：“读书者为端士，勿为败俭之士。”还把“勿钻营”、“勿争利”、“勿慕势”、“勿问财”写进家训里，看来他们在反对不良风气的同时，也反对经商。他们认为“富贵在天不必妄冀”，却是违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良好愿望的。 那么有没有经营商业又不与社会不良风气为伍的呢?也有。“李确，号潜夫，原名天值，字因仲，崇正癸酉举人。遁迹龙湫山，不入城市。早丧子，夫妇业棕鞋、竹器，以给朝夕。”中举而不做官，合法经营，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中的欺骗行为也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原因之一。人们容忍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希望抛弃传统的道德，呼唤着恪守传统道德的“儒商”的出现。明末清初“业布业”的海宁商人沈方宪，因其“贾法廉平”，在经营中坚守诚信的原则，又取之有义，颇受硖石人的称赞，也在浙省传为美谈。他不仅在商业作风上，也在为人处世上追求道德的完善。其时沈方宪丧父，而在外地做官的父亲的灵柩又未运回故里，他在家里的纸屏上血书“三年不饮酒，不食肉，不内寝”，以尽孝事。他为了挽救家业，“精勤慎守”养育母亲，帮助弟妹成家立业。海宁人陈确称赞道：“异哉！今之儒者皆以学贾，而以方宪乃以贾学。”他惊喜地发现，一般人都弃儒从商，而沈方宪却商而学儒。“学贾”与“贾学”，代表首两种不同的商人作风，一是从商而抛弃传统的道德，一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商业行为结合起来。这说明在任何时代人们都欢迎“儒商”，这对于今人难道就没有启发吗？ 宋代以来江南经济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到了明代中后期嘉兴一带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盛是明清嘉兴经济的一大特点。这时，嘉兴东门甪里街成为著名的商业大街，其热闹拥挤的程度，人们用“肩相摩而趾相错”来形容。此外还出现如王江泾、王店、濮院、魏塘、乌青等工商业市镇，也涌现不少专事经商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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