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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所谓“经方”，以及“本草” 2011-04-04 第一稿首发于 经方医学论坛
关于“经方”一词的含义，历代有各种解读。现在多认为是“经验之方”，如解读为“经验之方”，为什么不直接用“验方”一词？“验方”比“经方”更精确这种意思。当时的人是很重视“验方”的。见东汉王充（27—约97）《论衡须颂篇》“今方板（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者忽然（不重视），不卸（御—用）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争刻写，以为珍秘”。
后世解读“经方”一词，也常理解为“经用之方”，即常用方。“经用”一词，古时多为“常用”之意。如《汉书·食货志下》：“於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
颜师古注：“言常用之钱及诸赋税并竭尽也。”《后汉书·朱晖传》：“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
宋·王安石《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神道碑》：“斩木除道，则贼失所恃，不攻而自穷；又出其材，可以佐经用。”“耐用”之意可能是后起的。
曾参加宋代《开宝本草》编撰工作的刘翰（919～990）宋初沧州临津(今河北沧县)人，世医出身。曾任护国军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任命为翰林医官。张舜徽（1911-1992）认为“经者常也，经方者，常用之验方也。此十一家之书，大抵为古昔名医？集各种验方而成”。见张氏《汉书艺文志通释》。
《居延汉简》有以下简文：“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闰月丙子朔乙酉，太医令遂、丞褒下少府中常方，承书从时，下当用者，如诏书……”。简文属于西汉元帝时期的文书，其意思是说，太医令“遂”和太医丞“褒”两人发文向下传达少府中收藏的常用的药方，“承书从时（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意思是“捧奉接受文书办事，下发给有关的官员，象对待诏书一样”，以上为汉时公文常用语。此简的“常方”或许就是“经用之方”的意思，即常用方。此事发生在李国柱校医书的十几年前。陈直先生认为：“太常之太医，主治百官之病；而少府之太医，则主治宫廷之病，但有经验良方，亦可传布于各郡国。”
陈直先生最后所论不知因何而起？或正是因此简而起？如果我的解读无误，那么这应是一条汉代中央医疗机构向边地或下级传送医方的可靠史料，但我搜索所得，还没有发现论述秦汉中央与边地医药或医政的论文引用这一重要的条文。比较奇怪，所以有点怀疑自己的解读是否有误，有高明者请指教。还值得注意的是，此条简文只提到少府“常方”，少府中是否还有对应的“要方”、“秘方”“禁中方”之类的方剂呢？
“经”又有“标准”的意思，李柱国所谓“经方”或许是指一些有代表性的方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标准方”、“范例方”或“经典方”。但要注意，“经典之方”的表述在今天的意思和汉代大概是不一样的，如果在汉代，一般应是指“典籍所载之方”的意思。
“经”又有“路径”的意思，《释名》：“经，径也。”清代曹禾（1637—1699）《医学读书志》认为“经方十一家”为：“先师未引，殆当时传习之书也”。即是学医引路之书、路径之书。不过这种看法似乎比较勉强。
“经方”或许如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考》中认为的是“附医经之方”？但李建民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经方”卷数众多，不太可能是附医经之方。但我认为如果“‘经方’是符合‘医经’之方”的意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经方”或许就是符合“医经”之方的意思。
“经”也有治理的意思，如“经理”的本义就是治理的意思，所以经也可以当“治疗”解。经方，也可以解成“治病之方”“治理之方”，即治疗疾病的医术（应取“方”的广义）。当年考古专家名《五十二病方》的“方”用的就是广义的“方”。书中很多“方”并不是方剂。
“经方”还有一个更古老和更值得注意的含义应该是“本草”，这当然不是说“经方”字面上有“本草”的意思，而是指“经方”的内涵有“本草”的意思，在东汉之前，“本草”和“经方”应该是一个通用词，因为经方主要就是以本草入药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方剂书的出现应该早于（后世标准的）本草书。而早期的本草方剂是单方，一味药就是一个方剂，方剂书和本草书是混合一体的，方剂书就是本草书，也可以说本草书就是方剂书，具体可以参考《万物》，似方书非方书，似药书又非药书。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仓公医案看，仓公（约前216—？前150年）明显是一个侧重内科，以方剂为主的医生，但公孙阳庆传授给他的医书为“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我曾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方剂书？过去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医家只有医经与本草书（《药论》），方剂由医家根据具体情况按医理自拟。其实应该不是这么回事，《药论》应该不是一般认为的后世标准的本草书，而很可能就是方剂书或方药合一的医书，近似《万物》或《五十二病方》，因为其时应该还是单方流行的时代，从仓公具体用药也可证明，如“饮以莨锽药一撮”、“饮以消石一齐”、
“饮以芫华一撮”（或者用药精简是仓公一系的特点）。如此，仓公接受的医书分类起来，大概也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公元前26年）的四分类近似，存在医经和经方。
尚志钧先生注意到，早期史料中一些称“本草”的，可能就是后世的“经方”，如《汉书.郊祀记》提到“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西汉末年）”，有方士、本草待招，没有“经方待招”。《汉书.楼护传》中楼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注：“方术”或与医学相关，但更偏向于天文、神仙、占卜、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提“医经、本草”没有提到“经方”，而稍后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却是医经、经方并列，不提“本草”之名，尚先生因而怀疑“本草待招”从事的是方药制备相关的工作，却没有意识到所谓“本草待招”，其实本质上应该还是“献方”——本草方，西汉末年的所谓“本草待招”，向皇上晋献的应该不仅仅是本草药物，更多的应该还是“长生”“不死”“神仙”的本草药方（具体制备方法献方者当然也清楚），所以当时（及之前）“本草”一词应该就含有后来“本草方剂”或“经方”的意思，“本草”一词或是“经方”一词的前身。从《汉书.艺文志》开始，“经方”才成为中医方剂习惯上的专属词。其稍后的元始五年（公元6年）《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记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其中“本草”一词应该还是含“本草方剂”或“经方”的意思。约500年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还将华佗、张仲景等经方派名医称之为本草家：“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修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时令？天气？），以意消息（生灭、盛衰）之耳。”
后世也还有《本草要方》之类的方书。
“本草”一词转变为具有中药药物说明书的含义，应该是在《神农本草经》之类的书成书流传并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之后。
近人蒋元卿先生(1905-1999)《校雠学史》一书，总结刘向等校书的方法为六条，即一、兼备众本；二、比勘文字：三、篇第审定；四、定立书名；五、厘定部居；六、叙述源流。李柱国校方技，应该也遵循此法。“每一书己，（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叙论》）。再结合《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的经方十一家的书名基本都是某一类疾病的专书来判断，经方十一家应该都是经过李柱国综合整理后的文本。果真如此，那么李柱国的整理方书应该是有一定的选择标准的，从当时一个医生编写方书的角度看，符合医学经典，尤其是符合本人所处医学流派的经典理论应该是一个重要标准；疗效应该也是一个标准，当然限于个人的经验不可能一一了解，医方的流传度以及方出何人，同辈或前辈名家对某医方或医书的评价应该也是他要参考的。那么经方十一家的方剂，实际可能包括“附医经之方”、符合“医经”之方、前辈或同辈名医之方、流传久远的效验方、常用方等。也许当年刘向（或李柱国）编订时是特意创造了“经方”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以使其具有较广的包容性。李柱国校编“经方”可以比照后世东晋陈延之如何利用十八种方书及本草等书集撰《经方小品》（或称《经方短剧》、《小品方》）的，具体请参考《小品方序》。
关于《汉书艺文志》中“经方”说明的解读问题
经方者，本（依据）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凭借）药味之滋（滋味），因（根据）气感之宜（考虑气候变化的情况），辩五苦六辛，致（获得）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返）之于平（正常）。及（至于）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是治疗上的偏失）。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等水平的医生）。
其中的“水火之齐”，应当是解读为“寒热之剂”，还是解读为“水火恰当的汤剂”？两种解读都很常见。推敲起来，此段以“寒温”起，以论“寒热”治疗不当终，“水火之齐”之前的“五苦六辛”似乎也是有“寒温”之意，“反（返）之于平（正常）”似乎是指人体阴阳的偏盛回复平衡。解读为“寒、温之剂”或“水、火之剂”应该比较妥当。这种解读也是有时代依据的，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注：这一句应该是说反了，误简）。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经方”说明中的“水火之齐”或源自于此，可能是“阴阳水火之齐”的简略。更有说服力的是这里提到的“热以寒治，寒以热治”的思想与“经方说明”中的内容也一致。不太清楚关于“经方”、“医经”等的说明是主校李柱国写的，还是“总编”刘向写的，或是两人合作写的。但根据“每一书己，（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叙论》）推测，这类总结说明应该是刘向《别录》时就存在的。
关于医经与经方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医经者，原（推究）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以得到或诊断到发病的根本原因）、死生之分（得到可生或死之判断），而用度箴石（原意是针形之石后来或指针和石）汤（应该是指浴汤）火（含灸、熨、焫—燃烧草药熏灼）所施（用于指导衡量、考虑各种外治法的具体操作）、调百药剂和之所宜（用于指导调配各种药物成为适当的药剂）。至剂之得（最适当的治疗方法），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医经”的说明，可以看出“医经”是指导医者诊断（诊断病因，判别可否治疗）和具体临床（针、石、洗汤、灸、熨、焫以及如何配置药剂）的著作。那么认为经方与医经无关似乎不太可能，道理上很难说过去。廖育群等先生还根据这段话，推测当时的“医经”中可能还有药物学方面的内容。大体上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医经者，医道类书籍而已，偏重理；经方者，具体医术类书籍而已（取“方”的广义），偏重术。
关于“经方”与“禁方”的关系。
早的如清代徐大椿(1693～1771)，认为两者不同，徐大椿说“经方视其人学问高下以为效验，而“禁方”则“义有所不解，机有所莫测”。但“禁方”随时代变迁可能转变为经方——“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载入医书中与经方并垂”。见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廖育群先生认为长桑君传扁鹊的“禁方”，因为处于古典医学从官府之学流向民间的时代（即古典医学从世袭之业转变为师徒私自授受的时代），可能本指“禁中之方”（内府秘方）。但李建民先生似乎并不认同廖育群先生的观点，李氏认为“禁方”一词本义“主在不轻示人也”，所以只把廖先生所论附在自己的《中国古代‘禁方’考论》之后。如果“禁方”之义真如廖育群先生所论，则“经方十一家”之“经方”可能就与“禁方”有一定关系。但“禁方”与前汉十一家之“经方”是否有渊源关系未有任何确证。
关于经方十一家的的有关具体推测
参考“经方十一家”（出现在公元前26年之前）前后历史时代的《五十二病方》（公元前165
年入土）、《武威医简》、《居延汉简》（两者大约在公元前102年——公元37年之间）、《伤寒论》（成书约在205—215年间）、《小品方》等方书及其他资料，个人大略推测“医经七书”、和“经方十一家”的情况如下：
一、 关于“医经”。
医经七书大概真是李柱国所分定，作为一位当代名医，他对当代医学流派的认识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当时的各家流派区别应该还是很明显的。黄帝一系，可能是周、秦以来“王官之一守”传承的“官医”流派（应是秦派），而扁鹊（齐派）和白氏两系，可能都是当时民间影响较大的医学流派。另外，“白”或许通“百”，《白氏医经》也可能是《百家医经》，即两大派之外的杂家流派的理论合集，但医经七书中又另有一本《旁编》，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最奇怪的就是白氏一系，历史上真是昙花一现，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也没见秦汉有什么姓白的名医，白氏到底是谁？为何在历史中消失得如此彻底？医史学界的研究表明，《扁鹊医经》很可能已经被改编融入到今本《内经》中去了，《白氏医经》也是如此吗？或许今后的考古研究能解开这些问题。子书分《内篇》、《外篇》是从《庄子》一书开始的。参考《庄子》、《抱朴子》内外篇的内容区别，推测医经七书的《内经》可能收集的是理论比较成熟、整齐、成体系的篇章；而《外经》所收则可能比较杂而散乱，但还是能辨认出与内经属同类理论的篇章，或者有本派医学理论在政治、社会有关方面的发挥之论（即医国之论之类）。李柱国可能是中国最早将医学分派而论的人。而“经方十一家”大概还真如李零先生认为的那样是“附医经之方”有关，估计当时征集来的各家流派的医书里原本是“经”和“方”是共存的。而李氏将各家的理和方分离，理论部分编为“医经”，方、术部分成为“经方”的一部分。
二、 关于“经方十一家”各书所治病症的推测。
《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金创瘲瘛方》应该多是外科方、术（前者请参考《史记.扁鹊传》，可知俞跗精通外科手术，大概是黄帝、扁鹊、俞跗三家外科类或手术类方、术合编）。
《风寒热十六病方》所治大概与后世《伤寒论》类似，具体可参考年代相近的《武威医简》和《居延汉简》中的伤寒方，按理“经方十一家”里与《伤寒论》所治最相近的应该是《风寒热十六病方》，后世想给《伤寒论》找上源，不选它而偏选《汤液经法》，大概都是对“汤液”二字望文生义惹的祸。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可能就是后世所谓的《七卷食经》，历代史志书目未见《七卷食经》，但是《医心方》有引录《七卷食经》11处，引录《七卷经》52处，合计65处。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中的《七卷食经》辑复本，其内容涉及病后食物禁忌（特别有时行病后食禁）；不宜吃的食物、水；食物类药物的本草说明；禁悲食；禁饱食；禁夜食等。再参考《崔禹锡食经》、《马琬食经》、《朱思简食经》、《食经》等辑复本，可以看出唐代以前的《食经》类书籍，内容还包括孕妇饮食禁忌；食物组合禁忌；服药禁忌；食物或药物中毒解救方；各种病人适宜吃的食物说明；四时食物宜忌；解酒方；饮水的宜忌；食入异物解救方；饮食注意事项；一些常见口腔和消化道疾病方；杂禁等内容。
唐代贾公彦（生卒年不详，活动期公元7世纪中叶），撰《周礼义疏》50卷。卷五有“案《汉书·艺文志》云：《神农黄帝食药》七卷”。过去搞不清楚《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经方十一家”所说的是《神农黄帝食禁》还是《神农黄帝食药》。现在就比较明白了，因为《食禁》（或《食经》）之类书中是有大量食物类药物的本草说明内容的，所以贾公彦称之为《食药》也是可以理解的。
《神农黄帝食禁》中含有食物类本草的说明内容，也再次印证了很多医史学者认为“经方十一家”的书中可能含有本草说明内容的观点。
《神农黄帝食禁》可能是西汉“经方十一家”中唯一还可以部分辑复的书籍。
《汤液经法》很可能是论述《素问》中“五谷汤液醪醴”之类治疗及制备方法的书。因为医经《素问》中有多处论及“汤液醪醴”，而又说它已经不适用当代，那么将它排在末尾是很正常的。由于《神农黄帝食禁（食药）》很可能与食物有关。那么《汉书.艺文志》中《汤液经法》和《神农黄帝食禁》并列也似乎表明“汤液”就是食物类相关的东西。不明白很多学者为什么不首先直接考虑“汤液”在当时医经中最显明的含义而考虑别的意思。认为《汤液经法》是《伤寒论》的蓝本，《伤寒论》的方剂很多出自《汤液经法》的说法，可能是方剂学史上最大、最久远的历史误传之一。从方剂学角度看，《风寒热十六病方》的治疗方剂可能与《伤寒论》的方剂更有关系。另外，有一些医史学界的学者认为《汤液经法》可能为讲述本草方药服用前具体制备的书籍，我认为也不可从。除上面所说的原因外，不论刘向之前或之后的方书，所记方剂中基本都有详细的药物制备说明，无此不足以称全“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专门论述本草方药服用前的具体制备。之所以有学者认为《汤液经法》为讲述本草方药服用前具体制备方法，原因一是先入为主的认为“汤液”为后世的“汤剂”，二是先入为主的认为“经方十一家”的“方”都是“本草汤剂”。对于《汤液经法》一名，很多人习惯读成《汤液经/法》，想当然认为是《汤液经》的方法，实际应该读成《汤液/经法》，“经法”一词是西汉黄老之学喜欢用的词。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4篇古佚书，整理出版时，整理者就将它们合称为《经法》。“经法”一词的含义大概是“治理的法度”，《汤液/经法》大概就是“汤液的治疗法则（或方法）”的意思。
其他几家内容不难推测。从略。
三、关于“经方十一家”编写体例的推测。
（1）、可能在某一具体病症下列各家各派的方剂。大概如下：以某病为核心，其下分列各派、各名医的方剂，如“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下“某痹”下列：黄帝治……方、扁鹊治……方、白氏治……方、仓公治……方、某子治……方、治……方等等，或者就直接是黄帝方、扁鹊方、仓公方等。具体就跟更早的《五十二病方》和稍后的《武威医简》编写方式类似，还可以参考东汉末《吴普本草》分各家论说某药药性的体例，其实后世方书的编写体例基本就是这个路数，应该就是历史传统使然。从东汉初王充《论衡须颂篇》所论来看，当时的方书有题名“某子之方”或托名圣贤、名医的习惯（见文首）。
“经方”之所以卷数众多，很可能就是因为方剂不仅仅来源于医经所附，还可能有很多来自于民间名医、民间验方。因为中国历代官方组织的图书整理，从来都是以整理民间私学的所谓“一般图书”为主，相对的就是“官书”——政府文件、簿籍、律令、历法、史书、仪典等，这些一般原来就有专门的机构或官员管理，保存管理得很好的，不需要什么整理的。有关史料表明，西汉立国初年，中央似乎是没有医官和医政的，后来才按秦制建立。秦末连年战乱，原中央内府中的医家和医籍估计也大多流落民间。汉代立国安定之后又大量从民间征集图书，所得当然有很多民间私学的东西。
（2、）某些方剂后可能有对一些药物的说明。
如同《五十二病方》治疗癃病方中对“毒堇”的说明；或方书中有一部分集中说明本书的相关本草，有如后世的《小品方》体例。又或者《神农黄帝食禁（食药）》就属于这一部分（见前论述）。对于“经方十一家”中可能含有本草的内容，很多医史学者都持这种观点，缘起者不知为谁，或是范行准先生。
四、关于“经方十一家”之“方”的推测。
（1）、“经方十一家”之“经方”不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的仅仅是“本草”方剂。而是广义的“方”，当时的“方”的含义要比现在的含义广得多，多指方法或技术，或者具体些为医术。可以参考《扁鹊仓公列传》：“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先生之方”的“方”就是指医术。
“经方”十一家具体医方可能包含有“医经”中所理论的针、石、洗汤、灸、熨、焫以及内服药方剂、外敷、外科手术等具体运用之“方”，甚至可能还有祝禁方。或许正是由于“经方”十一家包含如此广泛的方法，当年刘向（或李柱国）选用了有广泛内涵的“经方”一词，而没有再采用“本草”一词。
（2）、关于“经方十一家”中本草方剂的剂型。
《五十二病方》中有简单的类似后世汤剂的水煮剂；但《武威医简》、《居延汉简》等医简方，以散和丸为主。涉及水煮剂的很少，居延汉简只有一残句（136·40简）：“一名，单衣受寒，□□□汤药置□中，加沸……”，《武威医简》内服的29方中只有两方：“治伏梁裹膿在胃腸之外方”（酒煮汤剂）和“治久咳逆上氣湯方”（水煮汤剂）。因此推测“经方十一家”中本草方剂的剂型可能也是以散和丸为主，水煮剂型可能还是少数，还未成为本草方剂的主流剂型（由于可靠的资料有限，这个问题还不能很确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武威医简》、《居延汉简》中涉及“伤寒”的医方基本都是散剂，唯上面居延汉简残句“单衣受寒”似乎涉及汤药，惜不明朗。
（3）、关于“经方十一家”中本草方剂的组方。
“经方十一家”中本草方剂的组方可能与《武威医简》、《居延汉简》等医简方的组方相似。两者绝大多数为复方，每方药味在4—8味为常见，多至15、16味的也有（大复方或是受印度医学影响？）。但不排除“经方十一家”中有很精简的本草方剂，当时可能还有些医学流派好用单方（今天都还有，如非经中医改造过的传统苗医）。因为仓公一系就用药极为精简，稍后世的华佗和张仲景也以方药精简著称。
以上个人推测，希望以后能再有新出土简帛验证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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