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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的转型使明人的生活重心由社会生活转向个人空间。明人从灵到物的转向，是一种自“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向，这种转向对感官愉悦的强化到了细微精深的境地。从“寓意于物”到“借物冶情”，表现了明人追求体贴人情事理，追求本色表达的思想倾向。 明 仇英作品 在明代之前，赏鉴金石书画、花木盆景等只是少数文人雅士寄托才思、抒发闲情的审美活动。晚明以降，整个社会掀起雅俗互动的物质生活审美浪潮。“清玩”、“清供”及“清赏”不再局限于文人阶层，而社会的主流审美领域从传统的诗、词、琴、棋、书、画等拓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明代镶嵌饰品 居室、饮食、服饰、器用等物质生活的审美转移，既提高了明人日常生活的品质，也导致了审美的感官化。比如宴饮游乐、家具茶器等生活用具带来的舒适度和享受性就是视角、听角和味觉的综合体验，具有高度的近物性或者及物性。审美方式的近物性导致物品的更多玩赏功能被激发和开发出来，甚至出现了一些对物质生活情趣进行描述和总结的理论著作。从社会价值观来看，品物成为时代的主流时尚，甚至被认为是士人才情与学识的体现。 哲学上，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展开意识形态的交锋。明代中晚期，文化圈围绕“情”展开审美意识领域的省思。无论思想家的哲学思考，士子的人生追求，还是文论家的理论主张，都迂回缓进地向表现自我以及愉悦人生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会思潮和审美思潮的强烈涌动，古典主义复古思潮与启蒙性质的浪漫主义思潮交相碰撞，尊情、崇俗、尚真、求趣成为明人的审美共识。 而崇尚新奇、标示真情的意、趣、声、色、情、奇、畸、真、幻等成为具有时代特质的新的审美范畴。明人对个体性、主体性的重视强调适性任真、尊情尚趣，甚至讲究“不求以胜人，而求以自适其趣”或者“各穷其趣”，认为生活艺术不须重视载道功能，只要能表达自身的“意趣”就好。事实上，明代以意趣为尚的审美观念，是明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在生活艺术中的表现。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与“声色味”等物质体验紧密关联的，甚至是通过对“声色味”的追求来实现的，这一点在茶饮、戏曲、园林、服饰、声伎等方面均有表现。 明代对“声色味”等物质美学的推崇并非全是物质性的，更多的是近物性的精神活动。明人对于物性的精研，既体现了明代审美意识的重要变化，也成为审美精细化的重要表现。以茶饮生活为例，屠龙就在其所著的《考槃馀事》“择器”一节中表现出对精致茶器的追求，“凡瓶要小者，易候汤”，“所以策功建汤业者，金银为优。贫贱者不能具，则瓷石有足取焉。瓷瓶不夺茶气，幽人逸士，品色尤宜”，“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 《考槃馀事》不仅对制茶的採、晒、藏等工序，烹茶过程中对水、果、薪、器皿的选择，以及烹茶过程中的洗茶、候茶以及注汤等作了详细的描述，还对饮茶之人的“人品”以及“心境”等提出要求，可谓精细幽妙，体现了明代茶人较高的文化品味和审美修养。比如“择果”一节，蕴含了茶人对生活审美化的精致诉求：“茶有真香，有真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夺之。夺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是也。夺其味者，番桃、杨梅之类是也。凡饮佳茶，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无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榄仁、菱米、栗子、鸡豆、银杏、新笋、莲肉之类，精制或可用也。” 文中追求的是一种排斥杂物混搭的茶饮清趣，但从中可看出茶人对物性的全面了解和精细把握。明人往往通过日常物品营造一种闲雅、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氛围，明代茶书中记载的茶饮情状和境界算是一个教好例证。 参考书目： 朱志荣主编：《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陈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唐婉约丨弘益茶道美学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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