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聪 学者，北京 皇皇十巨册的《谢国桢全集》已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谢国桢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的全集能够问世，对这位学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纪念。《全集》中，前七册收录了作者曾经发表的专著及文章，后三册则为首次出版的《瓜蒂庵藏书总目》和作者生前未刊的手稿。 《全集》中的手稿，全部影印，不作删改。计其篇目，有《悔馀存稿》、《悔馀诗存》、《锦城游记》、《悔馀丛稿》、《杂诗》、《刚主籀史书目》六种。主编杨璐先生在《全集》后记中云：“文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谢老未发表的《悔馀诗存》、《悔馀丛稿》等手稿……诗文相间，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对文史界六十馀位同仁，皆有评述，并告诉我：‘只有我死了，才能发表’……” 其实，作者未发表的手稿，有一些后来已收入《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但《文集》中对“文史界六十馀位同仁”的相关评述，有不少却因当时的种种顾虑被整理者删薙。这次《全集》出版，被删薙的相关评述，都能以影印的方式保留原始面貌，无疑是《全集》的重要价值之一。 试举一例：文史学者刘盼遂在“文革”初期被批斗致死之事，论者向来不少。但对其遭受批斗的原因，却多语焉不详。在《悔馀诗存》中，谢国桢提及清华同学侯堮，恰与刘氏之死有关： 侯堮字芸圻，无为人，亦余之清华同学，少能诗，曾治三礼，然务外不肯学，以依附权门自活。盼遂之殁，堮居毗邻，堮本攀附三家村吴晗得进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反诬盼遂与吴晗有关，强为作证，又不与盼遂之子女即时向师范大学汇报，邻里不察，激起义愤，致加猝击，侯堮卖友求荣，盼遂之卒，实为蜚人含沙射影…… 谢国桢与刘盼遂相交莫逆，在刘盼遂去世的前几天，谢、刘二人还“晤谈至快”。因此，谢氏对当时的情形，所知自比一般人为多。手稿后面还说，“文革”中，侯氏故技重施，又向宣传队中伤谢氏。再后来，侯氏竟逼死结发之妻，自己最终也抱病而卒。这些个人悲剧无非是时代悲剧的缩影，而能为那个特殊时代留下这些真实的记录，正是谢氏手稿的可贵之处。 此外，谢国桢在手稿中月旦人物，常常笔挟风霜，毫不留情。这自然因为谢氏并未打算将手稿在生前发表，故出语全无顾忌。我们再看看《悔馀诗存》中对著名学者陆侃如的评述： 余辈清华同学受业于梁任公师之门，为既成事实，只可批判，不容隐讳。同学陆侃如毕业后赴沪上，既否认梁任公为师，投身于国民党怀抱之中，夤缘取巧，平步青云。解放后，又以投机媚世，扶摇直上，升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余与侃如同学时，见其割裂图书馆中所藏《汉魏丛书》中之《杂事秘辛》置于镜之后面，固已鄙其为人，既其在燕京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以调戏女助教被逐，其妻冯沅君贤淑成性处之如夷，为完成其课业之事，余颇敬之。既来山大，沦为右派，又以强奸幼女，逮捕入狱，闻已获释…… 谢氏所述，有的来于亲见，有的得自传闻，未必皆可信，但也绝不会全是空穴来风。据谢氏自云，《悔馀诗存》的手稿是在“文革”中偷偷写下，藏于行箧，用以自怡的。笔者读后，也感到谢氏的文字朴直平实，如对自己在沦陷时期任教于伪北京大学等事从不讳言，还时常流露出真诚的忏悔。在经过“思想改造”后，谢氏一追念平生，总觉今是而昨非；而一提到党的宽大政策，又动辄感激涕零。因此，这批手稿实可看作一位知名学者在特殊年代中的心灵实录，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全集》中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无疑是首次出版的《瓜蒂庵藏书总目》。我们知道，谢国桢藏书甚富，尤以明清笔记稗乘闻名。但收入《全集》的《藏书总目》是如何编纂的，因该分册无任何前言后记予以说明，读者无法得知。只有《全集》前，谢氏外孙谢小彬在一篇文章中，才稍稍透露出一点消息：“母亲一直与外公的两位关门大弟子、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先生和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任道斌先生以及社科院历史所有关人士长期保持联系，促成了外公藏书的目录编制工作顺利完成。” 然而，笔者粗粗抽读了《藏书总目》的集部后，发现在这项“顺利完成”的工作中，仍不无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此目集部在“总集类”之后为“词集类”，而“词集类”之后又出现“总集类”，如此设置，给人一种眉目不清的感觉。细检后面的“总集类”，所收多为文论类的著作。虽说《隋书·经籍志》曾将文论类的著作置于“总集类”内，但那是在“诗文评”不甚发达的背景下，而且也绝不会把“总集类”一分为二，中间再插入其他类别的书目。 又如，对具体书籍的著录，此目也多有未尽妥善处。如《玉雨楼词钞》、《古槐书屋词》等置于“别集类”内，而《疏影楼词》、《勺庐词》等又置于“词集类”内。同样是词人别集，为何有此轩轾？按一般著录的习惯，既然已设“词集类”，那“别集类”中就不宜再收入词人别集了。 此外，关于大量易代之际的作者时代如何划分，编者似无统一之标准。如清末民初的作者，有的标以“清”，有的标以“民国”，依据何在？如同一页中，既有“(清)朱孝臧”，又有“(民国)朱祖谋”，岂非自相矛盾？(见第369页) 其实，在《全集》最后一册，已有谢国桢自编《刚主籀史书目》手稿。该书目是谢氏从藏书中精选出对研究历史有所帮助的1800多种书籍编纂而成，体例堪称精善。即以集部为例，“别集类”只收诗文别集，“词曲类”下辖“词集之属”，“诗文评类”则单设一门。眉目清晰，各不相混。而清末民初的作者，谢氏皆标以“近人”，处理亦属得当。既然已有《刚主籀史书目》，那编纂《瓜蒂庵藏书总目》时就应以此目为基础，萧规曹随，加以完善。不知主事者何以另起炉灶，重定体例，不免事倍而功半矣。 在《瓜蒂庵藏书总目》中，错讹脱漏的文字也偶有所见，仍以集部为例：第282页“(元)元好问”应作“(金)元好问”；第331页“樵隐寱”应作“樵隐昔寱”；第363页“瓶栗斋诗话”应作“瓶粟斋诗话”；第367页“成都崇礼堂”脱一“薛”字，应作“成都薛崇礼堂”；第370页“白云遗音”应作“白雪遗音”等等。 当然，不能否认，编纂书目诚非易事，出现错漏在所难免。指谬摘瑕的同时，对《全集》中取得的成绩，我们也不应忽视。据杨璐先生后记云，这次《全集》中的《江浙访书记》由其亲自校阅，查出原书手民之误100多处；《南明史略》则依谢国桢生前亲笔改动的校样重新校改；《清开国史料考》更是由专家首次标点。这些也都是《全集》出版中不容抹杀的功绩。 不过笔者略感遗憾的是，本书虽名为“全集”，却仍有一些失收的作品。比如，谢国桢早年曾在北京图书馆从事丛书目录的整理工作，在此期间，他为1500多种丛书撰写了提要，并草就《丛书考》的书稿。此稿虽未付梓，但在前几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中，仍可见谢氏后来为中日庚款基金会撰写的丛书提要1000多篇，大约60万字。这次《全集》出版，未能收录上述文字，实在有些可惜。 另外，瓜蒂庵中除藏有大量明清以来的野史笔记、志乘、别集外，还有不少秦汉以来的碑刻砖瓦拓片，传闻中的《刚主题跋》和《西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等未能一并出版，亦令读者抱憾。据手稿《悔馀诗存》透露，“文革”时，谢氏还曾“在家中整理所藏汉晋残石，粘贴业已成帙，题曰‘片石零金集。此集若尚在天壤间，也能一并影印，那就真是读者之福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