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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平帝死了，王莽是怎么想的？ 当时的王莽已经被成功地包装成“汉代周公”，权势和声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天子的水平，唯独缺一个“天子”的名号而已。现实情况是，王莽只要轻轻踏出一小步，捅破这层窗户纸，就能彻底断送西汉的国运。 王莽心里肯定想过要成为天子，这是人世间至高的追求，很难有人不对此动心，何况，是王莽这样的野心家。 但是，直到汉平帝死去的时候，王莽都将这种欲望隐隐藏在心底，从未公开显露出来。他的所作所为，专权、打击异己、甚至控制皇帝，在霍光这样的前辈的光辉下，很好地把他的野心遮掩起来了。包括王莽家庭成员在内，没有人曾觉察到王莽心底的这股异动。他的儿子王获之所以要联络卫氏，就是因为想到王家迟早要将权力交还天子而所做出的权益之计。王获到死也未能发觉，杀死自己的，正是父亲心中的天子之梦。 如今，汉平帝死了，天子之路已经无比清晰地呈现在王莽的脚下，王莽自然不会放弃，他的欲望也无须再隐藏。 从居摄到天子 汉平帝死后，王莽要当天子，客观条件几乎都已经齐备了，但还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性问题。 对此，王莽和他的小伙伴们原本不想搞得很复杂。不就是层窗户纸嘛，简单粗暴点直接捅捅破不就完了？于是，他们迟迟不立新天子，并安排手下在武功县搞了一出“符命”的闹剧。 据说，当时武功县在疏浚水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人为搞出来的。但经过王莽一党的炒作，这件事就成了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了。于是，王莽让公卿将此事报告给太皇太后王政君——毕竟，形式上，在天子缺位的情况下，太皇太后是天下之主。 但王莽和他的党羽未曾料到的是，王政君竟然驳回了。她大怒道，这是欺骗天下的行为，你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她的心还在老刘家，并不支持王莽代刘氏为天子。这让王莽结结实实吃了个瘪。但贼不走空，既然已经搞了这么出闹剧，跪着也得演到底啊！于是，王莽跟王政君软磨硬泡，终于搞了个“摄皇帝”的尊号。 吃了亏的王莽回家进行了认真反思，这次失败确实是因为自己的手法太粗暴了。成为天子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还是得审慎计划，周密行事。痛定思痛，他重新设计了技术性细节。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成为天子的方式，二是成为天子的时间。 首先说方式。王莽是周公，不是周武王，不能靠武力“讨伐”夺取皇位，只能靠智取。不过幸好，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可循，那便是五帝时代的“禅让制”：由天子在普天之下选择贤能之人，将权力移交给他。 所以，汉平帝之后，刘汉还得再推一个代表出来，这个人要负责代表刘氏皇室将天子之位“禅让”给王莽。 除了方式，时间也很重要。不能太久，夜长梦多，容易出事；也不能太快，一上来就禅位，难免遭受天下非议。不过，这一点，王莽可能早就计划好了。他把自己新王朝的建国之年定在公元9年，禅位大典则安排在前一年，即公元8年举行。 为什么是公元9年？因为这刚好符合儒生集团有关“三七之厄”的说法。所谓三七之厄，就是说，西汉在建国（BC202）二百一十年后（“三”乘以“七”十），要遭逢一次极大的灾祸，甚至有灭亡的风险。而这刚好是公元9年（由于公元纪年中是没有“公元0年”的，所以BC202到AD9刚好相差210年）。 方式和时间一定，那么继承汉平帝之位的继承人的标准便定下了：越容易操控越好。于是，成年的宗室成员都被排除在外，甚至连青少年能懂点事的都无法入王莽的眼。最终，年仅2岁的孺子婴成功入选，在汉平帝死去的次年成为皇太子（孺子婴始终也没正式成为皇帝）。 到这个时候了，王莽的野心再也不遮遮掩掩了，他甚至将当年的年号都改成了“居摄”——天下无天子，王莽“居摄”行皇帝之事——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就要当天子了。 当然，这种举动是有风险的，天下还有不少反莽的势力存在。公元6年，宗室刘崇举兵起义，但由于力量不济，很快就遭致了失败。但这拉响了反莽起义的号角。次年，汉成丞相翟方进之子翟义率兵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和影响都很大，义军最盛时达到过十多万人，对王莽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一度让他连饭也吃不下。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忘给自己脸上贴金，抱着孺子婴去祭坛和宗庙祷告，自比周公，说翟义之乱就如周公当年的管蔡之乱一样，是上天对自己的考验。随后又装模作样地派出手下，晓谕天下，说自己终究会把大权还给孺子婴，以平息反对派的怒火。最终，翟义的起义还是被武力镇压下去了，大局仍然掌控在王莽的手里。 始初元年（AD8），在王莽设计的时间表上是“禅位之年”，各地又不出意料地涌现出一批祥瑞，包括齐郡出的新井、巴郡发现了一头石牛、扶风冒出一块仙石等等。当然，汇报这些祥瑞的人，要么是王莽的党羽，要么是想拍王莽马屁的人。更精彩的还在后面。一位名叫哀章的混混，精心设计并打造了一个铜柜，贴了几道符，搞得神神叨叨的，伪装成“天降神柜”的样子。柜子里面则放着一道策书和一幅图，里面托汉高祖刘邦之名说王莽是真天子，太皇太后和刘姓宗室都应遵照天意行事云云，为王莽篡位造声势。当然，哀章之所以大费周章搞什么铜柜，主要还是想为自己捞点好处。他在图书里还添上了辅佐王莽的十一位大臣的名字，这包括了当时的八位重臣、哀章自己以及两个瞎编讨彩头的名字“王兴”和“王盛”——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夙愿。 这个马屁拍到了王莽的G点。王莽一看铜柜，欢欣鼓舞，觉得时机成熟了，把去年为平叛刚刚许下的还政刘氏的诺言丢到了九霄云外，上书太皇太后要做“真皇帝”。 王太后之前一直受到王莽的蒙蔽，到这个时候才发现王莽的狼子野心，当下大惊失色。由于孺子婴一直没有即天子位，西汉的最高皇权象征——传国玉玺由王太后保管。为了拿到玉玺，王莽派出了太后比较喜欢的王家亲戚王舜，却遭到了王太后的激烈反抗和唾骂，甚至说出了“我是汉朝的老寡妇、早晚要死、打算跟玉玺一同入土”的话来。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老寡妇有威望，但没有实力啊！无奈之下，王太后掏出玉玺，“投之地”，还是交了出来。 据说这一扔，还把玉玺摔破了一个角——但这已无碍大局了。即便王太后真的和玉玺一起入了土，也无法阻挡王莽称帝了。 公元9年正月初一，王莽正式“顺符命、去汉号”，改国号为“新”，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而最后一任西汉太子孺子婴则成为了新朝的“定安公”。仪式上，王莽还亲自握着孺子婴的手，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说了一番“自己迫于天命，不能效法周公致政成王的故事，非常痛心”的话。 孺子婴是彻彻底底的政治牺牲品。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王莽下令将他关在一间四壁合围的屋子里，还告诫他的奶妈不能和他说话——把这个孩童彻底养成了一个废人。 刘氏宗室成员的处境稍好一些。鉴于王莽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担任郡太守的刘氏都被下令调任为谏大夫，剥夺了实际的权力，各诸侯王及其后代的爵位也被剥夺。不过，整体来说，王莽对刘氏还算“宽大”，并没有大规模地诛杀行为。 而另有一些人则成了大赢家。一位名叫“王盛”的长安街头大饼摊摊主，看见一队城管——不是，是官兵——气势汹汹地朝他走来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度害怕的，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官兵不是来找他饼摊的茬的，而是来抓他去做官的——而且，还是“前将军、崇新公”这样的大官。而另外一位名叫“王兴”的看城门的小官，也同样坐上了火箭成为新朝的“卫将军、奉新公”。 当然，获利最大的投机者自然是哀章。王莽登基后，为了维护“天降神柜”中符命的神圣性和完整性，他完全按照其中的说明来任命大臣。由此，哀章跻身四辅之一，与烧饼摊主和城门小吏一同进入了帝国权力中枢。 王莽改制 成为了天子的王莽，没有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儒生集团的期望，开始对中国进行一次大刀阔斧、轰轰烈烈的改革。 这次改革，是几代汉儒一直以来的梦想，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历法等方方面面。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因为这牵扯到西汉末年中国社会的核心矛盾，可以说，改革的成败90%以上取决于经济改革。 我们前面说了，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奴婢买卖的情况日益加剧，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逐渐导致阶层矛盾愈演愈烈。汉儒看到了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生活差距，决定通过复古周朝制度的方式，来尝试解决这一核心问题。 在经济领域，王莽改制主要的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当其冲，自然是土地改革。王莽仿照周朝的“井田制”，下诏建立“王田制”。该制度规定，土地不得买卖，而是由农家根据自家男丁的数量，由国家授予对应面积的田地进行耕种。若一家拥有男丁八口，则可享有九百亩的耕地；如若男丁不足八口，但实际控制土地超过九百亩的，就需要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匀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该制度与汉哀帝时期推出的“限田”政策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更加激进，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并以国家暴力机关为后盾，强制实施，意图从根上断绝土地兼并的可能性。由于王田制倡导土地国有，因而被许多现代学者认为是具有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 除王田制之外，针对同样旺盛的奴婢买卖，新朝也推出了相应的改革政策。王莽认为——也是秉承了儒家的古典人文思想——西汉末年对奴婢的买卖及虐待是违背“天地之性人为贵”这一基本准则的。因此，奴婢买卖是不应被允许的。于是，他下诏规定“奴婢私属”，即，将之前视为私人财产的奴婢定性为“私属”，不得买卖，去除了奴婢身上的财产属性。这与汉哀帝时代提出的“限奴”相比也是激进了许多。 第三个方面，是加强市场监管，打击投机倒把。新朝仿照周朝设立“泉府之官”而建立起“五均”制度。具体办法是在首都长安及全国五个一线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当地工商业的经营，征收税款，并管理和调整物价，定期对市场物价设定标准价格“市平”，若市场实际价格低于“市平”，则说明百姓能够以较低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五均官就无须出手，而一旦市场实际价格高于“市平”，五均官就会通过将政府仓库内的物资出售，来平抑物价。这一条的出发点同样是为了保障下层百姓的利益。 以上几条拥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出发点，即“齐众庶，抑并兼也”——为了减小贫富差距，抑制富豪的兼并行为。这些政策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激进的，是针对西汉末年社会问题所下的一剂猛药，也是王莽改制的核心内容。 第四，是实行具有国家垄断色彩的经济政策来扩充中央财政来源。这些政策包括盐、铁、酒三项由国家专卖，铸钱由国家专营，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相关从业人员征收山泽税，以及由五均官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总计六项，统称为“六筦”。六筦中，除政府贷款外，主要还是为了提高中央财政的收入。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是币制改革。王莽时代的币制改革，在其“居摄”时期就开始了。他先是在汉朝一直沿用的五铢钱之外，增铸了大钱、契刀和错刀，同时规定列侯以下不准私藏黄金；正式登基后，又觉得“刘”字由“金、卯、刀”三字组成，于是又废掉了五铢钱和刀币，又推出了宝货二十八品的复杂货币体系；次年发现这宝货体系实在太复杂，推不动，只得废除后改为实行大、小钱制度；几年后，又废大小钱，作货布、货泉。 客观地讲，这些政策中，不乏好的内容，针对性强、思路鲜明。但是，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这次改革没过多久就彻底失败了。为什么？原因比较复杂，待我们下篇细细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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