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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伙伴一起偷生产队的瓜，是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 我们生产队有一块地，每年专门种瓜，都是山东常见的各种瓜，像西瓜、甜瓜、面瓜、菜瓜、艮瓜、黄瓜等。面瓜、菜瓜和艮瓜是山东方言词。面瓜是一种外皮黝黑、瓜肉吃起来很面很绵的瓜，可做酵母；菜瓜不能做菜，只能生吃，口感爽脆但没有甜味；艮瓜可生吃也可做菜，口感不脆。这些瓜会分给社员一部分，剩下的则拿到集市上出售，作为生产队的集体收入。 农历六七月份，各种瓜陆续成熟。对于我们这些从四五岁到十四五岁的男孩而言，偷瓜的季节到了。七十年代末的山东农村，是非常贫困的，生产队分的口粮加上自留地里产的粮食（主要是地瓜、小麦、大豆等），大部分家庭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家里男劳力和男孩较多的家庭，就会出现口粮的缺口，因此一些人被迫加入“盲流”，去外地打工谋生。 贫乏的物质生活，使得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时而有嘴馋的时候，希望能够有额外的、比日常饮食更美味的瓜果和野味，来满足肠胃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偷生产队的瓜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偷瓜的事情年年有，但我只在1979年参加过一次（之前年龄太小，在大哥哥们的眼中没有偷瓜的资格）。我们村北边有一条跨省公路，车辆很多。那是一个上午，我们五个小伙伴在公路的绿杨荫下玩耍，闻好闻的汽油味。天气燥热，大家伙口渴难耐。年龄最大的哥哥提出来：“我们去偷瓜吃吧！”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一致的响应。 我们不敢走田间小道，怕被大人发现，于是弓着腰，像电影里的侦察兵或突击队员一样穿过一大片棉田。棉田地头有一株梧桐的幼树，带头大哥给每人掰下一片大叶子，顶在小脑袋上做掩护。我们蹑手蹑脚地靠近了瓜田。瓜田周围全是高粱，秸秆已经有两米多高，并开始抽穗。（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村里不种玉米，只种高粱。）这片青纱帐，给我们这些小贼们提供了绝好的掩护。我们匍匐在高粱地里，像战斗打响之前，等待游击队长的命令。 瓜田呈长方形，一半种着西瓜。在骄阳下，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显得越发青翠，仿佛可以看到甜而多汁的瓜瓤。另一半地种着别的瓜，甜瓜和面瓜的香味已经早早地钻进我们的鼻孔。两块地中间搭着一个临时的草庵，放着一张床，住着一个看瓜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爷爷。爷爷那时五十来岁，但因为营养不良和缺钙，背已经微微弯曲。但他的眼神和耳朵特别好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心。爷爷又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不允许我们占公家的便宜。这是生产队安排他看瓜的原因。其实成年人没有人去偷瓜。那时的农村老家，差不多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更何况，偷瓜如果被抓，要扣不少公分，因此没有人敢拿自家的口粮开玩笑。唯一需要提防的，就是我们这些小贼。那时候农村每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馋嘴猫太多了。女孩大多比较乖（至少表面上如此），最多在田间小路上行走时，顺手摘下一两个麦穗或一两朵棉花，回家补贴家用。男孩则很少考虑家人的需要，更多是想满足干瘪的肚子的即时需要。 带头老大娴熟、小声地安排了我们的任务。我年龄最小，再加上我爷爷是“敌人”，所以我的任务是望风。两个年龄大些的去偷西瓜，剩下的两个去偷别的瓜。我头顶着梧桐叶，在高粱丛中匍匐着靠近瓜地。那感觉，真的像打鬼子的电影里的儿童团员，负责侦查敌情呢。时间已经是晌午，白花花的阳光照得人连睁眼都困难。我爷爷肯定也感到热，我看到他坐在草庵里的床上，一边扇蒲扇一边抽旱烟。偷西瓜的两个哥哥技术相当熟练，人整个地紧贴着地面前进，只有两个小屁股在一耸一耸地扭动。很快，他们得手了，一人匍匐着推回来一个大西瓜，衣服上、下巴上全是泥巴。另外两个哥哥胆量和技术就明显差些，他们不敢去偷瓜秧紧贴着地面生长的甜瓜和面瓜，只敢打搭着架子的黄瓜的主意，扭下了几个小小的嫩黄瓜，连顶花都还在开呢。我比较幸运。一些甜瓜秧蔓延进了高粱地，我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挺大的甜瓜，凑上去用鼻子闻了一下，已经有香味了。我轻轻地把它摘下来，抱在怀里。战斗真顺利啊！ 俗话说，不能得意忘形。看着怀里的战利品，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队伍正准备撤退，我爷爷已经手持一个木棍站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立马吓呆了，动都不敢动。我看着爷爷严肃的脸，禁不住哭了起来。爷爷从小就心疼我，看到我哭，他丢下了棍子，蹲下来给我擦泪。他犹豫了一下，扫了我们一眼，小声地说：“留下一个西瓜，赶紧走吧。找个没人的地方吃完再回家，别见人就咋呼偷了瓜。”他敲了敲两个西瓜：“不熟的这个留下吧。”我们赶紧抱着幸运的战利品，轻手轻脚地穿过青纱帐，躲在高粱地和棉田之间的一个长满杂草的沟里。带头老大用拳头砸开了西瓜，分给了每个人。这西瓜太甜了，老大禁不住感叹了起来：“真是偷来的瓜最甜啊！”狼吞虎咽地吃完西瓜，剩下的瓜也依例分吃了。不大一会，只剩下几块西瓜皮，连瓜籽都被我们囫囵吞了。为了消灭罪证，我们挖了个坑，把西瓜皮埋了，用脏衣服擦干净下巴上和手上的瓜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溜回家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贼，是唯一一次偷瓜的记忆，因此记忆特别清晰。第二年生产队就取消了，土地分包到户，每家都在田头划了一块地种上瓜果和蔬菜。偷瓜从此变得再无必要。巧合地是，那块瓜地的大部分分给了我家。在地里干活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偷瓜的经历。 【作者简介】山石，本名朱坤领，男，山东单县人，生于1973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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