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河下多沽客——明清文人的后花园
|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唐代诗人皮日休这样描述大运河。在陆运兴起前，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贸易往来的命脉，也是勾连南北文化交流的命脉。其中，在大运河畔，有一个以酒闻名的酒镇，可谓是大运河千古繁华的见证者。
（京杭大运河宿迁段） 在宿迁洋河镇东北方向4里处，有一个叫刘老涧的京杭大运河水闸，如今终年船舶来往频繁，闸口上下游河道宽阔，古代泊船渡口痕迹隐约可见，岸上村落散居，堤岸上一条乡道与运河并行而去，即使是白天，路上也鲜有车辆路过，而在4里外的洋河古镇，依旧繁华，车水马龙，反衬着古渡口的落寞和寂寥。
谁能想到这里曾繁华无比，商铺街坊绵延至千年酒镇洋河，因漕运之便，而得“小金陵”之称？一个渡口和古镇一起，曾收揽多少文人墨客的不得志，也见证了帝王将相的意气风发，还包容着最底层平民的血泪史，也在民国时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条大运河，串联洋河酿酒千年跌宕起伏的往事。
白洋河下多沽客——明清文人的后花园 在宿迁刘老涧闸上游不远处，介于三圣庙之间，是老人口中说的“烟墩上渡口”（考鉴《行水金鉴》），因元时在堤岸上设有河防预警的烟墩（类似烽火台）而得名。明清时期漕运发达，处于骆马湖湖口不远处，运河与骆马湖的落差，船只至此须拉纤而上，过往客货船只到此歇脚，人打尖，船补给，烟墩上渡口就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加之不远处的白洋河（洋河古称）酒香千里，由此，渡口常常是“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
众多行商坐贾聚集于此，洋河酒坊林立，各色南北货物云集，市面熙熙攘攘空前繁荣，繁荣的商贸业带来淮扬佳丽，到此挂旗揽客，以致赢得了“小金陵”之称。
明清经济中心南移，江浙一带，商业贸易活跃，运河也成了牵系国家的第一经济命脉。到了明末清初，江南士族政治上受到的冷遇，转而寄情山水，受其影响，明清士子文人结伴游风兴盛，颇有魏晋遗风。
在看尽了江南烟花繁盛，倦怠秦楼楚馆艳丽之后，许多文人开始独辟蹊径，循运河而上，邀请一二清客歌姬，畅游山水，寻找“旨酒嘉肴”，于是千年酒镇洋河成了第一去处，更有文人称洋河“菜佣酒保都带江南烟水气”。明朝诗人邹辑《咏白洋河》诗载“白洋河下春水碧，白洋河下多沽客。”可见当时文人往来之盛，其中酒成了江南士子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
这也是明清间，洋河以一镇之小，却能够在文人的“金陵苏杭”之外，夺得一席之地，重要原因。
江山第一春好处——帝王家的盛世酒香 同样是洋河，在迎送江南士族文人的时月里，到清朝时迎来了命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康熙皇帝，虽然这次邂逅是擦肩而过，却无疑加重了江南士族文人“悠游洋河”的热情。洋河所在的淮安府，和扬州府并称“淮扬”，河运交通发达，商贾云集，是“南北之冲、负淮带江而襟海，扼东南财赋之轻重。”而酒肆林立的洋河，文人交游往来，是江南经济文化之形盛的“窗口”。
康熙23年，康熙首次开启南巡之旅。此次南巡主要的目的是安抚江南文人士族，同时也为督建河防。《咸丰清河县志》记载，是年十月，康熙自宿迁至桃源，步行10余里，巡视河防，终因泥泞没膝，虽不辞其艰，终未能行至烟墩渡。另据《清史稿·靳辅传》记载，同年十一月，康熙阅视桃源烟墩，过洋河，有居民来往士子数千，跪迎堤坝，康熙体恤年老者，各赐白金。
此次康熙路过洋河后，“瞻圣迹处、品旨酒香”，成了江南士族晋升的通途，据《清圣主实录》载“时有江南登科士子，金銮面圣，犹言烟墩旧事。”到此时洋河酒坊，经历过清初部分凋敝之后，再次繁荣起来，有的酒坊直接临运河而建，从此洋河酒旗林立，绵延望去十里不绝。随后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第六次南巡，二月十七日到洋河，见民生安乐、商贸来往不绝，御舟泊岸，至二月十九日登舟阅视淮套。
在康熙第六次南巡的50年后，洋河又等来了另一位帝王。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载，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第二次南巡，驻跸宿迁县，乾隆留行宫，特意点饮洋河酒，并留下“酒味香醇，真佳酒也”的赞誉，御舟过烟墩上渡口。并在宿迁期间留下“江山第一春好处”的御诗《麦》。
乾隆六下江南，五次驻跸宿迁，这也是洋河最显赫的时候，随着帝国两大帝王的数次临幸，洋河的数十里绵延酒旗和过往交游的文人士族，成为帝国北方窥探江南经济文化之形盛的窗口。
底层漕帮贩酒忙——漕帮人群的混营生 在烟墩上渡口上游不远处，有一个三圣庙，随着运河漕帮和漕运的没落，如今只有地名被保留了下来。据《桃源县志》记载，清朝时期，烟墩渡口三圣庙香火兴旺，靠近洋河，南北客商、过往文人士子都会前往游览焚香。不过焚香中的还有一群特殊的人群——漕帮。烟墩上渡口，由于连接骆马湖，一般往上游水流转急，甚为危险，清朝时常年跑船的漕帮为求安全过闸，往往去三圣庙点烛焚香，祈祷三圣护佑。
事实上，把洋河的销往江浙京津，除了运河上的商人，漕帮同样功不可没。《桃源县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洋河镇上酿酒业更加繁华，不仅吸引来南北酿酒师，还有9个省在此设立经商会馆，一个镇上设立经商会馆，除了靠近运河运输便利，发达的酒业也是重要因素。是时，运河江南岁输粮米，其中一部分到此便作酿酒之用。
酿好的洋河酒从不愁销路，除了客商承销大单，漕帮同样也会跑船中携私，赚取小额利润。漕帮是是明清年间在运河上以漕运为生，属于生活艰难的一类人群， 他们生活艰苦，据《漕运通志》记载，许多底层的船民因为微薄的收入，许多人没有土地，同时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进而结社，一起向官商讨要薪资，也有人另辟蹊径，走上“走私”之路。据《清稗类钞》载，漕运中，许多船工为了混营生，借助官船之便，船北上时夹带南货，南下时夹带北货，其中洋河镇的洋河酒，“漕帮争相携之”，从而赚取利润。
客商贩运过程中走的城市路线，牢牢控制着城市中洋河酒的供应，让洋河酒伴随运河贯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漕运，酒香贯穿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等省份。而漕帮则是如毛细血管一样，将洋河酒的酒香播种到各大水系的大街小巷，及漕运路上的大小客旅酒店中，在他们混营生过程中，无意把洋河酒“行销全国”。
漕运没落酒香盛——民国洋河的好时代 在清朝咸丰后期，官方运河漕运渐次被海运取代，进而没落。据《明清大运河上那些船》资料显示，官方漕运之所以选择海运，主要因素是运河航道阻塞，官方无心疏浚，由是不能满足较大的船只通行。而此时，较小的民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勾连着运河畔的商业往来，其中盐类、酒类、水果、棉花、瓷器、布匹等都在其中。
随后，洋河酒成为民国时期，白酒中最早和最大的“铁路运输”受惠者。查阅《江北运程》和《江苏通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政府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在烟墩上渡口下游修建了刘老涧闸，从此烟墩上渡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古洋河成百上千的酒坊叫卖声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漕运的没落并没有阻挡洋河酒坊的发展，因为在洋河镇不远处的徐州，“轰鸣的火轮车为中国商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据《清、民国铁路发展史》记载，1908年，贯穿南北的津浦铁路开工，1912年贯穿东西的陇海线开工，近代的两条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和津浦线都经过徐州，作为铁路枢纽，徐州逐渐繁荣起来。徐州成了周边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其中洋河镇名酒洋河酒，成为近代众多白酒中最早也是最大的“铁路运输”受惠者。
因为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其他地方的酒没有办法运往江浙这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土匪多，粮食都不够吃，酿的酒更是稀少，更何况是运到南京。另据酒业的历史资料显示，民国时期江浙地区获得的各类奖牌，遥遥领先其他地区，让这两处地方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产区，同时产量也远高于其他地区。民国时期，随着运河漕运的败落，铁路枢纽徐州的崛起，反而为洋河镇上的酒坊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洋河历史上一个最好时代之一。
华夏热血染运河——救国图存的民族气节 抗日时期，侵华日军在进占苏北期间，遇到了新四军和游击队顽强抵抗，几年间在运河畔上演了大大小小数百次伏击战和遭遇战。此时，京杭大运河不仅是抗日军民秘密运送物资的生命线，也无奈的成为日伪军运送物资的交通线，小小的运河上演着无数荣耀和屈辱的双面人生，不过幸运的是，熟悉运河水文地貌的军民，用华夏热血成功的守护了运河的民族荣耀。
据史料记载，1942年，由于日伪在运河线的活跃，以及大多苏北区域沦为敌占区，此时曾繁华一时酿酒古镇洋河也变得岌岌可危，更因为民国时期的特殊地位，招致数次日伪突击抢掠，在这民族图存的存亡之际，洋河的酒坊偷偷把剩下的酿酒用粮秘密转送给革命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因此还被军民称为“气节酒”。
1943年秋天，抗日名将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泗南县（今泗洪县）大柳巷参加医务会议，坚定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决心同时，私下老百姓了解到苏北的新四军因为战事吃紧，日本人封锁洪泽湖区，新四军医药匮乏，甚至医用酒精都不够用。于是苏北地区的双沟镇以及洋河镇上的一些酒坊，把偷藏的烧酒拿出来想方设法送到地战地医院去，从而及时救治伤员。尤其洋河，要突破日伪的部分封锁，在晚上冒险沿着运河到下游的泗阳淮阴交界的运河三岔口，再转河道，进入洪泽湖才能把酒送到新四军的战地医院。
转而到了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气节酒”也成了庆功酒。是年7月，新四军的马振藻带领部队向苏北地区的日寇发起总攻，大获全胜，进城时鞭炮喧天，老百姓纷纷夹道欢迎，在庆祝胜利大会上，喝的庆功酒就是洋河酒。
如今，数里外的烟墩上渡口，逐渐在运河奔腾水声中被人们遗忘，而洋河镇上的洋河酒厂却演绎除了另一番精彩。建国后，在罗氏糟坊、全泰糟坊、聚泰糟坊等十几家糟坊基础上，建立的国营洋河酒厂。将历史中点缀在运河上源远流长的洋河酒，带到了现代，飘香世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