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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晓木 1943年3月26日，我出生在重庆，父亲陈嗣庆，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母亲缪进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 因为出生在乱世，父亲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陈懋（mào）平，以示“和平”的意愿。我先是随父母在南京生活了几年，听母亲说，我们住在鼓楼区，头条巷。 南京的家，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间书房，一面是窗户，其余三面全是书，别的孩子都喜欢在外面疯玩，我却只对房里的书籍着迷，我文学的“童子功”，应该源于此。 三岁，我嫌“懋”字难写，自作主张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平。 由陈平更名为三毛，那是去了沙漠以后的事情了。 总有人问我，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其实啊，我台湾是一生，沙漠是一生，荷西在时是一生，荷西去时是一生。 人生在世，命若琴弦，我早已不是相同生命了。 台湾的一生 我记得，全家搬至台湾的那一年，我5岁，在后知后觉的忧伤里，与南京告别。 在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学。我虽诗书成瘾，但我的快乐绝不会出现在课堂上，我也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 尤其是数学，实在听得云里雾里，干脆在课堂上将课外书藏在裙子下读。如饥似渴地阅读，不仅影响了我的成绩，也时常遭受老师的百般刁难。初中还没毕业，我便休学了。 于是，读书写作便成了我躲避父母失望的眼神，和应对渺茫未来的避难所。 学业的转折，是我 19岁那一年，遇到了顾福生。 他是我的油画老师，却很欣赏我的写作才华，他把我的文章推荐给白先勇先生，没想到在《现代文学》发表了。 我当时认为文章的发表，是托了顾福生的人情，自己又偷偷投稿，居然又发表了。 一直很感激顾福生，他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 后来，我在文化学院哲学系进修，在那里遇到了初恋，梁光明。 21岁的我，却对婚姻有着莫名的执念，它不是柴米油盐，而是心里落实的安全感。 让我失望的是，梁光明总是说：“结婚的事情再等一等。” 等什么呢？等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分手？ 显然，梁光明，我把持不住。 没有退路了，带着初恋的情伤，我去了倾心已久的艺术天堂西班牙。 从此开启了一生的流浪。 荷西生时的一生 西班牙，马德里，是我此生注定要来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荷西，是在朋友家，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男孩很英俊。 起初，我一直把他当弟弟。他总是逃课来看我，约我打球、看电影、逛旧物市场。直到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大学的四年，服兵役两年，再有六年他就可以娶我。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我们一定要断绝关系，要快结束，我比他足足大了6岁，我不敢担。 但是想扯清感情上的瓜葛，是件痛苦而困难的事情，拒绝了荷西以后，看着他渐远的身影，我还是一阵阵地心痛。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 其实，我还不懂，那时自己的克制，是埋在心底的“种子”。 我急迫地开始了新生活，先后交往了一个日本男朋友，一个德国男朋友，一个台湾画家，结果都无疾而终。 对的时间，总是遇不到对的人。 在国外求学三年，1970年，我回到了台北，接下了母校文化学院的教职，并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我们很快就决定结婚了。我的家人很喜欢他，都沉浸在为我准备婚礼的喜悦中。 可是，临近婚礼的一天，他心脏病突发，在去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 难以形容的绝望，生活要这般待我，我唯有这般离去。 那一夜，我吃了一整瓶安眠药。 我只记得睡了很久，醒来后，猛然发现，父母苍老了许多。 我上辈子一定做了很多坏事，欠了很多情债，这辈子遇到的人，都是我前世的业障。 没多久，我再次决定远行。为什么又回到西班牙，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召唤吧。 沙漠的一生 在西班牙，我见到了相错6年的荷西，那双清澈的眼睛，依然饱含喜悦和甜蜜。这一次见面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像一件心爱的玩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臂弯，暖暖的，很踏实。 他问我将来的打算，我说要去撒哈拉。 想不到没多久，荷西就申请到了一份在撒哈拉的工作，比我先到非洲去了。 我写信给他：“你实在不必为我去沙漠里受苦。” 荷西回信给我：“我们夏天结婚好吗？” 好，这次我没有一丝犹豫。 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安在撒哈拉沙漠。 也是这个时候，我开始正式用“三毛”这个笔名，文字也因沙漠而厚重起来。 我进入了一段全新的生活，在沙漠中的日子，远不如想象中的浪漫，海水煮饭，臭水洗澡。最要命的是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尿血，头痛，还生了一场邪门的病。 我原本以为我会有大把的时间旅行，现在才知道，根本不可能。撒哈拉果然是我的乡愁，初到时的苦楚，也只有在想象中，文章的包容中，它才美好。 然而这里，却也有了我离不开的荷西和家。 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总是很幸福。 在沙漠的日子，我除了写作，最热衷的就是与荷西背着背包和相机，看了许多奇异多彩的风俗、交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日子终于丰富了。 那段时间也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出版社总是来信催我写稿，显然，我的书很畅销。我想，是因为我的文字就像一个窗口，让读者有机会得以观见一个异族女子，在黄沙荒漠中苦辣酸甜的生活。 1975年11月，撒哈拉时局大变，我们就这样撤离了沙漠，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一年我已33岁。 有人质疑我沙漠的文字都是虚构的，我是一个以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小说文字工作者，要求自己的，不过是如何以朴实而简单的文字，记下生命中的某些历程…… 生活在变，生命在延续，观念有改变，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人生之旅造成的，于是我也对自己的笔诚实写下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我坚持写作的方向。 荷西去时的一生 离开沙漠后，我们居住在加纳利群岛。我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长时间打针吃药，时常让我意兴阑珊。 那些日子，我常常想到死，将生活里每一个意外，都看成是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预言。 当荷西接到拉芭玛岛的潜水工作时，我就有一种很不详的预感，我的直觉很灵。 我以为是自己大限已至，可死神这次挑选的不是我。 那个秋天，曾是那么美好，我的父母从台湾过来看我们，与荷西一见如故。那些日子，我特别喜欢用手吊在荷西的脖子上哈哈大笑。 我陪父母去伦敦，荷西因为工作不能同行，他在机场与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 我毫无征兆地头痛，身边一位妇女扶了我一下，并递给我一张名片，很刺眼的一行字：某某的未亡人。这是西班牙的风俗，守寡的妇女，名字都有这样的字样。坏感觉加剧，我转头去看外面的荷西，他正跳进栅栏，向我们挥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挥，竟成了永别。 1979年9月30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半夜一点，我的房门被一位英国太太敲开，没等她开口，不祥之兆已经有了自己的形状，我害怕地喊道：“荷西是不是死了？” 英国太太如实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他的尸体。 那些日子我一直被打镇定剂，睡在床上。如果药效过去，我的脑海就一直盘旋：“荷西，回来吧，荷西，回来吧……” 父母把我带回台湾，很多朋友来逼我发誓，不许自杀。我以为我这一生的痛楚，足以让我离开了，却突然发现，有这么多强而有力的手拉着我不放。 虽然这次情殇之地在西班牙，但我的荷西在那里。不久，我坚持回到我们小岛的家，这次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平凡的夫妻如我们，历经生死，失去了另一个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每天一样地打扫房间、整理庭院，也能在心境安稳的时候，到荷西的最后之地，陪陪他。 再也不能哭了，最坏的已经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已经生生地被逼入绝境。父母为我操碎了心，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荷西，你知道吗？我的心早已随你去了。 再也不能躺在你的怀里，看大漠沧海；再也不能牵着你散步，由黄昏到子夜；再也不能一起“你爱谈天，我爱笑”；再也不能一起…… 这段以生死度量的深爱，这种再不复见的极痛，是我笔下无法摹写的，只要一触碰，便身心俱焚。 1981年，我离开了加纳利岛，回台北定居。我接受了《联合报》的赞助，游走了十余个国家。我开始试着让自己忙起来，接受采访，举办讲座。 荷西去世的6年时间里，我把自己献给了读者和公众，也方才心痛减缓，恢复了一些生气。 1989年，我再次踏上旅程，来到了南京，我发现自己儿时的情结依旧在。 1990年，应严浩导演邀请，我创作了《滚滚红尘》的剧本。电影异常地成功，很多人遗憾我未能拿下那个编剧奖，其实我早已看破，我知道自己在哪儿。 此生啊，到处都走遍了，大陆也去过了，该做的事情也做过了，该还的债都还完了，突然觉得累了。 1991年1月4日，48岁的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这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要为我难过，女儿去找荷西了，这次是幸福的。 隐约中听到有人问我：三毛，如果有来生，你最想做什么？ 如果有来生啊， 我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 如果有来生，我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 如果有来生，我要人长久。 总结我这一生，廖辉英这一句最好：“你过一生，抵得上别人的好几世，生命的意义，或许你诠释得比较美丽。” 是为纪念，亲爱的我自己。 如果错过下列文章 请点击封面或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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