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4.20陈宗嶽写于台北
无作者款，底款「履泰字号」。 长16公分，宽11公分，高9.5公分，重340公克。 「履泰字号」一般认为是乾隆进士马履泰（1746～1829）在乾隆至道光年间所使用的印章，此章在坊间最早见诸2012年12月6日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茶熟香温」专拍中的「清中期彭年款石泉刻桥钮扁灯壶」，长15.3公分，桥钮圆盖，圆身直流，口沿雕密致纹饰，壶身一侧书“有客到来须相饮，自称臣是壶中仙”。盖留「彭年」款，壶底「履泰字号」印款，流下刻“石泉氏”，此壶当时拍出92,000元人民币。
马履泰（清乾隆11年～道光9年，1746～1829）－仁和（今杭州）人，字叔安，一字定民，号秋药，又号菽庵，别署药庵、虚谷。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官拜御史、太常寺卿。致仕后，主讲敷文书院。工诗，性潇洒，善谐谑。博学洽闻，以文章、气节重于时。书宗唐人，古劲似李邕。好诵晚唐诗，爱花木，嗜生果，杖履所至，望之若仙。中岁作画，涉笔即工，盖由学问、书法中来。山水苍率沈厚，自言：「吾画但能作丑树顽石，自率胸臆，不悦时眼。」着有秋药庵集，卒年八十四。
今日，又偶然看到一把底款“履泰字号”的红泥腰线高灯壶(壶高：13.4公分，壶宽：16.1公分)，壶身腰在线刻有曼生“寿寿 （陈）曼生笔”，腰线下刻：“范乎而陶乎而 吾以斟酌乎而 辛丑(1781年或1841年)孟春 荆邑山人(或是荆溪人杨彭年的号)，盖款“彭年”，这是唯一一把有纪年款的“履泰字号”壶。 这两把壶都有彭年(1796～1850)款，但是再将铭文的陈曼生(1768～1822)考虑进来，1781年陈曼生才13岁，不可能刻此铭文。1841年陈曼生已过世了19年也不可能亲自在壶上铭文，因此这把红泥腰线高灯壶应该是曾与陈曼生合作多年的杨彭年在1841年所制作，只是采用陈曼生的旧有字稿完成，所以铭文落款为「曼生笔」。
杨彭年 杨彭年，字二泉，号大鹏。清代嘉庆、道光间(1796～1850)宜兴制壶名手。荆溪(宜兴古称)人。彭年弟宝年、妹凤年，都是当时制壶高手，一门俊彦皆工此技，名闻一时。当时杨彭年舍弃了乾隆时用模子制壶的方法，恢复了时大彬手工拍打成型工艺，《耕砚田笔记》说他：“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故受到陈曼生的赏识，延聘至溧阳县署桑连理馆，两人合作出一大批青史留名的“曼生壶”。另外，杨彭年也成为陈曼生学习制壶的老师。曼生过逝后，杨彭年又与朱坚（石楳，1796～1850）、瞿应绍（子治，1778～1849）、乔重禧（宜园，约1796～1840）等文人合作，创作了一大批镌刻铭文、图画的名壶，堪称一代良工。
陈曼生 陈鸿寿(1768～1822)，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卒于道光二年。字颂、子恭，号曼生，擅长古文辞，精于雕琢，以书法篆刻成名，其文学、书画、篆刻样样精通，才气过人。嘉庆六(1801)年拔贡，朝廷考以知县用，分发广东，丁忧服阂，奏留江南，署赣榆县。嘉庆十八(1813)年曼生补溧阳县。后擢河工江防同知、迁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风疾卒于任所，享年五十五岁。 曼生好阳羡砂泥，兼美制壶之癖，案犊之暇，传设计有砂壶十八式样或更多，延请当时的制壶名工杨彭年等抟泥制壶，又与同僚幕客等共同撰制壶铭，“创意造型，范为茶具，艺林宝之；得其一枚，珍逾拱壁，至今「曼生壶」仍被誉为文人壶的代表作。 凡「曼生壶」必有铭文，至于镌刻图画，在「曼生壶」的真品壶中，唯有上海博物馆藏瓢提壶的壶身上刻有奇石，此应与铭文中有“煮白石”有关，属于特例。至于将花卉、人物图画镌刻到壶身者，仍首推瞿子冶与朱石楳。
道光年间「履泰字号」订制的僧帽菊瓣梨皮朱泥壶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名字上有「履泰」的名人只有「乾隆进士马履泰」与「日盛昌票号大掌柜雷履泰」，一般都把「履泰字号」印款认为是马履泰，但是当官的文人马履泰不应该会用「字号」为印款，加上一年多前看到一段文字～日盛昌票号大掌柜雷履泰曾对东家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另在四年前，一位钻研票号的网友游芳义先生与我讨论并提出：「履泰字号」的边纹很像票号常用的印章边纹～回形窗格纹从内到外共三个层次组成的构图异常精美，且雕刻细腻讲究。加之上述的匹配与时间差，所以我认同「履泰字号」不应该是「堂号」而是「商号」。我以为这把「履泰字号」印款的「僧帽菊瓣梨皮朱泥壶」应该是雷履泰的订制壶，参酌其生平，制作时间约在其创立日升昌票号的第四年～道光六年（1826年）前后。 另外，「彭年款石泉刻桥钮扁灯壶」与「彭年盖款曼生笔红泥腰线高灯壶」这两把壶型，不是乾隆时期的典型壶形，有乾隆时期的繁复纹饰，但是缺了几分盛世的大器之气，因此应该是乾隆期之后嘉、道年间的作品。 这把僧帽菊瓣梨皮朱泥壶，属于矮式僧帽壶，壶身朱泥之中颗粒累累，映照成皮壳上的灼灼宝光，是乾隆以后少见的好泥。僧帽壶做成菊瓣形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加上朱泥成型工艺的困难，尤其此壶尚属朱泥壶中罕见的大壶。在成型工艺上，朱泥中的梨皮颗粒有助减缓朱泥的收缩比例，但是也不利筋纹壶身的镶接成型，因此这壶有借助外模成型。综合以上诸多因素，确认这是一把难得的好壶。
「履泰字号」应该是商号 商人雷履泰(1770～1849)山西省平遥县龙跃村（原细窑村）人。因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贫寒，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进平遥城当学徒做买卖。在平遥城内北门头拐角，当看宝盆的把式时，被西裕成二少爷李大全闲逛时看中，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不久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以后又调其到京都分号领班。到李大全继承父亲李文斌执掌号东时，将雷履泰调回总号，委以总经理重任。于道光三年(1823年)，创立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并担任总经理职务，为日升昌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履泰字号」印章边框符合票号的防伪设计。如何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极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现存的档案数据中，就有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日盛昌票號大掌櫃雷履泰 日昇昌票號的前身是西裕成顏料鋪，財東李大全，聘請善於經營運籌的雷履泰擔任大掌櫃，使西裕成顏料鋪在競爭中成為顏料行業里規模最大、實力最雄厚的商號。 嘉慶年間，社會動蕩不安，官餉、鏢銀時常被搶，商家異地運送銀兩極大不便。於是商家希望用匯票代替鏢局長途押運銀兩的辦法，進行異地匯兌。雷履泰很快發現了呼之欲出的金融匯兌商機。在他建議下，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農歷正月初一，李大全將西裕成顏料鋪改為日昇昌票號，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業務。從而開啓了中國的金融匯兌業務，取代了鏢局長途押運銀兩進行異地匯兌的舊制。 日昇昌票號從創立起就實行了股份制、聘用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制、大掌櫃負責制、銀股與身股同股同酬分配制等具有近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出於對金融匯兌特殊行業安全保密考慮，首創了漢字密押和驗票水印。 日昇昌票號在一個世紀的經營中，最鼎盛時期年營業額達2000萬兩以上。它在全國許多城市建立起匯兌網絡，開設分號35家，大多分布在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和南方城市，匯兌業務一直輻射到了俄羅斯和蒙古，與英國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美國花旗銀行，德國德華銀行等也有密切的業務往來，創下了一紙匯票「匯通天下」的奇跡。 日昇昌票號的成功，首先使平遙的一些商業利潤較高的顏料業、綢布業、煙草業、鹽業、冶鐵業等商號競相仿效，更弦易轍陸續成立了蔚泰厚、天成享、協同慶等20家票號。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平遙票號分號總數達367個，遍布全國68個城市和商埠重鎮。到光緒年間，當時全國總共有51家票號總部，其中22家設在平遙，一度操控全國金融商業資本。 在山西票號的發展史上，有兩個人物不得不提。一個是雷履泰，晉商第一家票號——日昇昌的創始人；另一個則是毛鴻翽，日昇昌的主要競爭對手——蔚字聯號的創始人。早期二人不僅相識，更是生意中的好搭檔。後來，因為工作中的矛盾，關係日趨惡化，直至成為一生的「死敵」。
一山難容二虎 毛鴻翽(1787—1866)，字振羽，山西省平遙邢村(今喜村)人，幼時家境清寒，棄學就商，十幾歲在西裕成顏料莊當學徒。學習認真，辦事精練，甚得東家賞識。二十餘歲提拔為顏料莊副經理。1823年左右，西裕成顏料鋪改成了後來赫赫有名的日升昌票號，毛鴻翽擔任了日升昌票號的副經理，經理是雷履泰。毛、雷兩個都非常能幹，開始時，倆人同心協力，日升昌票號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日新月異。但一山難容二虎，兩個能人在一起，時間長了，難免發生矛盾，並最終導致了二人的分道揚鑣。
東家的抉擇 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按理說，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該交給二掌柜打理，可是因為雷履泰並沒有離開大掌柜房，這就使得毛鴻翽的處境應了那句老話，「丫環帶鑰匙，當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後還得由大掌柜定奪。毛鴻翽就找財東講，雷大掌柜生病了是不是就請他回家休息，財東出於雷的健康考慮就請雷履泰回家養病，這時候毛乘機掌管了票號的一些實權。 幾天之後，東家在雷履泰的桌上發現了一批雷履泰寫給各分號的信。信的內容是命令遍布全國各地的分號暫停營業，準備撤回。東家大惑不解地問雷履泰為什麼這樣做?雷履泰說：「字號是你的，但分號是我經營布置的。你現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號收回來，好讓新人重新安排。」東家這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一直以來自己和稀泥的辦法是行不通了，這次必須在二人間做出選擇。最終，東家選擇了雷履泰，毛鴻翽被迫離開了日昇昌。
另起爐灶 毛鴻翽離開日升昌票號後，正趕上介休蔚泰厚綢緞莊的財東侯蔭昌醞釀組建票號，熟悉票號業務的毛鴻翽正是求之難得的人才，於是財東侯蔭昌馬上聘任毛鴻翽為蔚泰厚綢緞莊的經理，並由毛全權負責改建票號的工作。1826年，蔚泰厚綢緞莊正式改為蔚泰厚票號，毛鴻翽成為第一任經理，多年的副經理終於轉了正，這時毛鴻翽已年近不惑。不久，侯家又改建了第二個票號——新泰厚票號，毛鴻翽又兼任了經理。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兩個票號的業務都蒸蒸日上，於是，毛鴻翽下工夫說服了財東侯蔭昌，把侯家的蔚豐厚綢緞莊、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享布莊等都改為票號，組成了「蔚」字五聯號。
商場「鬥法」 隨著毛鴻翽的另起爐灶，二人間的矛盾很快演變成票號間的競爭。蔚泰厚的號址，就扎在日升昌隔壁，毛鴻翽的這番舉動，或多或少有與雷履泰一較短長的意味。在商場上二人你攻我伐，雷履泰不惜以賠錢的代價，擠得毛鴻翽沒法在蘇州開辦分號。毛鴻翽在京津、漢口，也一再讓雷履泰丟城失地。後來，雷履泰給自己的兒子起名雷鴻翽，毛鴻翽馬上還以顏色，給孫子起名毛履泰。這場爭鬥一直延續到雷履泰去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