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大脑对金钱的渴望

本世纪初，美国发生了一大批金融经济犯罪的案件，很多社会名流和大企业的CEO因此锒铛入狱。比如Kenneth Lay，Enron（安然公司）的前主席，就投机倒把，造假Enron的财报，自己狠捞了9千万美元，使得Enron的股价从90美元暴跌到1美元，使成千上万的家庭血本无归。L. Dennis Kozlowski是Tyco International（美国泰科国际有限公司）的前CEO，被发现大规模进行诈骗和内线交易。据说他本人相当穷奢极欲，常常大搞派对，挥金如土。

这样的事儿，世界共同。跟美国一样，我国也涌现了大量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内线交易，贪污受贿，非法敛财的案件。当然这些经济犯罪不仅仅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普通的公务员和白领也有可能为了钱而眼红。大家记得《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小官巨贪” 的赵德汉吗？他是一个掌握全国矿产资源的审批权的国家部委项目处处长，他在家里吃着炸酱面，每月给母亲300元生活费，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去了他囤钱的豪宅别墅，里面竟然囤积了一墙一床一冰箱的钱，数亿的人民币现钞，烧坏了好几台点钞机。

有些人说，这些人是道德问题。不知道收手，生活已经那么好了，居然贪红了眼不要命，肯定是极端变态的人才这样。但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当然贪婪是这些经济犯罪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但是贪婪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的问题。可以说，搞经济犯罪的人，都是相当聪明的人。他们也曾经看到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前任，自己的朋友犯过一样的事情，然后被绳之以法。就像赵德汉说的，他亲眼看见他的前任被判刑，但他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苦惯了，没见过那么多钱，收不住手”。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有这样的勇气，能够铤而走险呢? 其实很多贪婪的人，对自我的认知已经扭曲了，对其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已经模糊了。他们似乎认为“我是法律之上的人”。这个认知，在别人看来似乎很可笑，但是从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的角度看来，其实有一定真实性在里面。钱权，从一定的程度上，能提供很多普通人不能享有的便利。比如，众所周知的，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量的钱财可以帮助人隐藏财产，逃避税务，解决绝大多数纠纷，甚至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老百姓都说：“破财可以免灾”。这句话的讽刺意义就在于，在普罗大众的心中，居然连灾祸之神也是可以被钱买通的。

因此，聚积了大量财富的人，就常年生活在这种“出了事情，出钱就可以搞定，找人就可以搞定”的环境中，久而久之自然养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幻觉: “法律对别人是一套，对我是另一套”，大概从他们的角度，事情是这样的吧。

所以说，贪欲不仅仅来自扭曲的道德观，也来自金钱本身，特别是大脑对金钱的反应机理。对赚钱的期待，也就是大脑对奖励刺激的响应，会导致很强的行为激励，甚至可以诱发谎言，欺诈，贪污侵占，盗窃等等非法获取的犯罪。

很多人都说，可是我们有自控能力啊！但实际上，所谓的“自控能力”，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强。在很多情况下，人类大脑的自控能力是一个变化的空间。在空间的一个极端是“病理性赌博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对金钱的欲望和渴望是强迫性的，自控能力极端削弱。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么到底有多少道德问题，实际上是生理的脑病？ 或者是多少程度的道德问题，是可以归因于脑病的？如果说贪婪是一种病，那么又怎么看待它对我们大脑的进化益处？毕竟是贪婪给予的动力，才让我们这个物种得以进化和生存的呀。

对于大脑自控能力的衰弱，至少有三个生物学上的广义解释：

第一，躁郁症(bipolar illness)。躁郁症的人常常有“自我膨胀” 的阶段。在膨胀期间，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狂妄到了自我升华，对金钱的判断极其轻率。

第二，有些经济犯罪的人有“迷恋型强迫人格”(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这种人会忽视社会准则，按“自己的规则 ”来办事。

第三，也是最多的有权势的人的毛病就是“病理性失败恐惧”。他们表面上是成就突出的，受人仰望的人。但很多这种人的内心，是极度害怕失败，害怕失去自己特权的。这种害怕失去地位的恐惧，就更加促使他们去冒风险，产生更多的财富和地位。

金钱，能刺激大脑的多个部位，能实实在在的把人刺激到产生偏离道德轨道的行为，进而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

至少三个大的主要的脑部区域影响着人类对金钱的感情和决策： 杏仁核与海马体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大脑前叶（prefrontal area）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杏仁核是大脑的感情处理中心（图1的黄色部分）。它和感觉区，以及前叶的决策区都直接相连。它一直帮我们监测外部世界吗，寻找机会，警告危险[1]。当它探知到一个信号，就马上给这个信号贴上情感的标签，使得我们能够迅速的根据这个感情标签来做出反应，增加我们生存的几率[2]。

图1 杏仁核（黄色）和海马体（蓝色）

我们以前聊过，杏仁核能够对身体安全上的物理威胁产生巨大的反应。而实际上，杏仁核对经济上的风险也能产生巨大的反应，而且是左右脑不平衡的。左脑杏仁核会因为赢钱的产生反应，而右脑杏仁核会对输钱产生反应[3]。更有意思的是，赢钱产生的反应，小于输钱的反应[4]。

当我们曾经有一个不好的输钱的经历的时候，海马体，这个常常和杏仁核一起工作的脑器官就会被激活（图1的蓝色部分）[5]。海马体并不参与感情处理，它主要的功能是储存记忆，并且把每段记忆和特定的感情相连[6]。曾经遭受巨大损失的人，海马体会把痛苦记忆与恐惧焦虑等感情相连[7]。一旦重新出现类似事件，海马体就重新激活以前的记忆，影响杏仁核，重新产生恐惧焦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遭遇过股灾的人，看到股市再有小的震荡，都会非常害怕了。

当然每个人的恐惧反应大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因为部分血清素转运蛋白变异，会产生过度恐惧[8]， 特别是面对金融风险的时候。

第二个被金钱影响的区域是前叶(frontal lobe)，也是大脑的指挥中心（见图2）[9]。它指挥大脑做一切的协调性工作，也进行复杂问题和新问题的解决[10]。前叶功能不好的人，对于金融决策的分析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听取金融的意见，和对于未来金融动向的预测方面，都会有缺失[11]。

图2 大脑前叶

第三，前扣带区对于复杂问题的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识别反直觉和反经验的事情[12]（见图3）。特别是“模式识别”（ pattern recognition）。对于重复性的模式，和对重复性模式的破坏，它能发出预告。

图 3 扣带区。左端是前扣带区，右端是后扣带区。

前扣带区特别对那种出乎意料的事件，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比如说，你买了一支股票，根据你对财报的分析，这股票肯定会看涨。但突然之间，财报等指标被其他的更大的因素给压制了（比如政策突变等等），所以实际上你赔钱了。这种超出预期的坏事，会激活前扣带区，产生一阵胃部的不适。这就是我们常常体验到的，从云端掉落到现实的巨大失落。

总结来说，你的前叶会做大量的计算和决策。前扣带区会帮助前叶进行模式识别和错误探测。而杏仁核的曾经那些记忆，还有恐惧，会对你大脑理智区的决策做一定的修正。所以，在不确定的市场内，这种恐惧和焦虑会使你各种冲动的选择。

当然，钱的投资不仅仅会给你带来恐惧，也会带来很多快乐—金钱的信息处理是和大脑的多巴胺回路紧紧相连的。上面的处理金钱的脑区，都是和多巴胺脑区紧紧相连的。特别是一笔出乎意料的钱财，会带来神经元大量释放多巴胺，产生极度愉悦感受，甚至和吸食可卡因感觉类似。与吸食可卡因更类似的是，曾经有这样感受的人，就会更加疯狂的追求这个感受。他们会在曾经让他们暴发的高风险领域，加入更多的投资。虽然这个风险会更大，但是他们曾经得到的那种极度愉悦感也会支持他们继续疯狂加码。

时间长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刺激就会不够，“愉悦感成瘾”的人就会追求风险更大的金钱冒险刺激: 赌博，内线交易，买风险更大的股票，等等。当经常豪赌的人，出现要输的情形时，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的多巴胺水平还是会上升的，鼓励他继续豪赌，然后当真的无可挽救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深陷多少麻烦。这个就是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大脑机理。

当贪婪超出了自我控制的范围，就会出现我们文章一开始提到的那些经济犯罪，到了最后一步还不知悔改的人。所以，人究竟有多少自由意志？什么时候该收手？什么时候应该从脑生理角度看待道德，还是更深的一个话题。

参考文献

[1]. Schwartz JM, Begley S (2002): The Mind and the Brain: Neuroplasticity and the Power of Mental Force, HarperCollins, New York, 69.

[2]. Newberg A, D’Aquili E, Rause V (2001): Why God Won’t Go Away,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45.

[3]. Zalla T, et al. (2000): Differential amygdala responses to winning and losing: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in humans,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2: 1764–74.

[4]. Thut G, et al. (1997): Activation of the human brain by monetary reward, NeuroReport 8: 1225–8.

[5]. Richardson MP, Strange BA, Dolan RJ (2004): Encoding of emotional memories depends on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Nature Neuroscience 7: 278–85.

[6]. Newberg et al. (2001): Why God Won’t Go Away, 45–8.

[7]. Scoville WB, Milner B (2000 [1957]): Loss of recent memory after bilateral hippocampal lesions, 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 Clinical Neurosciences

[8]. Hariri AR, et al. (2002):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tic variation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human amygdala, Science 297: 400–2.

[9]. Goldberg E (2001): The Executive Brain: Frontal Lobes and the Civilized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35.

[10]. Koechlin E, et al. (1999): The role of the anterior prefrontal cortex in human cognition, Nature 399: 148–61.

[11]. Holstege et al. (2003): Brain activation, 9191.

[12]. Holstege et al. (2003): Brain activation, 9192. Since the amygdala is activated by fearful stimuli, part of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its deactivation might reflect the absence of confounding factors (i.e., fearful stimuli) during org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