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形象丰富多彩……阿布拉菲亚轻松且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 作者简介：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英国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研究员。 2003 年因对意大利和地中海史研究的贡献而被授予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 2013 年因本书被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授予奖章。另著有《腓烈特二世》和《人类的发现》。 译者简介：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世界史、拜占庭和中世纪史、世界宗教史、世界女性史等。主要作品有《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走出拜占庭文明》《拜占庭文明》《世界宗教史纲》。主要译著有《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文明》《古巴史》等。 书籍摘录：序（节选） “地中海史”可谓寓意颇多。本书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的历史；具体而言，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的历史。本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我将地中海的历史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第一地中海的下限为公元前 1200 年后的混乱，也就是传说中特洛伊陷落的前后；第二地中海一直存续至约公元 500 年；第三地中海缓慢地出现，而后在黑死病时期（1347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在第四地中海，该地区不得不应对来自大西洋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大西洋势力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大约结束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1869年）；在第五地中海时期，地中海成为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通道，并在 20 世纪后半期确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身份。 我的“地中海”完全是指洋面本身、其滨海地区及其岛屿，以及那些为穿梭于大海之上的人提供了出发点与停泊点的海港城市。与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先驱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定义——他有时会将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地方也囊括进来——相比，我的定义略显狭隘。布罗代尔以及后来大多数追随他的学者笔下的地中海均指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另外还有一种趋势：一些学者对地中海的定义会涉及橄榄树的种植及汇入海中的河流，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沿着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食材和原料是跨地中海大宗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进行考察，也就是将从未靠近大海的真正的“旱鸭子们”纳入考虑范围。当然内陆——很多事件发生于此，很多物品源自或经过此地——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本书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涉足大海，最好还能穿越大海进行旅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易，参与宗教或其他思想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路线，他们也许还会进行海上战争。
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本长篇著述中，决定什么内容应该包含进来，什么内容应该排除在外，着实困难。在书中，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地中海的描述中，我本应更多使用“或许”、“可能”、“也许”和“大概”等限定词，但这样做有令读者感到迷惑的风险。我的目的是描述那些使地中海发生完全或大部分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其周边的一系列微观历史（尽管它们可能也很重要）。故而我将注意力集中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部分，如迦太基的建立、杜布罗夫尼克的出现、柏柏尔海盗的影响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宗教的相互影响需要留出探讨空间，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上将花费大量篇幅，但同时对犹太教也将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和早期现代，犹太人作为商人占有重要地位。当我写到古典时代时，我会大致平衡地论及每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写出一部“金字塔状”的书，这样的著作往往匆匆略过前情，以尽可能快而轻巧地写至现代社会。但是划归于各章节的时间断限是极为粗略的，且不同的章节有时会涉及于同一时期发生在地中海不同区域的事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中海，其古代时期是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塑造的；中世纪则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塑造；在公元 1800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的塑造者则是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实际上， 1500 年之后，或更确切来说 1850 年之后，地中海在更为广泛的世界事务与商贸活动中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在大多数章节中，我会关注我认为可以最好地诠释更广义的地中海发展的几个地点——特洛伊、科林斯、亚历山大城、阿马尔菲、萨洛尼卡等。但我强调的是它们在海上的来往，以及促成或参与了这些来往的人。这种写作方法的一个结果是，我不会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花大量篇幅描述鱼和渔人。大多数鱼在海下生存，而渔人则往往从某一个港口出发，待捕到鱼后（捕鱼处通常离其家乡的港口有一段距离）再返航。总体来说，他们在航行于其他水域时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和文化建立联系。他们只是将鱼带回家，以某种方式加工——用盐做成腌制食品，抑或做成重口味的鱼酱——然后正如我在书中会经常提到的，商人们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海外销售；在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应该是海军船员常备的标准食物。坦率地说，直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潜艇战，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中海的洋面之下。 
结语：穿越大海（节选） 将地中海历史缩减为些许共性，或试着定义一种“地中海特性”（Mediterranean identity），抑或强调地中海的某些自然特性塑造了人类经验（正如布罗代尔强烈主张的那样），这些做法都是很诱人的。然而，这种对基本统一的追求始于一个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定居于其沿岸和海岛，以及穿越其海平面的民族的意义。我们应当注重多样性，而非追求统一性。在人类的层面上，这些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始终受到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外部影响，因而处于一种流变状态。从本书前几章描述的西西里岛的最早移居者，到西班牙海滨的带状发展，地中海沿岸地区为不同背景的民族提供了交汇点；这些民族利用地中海资源，有些时候还学会将产品从富饶之地运往贫瘠之地，并以此谋生。鱼类和盐是地中海的馈赠，这是古代罗马进行大量交易的两种商品，也是地中海大城市之一的威尼斯早期繁荣的基石。正如前言所述，渔民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极少的历史遗存，且他们追求的是海面以下的资源而非与地中海彼岸的地区建立联系。但也有显著的例外，它位于马耳他附近的狭窄通道：为了采集珊瑚，公元 1540 ~ 1742 年，热那亚人在突尼斯海岸的塔巴卡（Tabarka）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也是在这里，现在突尼斯的渔民加入了西西里岛的“马坦萨”（matanza），即对金枪鱼的大规模季节性捕杀。由于鱼类只有腌制和风干后才能长久保存，所以粮食长期以来成为跨地中海的主要贸易产品，地中海沿岸或黑海地区是最初的粮食产地，直至 17 世纪才慢慢为北欧地区所取代。粮食和其他原料的供给为城市兴起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古代的科林斯、雅典和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对于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而言，被敌人切断了必要的供给就意味着被扼杀。虽然小麦、木材和羊毛贸易不及香料贸易那样出名和富有魅力，记载也不够详细，但是这些贸易为丝绸、黄金和香料这些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获取这些商品，竞争者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而满载货物的船只越是频繁往来于地中海，越有可能引起海盗们——古代伊特鲁里亚人、近代早期的柏柏尔人和乌斯科克人——的觊觎。 因此，维持海域内的安定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罗马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军事活动打击海盗，从而统治整个地中海，进而保障了地中海的安全；在地中海航道无人做主的时期，商队可从诸如威尼斯穆达之类的军事护航队得到保护。位于北非海岸及其他地方的海盗国可能是统治者们为获得安全保障而希望进行谈判的对象，或与其签订条约，或武力对战，如美国在公元 19 世纪初所做的那样。当大的内陆帝国，例如古代的波斯帝国、 14 世纪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 18 世纪的沙皇俄国（它获取永久基地的努力失败了），扩张至地中海沿岸并开始介入航海活动时，地中海上的航运风险变得更大了。也许地中海内最卓越的扩张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了，虽然它是一个不占有地中海海岸的王国，但由于其势力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苏伊士运河，能够对地中海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引起了地中海周边政权，尤其是法国的愤怒和嫉妒。本书既是一本有关冲突的历史，又是一本关于联系的历史。必须将控制地中海理解为对横跨地中海的主要航道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基地是有必要的，这些基地可以为船只提供食物和淡水补给，还能派遣巡逻队抗击海盗及其他入侵者。因此，从很久以前起，近海诸岛上的定居点就为商人深入地中海冒险提供了重要补给。同样，海岸线的失陷则意味着难以获取建立舰队和商队所必需的木材及其他原料，对这一点埃及的统治者们感受颇深。对地中海航路的控制因竞争对手对地中海海岸和岛屿的统治而变得异常困难。在罗马时期，单一的政治区域造就了单一的经济区域。当然，这也是特例。 地中海的历史也是那些政治隶属各异的港口的历史，来自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和居民在此聚集和交流。在本书中，一个屡被提及的港口城市是亚历山大。最初，它具有复杂的身份；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兴起摧毁了地中海的国际化社区，亚历山大城才失去了这一身份。这些港口充当着一些思想观念包括宗教信仰的传播媒介，将希腊诸神传至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奎尼亚，后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的核心地区，每个港口都对地中海周边地域留下了显著的影响。 
在那些横穿地中海的人群中，一般而言商人最多，这是有原因的。最浅层次的原因是，自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沿地中海传播开始，贸易者就已希望将自己的交易行为记录在册。所以无论是在罗马的普特奥利，或是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还是在现代的士麦那和里窝那，我们都对他们了解颇多。但是据定义，商人几乎均属于外乡人，为了寻找故乡没有的物品而远走他乡，跨越文化与地域的边界，接触诸多新的神明，听到许多别样的言语，当然有时也会在寻找家乡稀有物品时，将他们（及极少数的情况中的她们）自己置身于当地居民的尖锐批评之中。作为极有价值的外乡人，商人模糊不清的形象早已出现在了我们最早的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荷马不喜欢商人，对仅有的一些腓尼基商人更表露出轻蔑之态，认为他们惯于欺诈、胆小如鼠，但矛盾之处在于在奥德修斯的诡计中他们极为光荣；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交易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所带来的虚伪之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古罗马时期荷马史诗的贵族读者们。然而，正是腓尼基人冒险探索到西班牙南部，并在靠近西地中海当地人口居住地但又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比较典型的是易于防守的近海岛屿，因为人们无法预料到和近邻能保持多久的友好关系。作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凭借自身的力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这座繁荣的城市成为新贸易网的枢纽、黎凡特文化和北非文化的世界性交汇点、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中心。尽管城中的精英阶层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在迦太基，希腊文化也受到欢迎，城中百姓视腓尼基神麦勒卡特等同于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男神、女神和商人往返于古地中海之上。此外，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都带着独特的文化身份——促进了古朴的伊特鲁里亚农村向城市转变，城市中较为富裕者对舶来品有着强烈的渴望：希腊的花瓶、腓尼基的银碗、撒丁岛的铜像。我们也发现，除了前往意大利寻找金属的商人们，还有很多匠人也旅居于西部“蛮族”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清楚，他们的技能在这些地方能让他们赚取比家乡更多的薪金。 在此后数世纪，情形依旧惊人相似。外族贸易者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拜访伊斯兰世界或拜占庭领土的商人会集中于一个小客店或商栈中，该商栈也兼有货栈、礼拜堂、面包铺和浴室的功能，每个小客店为每个主要“国家”而设：热那亚、威尼斯与加泰罗尼亚，等等。在此意义上，商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亵渎和政权颠覆的诱因，这使得埃及统治者下令在晚间将这些旅店反锁（钥匙由在店外的穆斯林持有）。这种做法增强了这些居住在一起的商人的团结和共存感；同时，当不同的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群体共同在竞争性的、善于剥削的埃米尔国家中生存时，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得到了突显。拜占庭人在公元 12 世纪时也将意大利商人隔离于高墙内，在首都培养仇外心理，这样做的可怕后果是迫害拉丁人的丑陋行径。然而，大约在 1300 年，当阿拉贡国王首次对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实施隔离政策时，将不同群体以墙壁进行分隔的想法就已不再是新鲜的东西了；到威尼斯当局在 1516 年建立“新隔都”将犹太人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就已经十分受推崇了；这些商人的社群为隔都的建立提供了很有用的先例。在这些封闭的区域里，无论是犹太人聚集区，还是欧洲商人的聚集区，自治、自由的宗教崇拜活动、赋税免除等权利都被加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活动受到约束，并需要依赖无常的公共权威来获得保护。 地中海历史的统一性矛盾地依赖于它旋涡式的易变性，依赖于商人和流放者的流动，依赖于那些匆匆忙忙要尽快横跨地中海的人们——他们并不希望像遭受长久折磨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和菲力克斯·法贝尔一样滞留海上，尤其在航行变得危险的冬天。地中海两岸离得足够近，建立联系很容易；地中海两岸又隔得足够远，让各个社会能够在与内陆腹地的相互影响下保持独立发展。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人往往并不是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代表者。如果他们在出发远航时不是外乡人，那么在他们渡海进入不同的社会之后，他们也会变成外乡人——或是贸易者，或是奴隶，或是朝圣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对这些不同文明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他们将某一个大陆文化的某些因素引入另一个大陆。因此，地中海可能是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域，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海域。 题图来自：pixabay  伟大的海 伟大的海
城市 3000 多年来，地中海如何塑造了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 曾梦龙3 小时前人物形象丰富多彩……阿布拉菲亚轻松且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 作者简介：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英国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研究员。 2003 年因对意大利和地中海史研究的贡献而被授予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 2013 年因本书被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授予奖章。另著有《腓烈特二世》和《人类的发现》。 译者简介：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世界史、拜占庭和中世纪史、世界宗教史、世界女性史等。主要作品有《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走出拜占庭文明》《拜占庭文明》《世界宗教史纲》。主要译著有《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文明》《古巴史》等。 书籍摘录：序（节选） “地中海史”可谓寓意颇多。本书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的历史；具体而言，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的历史。本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我将地中海的历史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第一地中海的下限为公元前 1200 年后的混乱，也就是传说中特洛伊陷落的前后；第二地中海一直存续至约公元 500 年；第三地中海缓慢地出现，而后在黑死病时期（1347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在第四地中海，该地区不得不应对来自大西洋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大西洋势力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大约结束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1869年）；在第五地中海时期，地中海成为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通道，并在 20 世纪后半期确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身份。 我的“地中海”完全是指洋面本身、其滨海地区及其岛屿，以及那些为穿梭于大海之上的人提供了出发点与停泊点的海港城市。与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先驱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定义——他有时会将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地方也囊括进来——相比，我的定义略显狭隘。布罗代尔以及后来大多数追随他的学者笔下的地中海均指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另外还有一种趋势：一些学者对地中海的定义会涉及橄榄树的种植及汇入海中的河流，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沿着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食材和原料是跨地中海大宗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进行考察，也就是将从未靠近大海的真正的“旱鸭子们”纳入考虑范围。当然内陆——很多事件发生于此，很多物品源自或经过此地——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本书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涉足大海，最好还能穿越大海进行旅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易，参与宗教或其他思想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路线，他们也许还会进行海上战争。
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本长篇著述中，决定什么内容应该包含进来，什么内容应该排除在外，着实困难。在书中，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地中海的描述中，我本应更多使用“或许”、“可能”、“也许”和“大概”等限定词，但这样做有令读者感到迷惑的风险。我的目的是描述那些使地中海发生完全或大部分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其周边的一系列微观历史（尽管它们可能也很重要）。故而我将注意力集中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部分，如迦太基的建立、杜布罗夫尼克的出现、柏柏尔海盗的影响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宗教的相互影响需要留出探讨空间，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上将花费大量篇幅，但同时对犹太教也将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和早期现代，犹太人作为商人占有重要地位。当我写到古典时代时，我会大致平衡地论及每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写出一部“金字塔状”的书，这样的著作往往匆匆略过前情，以尽可能快而轻巧地写至现代社会。但是划归于各章节的时间断限是极为粗略的，且不同的章节有时会涉及于同一时期发生在地中海不同区域的事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中海，其古代时期是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塑造的；中世纪则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塑造；在公元 1800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的塑造者则是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实际上， 1500 年之后，或更确切来说 1850 年之后，地中海在更为广泛的世界事务与商贸活动中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在大多数章节中，我会关注我认为可以最好地诠释更广义的地中海发展的几个地点——特洛伊、科林斯、亚历山大城、阿马尔菲、萨洛尼卡等。但我强调的是它们在海上的来往，以及促成或参与了这些来往的人。这种写作方法的一个结果是，我不会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花大量篇幅描述鱼和渔人。大多数鱼在海下生存，而渔人则往往从某一个港口出发，待捕到鱼后（捕鱼处通常离其家乡的港口有一段距离）再返航。总体来说，他们在航行于其他水域时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和文化建立联系。他们只是将鱼带回家，以某种方式加工——用盐做成腌制食品，抑或做成重口味的鱼酱——然后正如我在书中会经常提到的，商人们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海外销售；在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应该是海军船员常备的标准食物。坦率地说，直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潜艇战，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中海的洋面之下。
结语：穿越大海（节选） 将地中海历史缩减为些许共性，或试着定义一种“地中海特性”（Mediterranean identity），抑或强调地中海的某些自然特性塑造了人类经验（正如布罗代尔强烈主张的那样），这些做法都是很诱人的。然而，这种对基本统一的追求始于一个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定居于其沿岸和海岛，以及穿越其海平面的民族的意义。我们应当注重多样性，而非追求统一性。在人类的层面上，这些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始终受到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外部影响，因而处于一种流变状态。从本书前几章描述的西西里岛的最早移居者，到西班牙海滨的带状发展，地中海沿岸地区为不同背景的民族提供了交汇点；这些民族利用地中海资源，有些时候还学会将产品从富饶之地运往贫瘠之地，并以此谋生。鱼类和盐是地中海的馈赠，这是古代罗马进行大量交易的两种商品，也是地中海大城市之一的威尼斯早期繁荣的基石。正如前言所述，渔民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极少的历史遗存，且他们追求的是海面以下的资源而非与地中海彼岸的地区建立联系。但也有显著的例外，它位于马耳他附近的狭窄通道：为了采集珊瑚，公元 1540 ~ 1742 年，热那亚人在突尼斯海岸的塔巴卡（Tabarka）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也是在这里，现在突尼斯的渔民加入了西西里岛的“马坦萨”（matanza），即对金枪鱼的大规模季节性捕杀。由于鱼类只有腌制和风干后才能长久保存，所以粮食长期以来成为跨地中海的主要贸易产品，地中海沿岸或黑海地区是最初的粮食产地，直至 17 世纪才慢慢为北欧地区所取代。粮食和其他原料的供给为城市兴起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古代的科林斯、雅典和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对于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而言，被敌人切断了必要的供给就意味着被扼杀。虽然小麦、木材和羊毛贸易不及香料贸易那样出名和富有魅力，记载也不够详细，但是这些贸易为丝绸、黄金和香料这些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获取这些商品，竞争者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而满载货物的船只越是频繁往来于地中海，越有可能引起海盗们——古代伊特鲁里亚人、近代早期的柏柏尔人和乌斯科克人——的觊觎。 因此，维持海域内的安定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罗马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军事活动打击海盗，从而统治整个地中海，进而保障了地中海的安全；在地中海航道无人做主的时期，商队可从诸如威尼斯穆达之类的军事护航队得到保护。位于北非海岸及其他地方的海盗国可能是统治者们为获得安全保障而希望进行谈判的对象，或与其签订条约，或武力对战，如美国在公元 19 世纪初所做的那样。当大的内陆帝国，例如古代的波斯帝国、 14 世纪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 18 世纪的沙皇俄国（它获取永久基地的努力失败了），扩张至地中海沿岸并开始介入航海活动时，地中海上的航运风险变得更大了。也许地中海内最卓越的扩张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了，虽然它是一个不占有地中海海岸的王国，但由于其势力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苏伊士运河，能够对地中海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引起了地中海周边政权，尤其是法国的愤怒和嫉妒。本书既是一本有关冲突的历史，又是一本关于联系的历史。必须将控制地中海理解为对横跨地中海的主要航道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基地是有必要的，这些基地可以为船只提供食物和淡水补给，还能派遣巡逻队抗击海盗及其他入侵者。因此，从很久以前起，近海诸岛上的定居点就为商人深入地中海冒险提供了重要补给。同样，海岸线的失陷则意味着难以获取建立舰队和商队所必需的木材及其他原料，对这一点埃及的统治者们感受颇深。对地中海航路的控制因竞争对手对地中海海岸和岛屿的统治而变得异常困难。在罗马时期，单一的政治区域造就了单一的经济区域。当然，这也是特例。 地中海的历史也是那些政治隶属各异的港口的历史，来自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和居民在此聚集和交流。在本书中，一个屡被提及的港口城市是亚历山大。最初，它具有复杂的身份；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兴起摧毁了地中海的国际化社区，亚历山大城才失去了这一身份。这些港口充当着一些思想观念包括宗教信仰的传播媒介，将希腊诸神传至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奎尼亚，后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的核心地区，每个港口都对地中海周边地域留下了显著的影响。
在那些横穿地中海的人群中，一般而言商人最多，这是有原因的。最浅层次的原因是，自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沿地中海传播开始，贸易者就已希望将自己的交易行为记录在册。所以无论是在罗马的普特奥利，或是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还是在现代的士麦那和里窝那，我们都对他们了解颇多。但是据定义，商人几乎均属于外乡人，为了寻找故乡没有的物品而远走他乡，跨越文化与地域的边界，接触诸多新的神明，听到许多别样的言语，当然有时也会在寻找家乡稀有物品时，将他们（及极少数的情况中的她们）自己置身于当地居民的尖锐批评之中。作为极有价值的外乡人，商人模糊不清的形象早已出现在了我们最早的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荷马不喜欢商人，对仅有的一些腓尼基商人更表露出轻蔑之态，认为他们惯于欺诈、胆小如鼠，但矛盾之处在于在奥德修斯的诡计中他们极为光荣；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交易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所带来的虚伪之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古罗马时期荷马史诗的贵族读者们。然而，正是腓尼基人冒险探索到西班牙南部，并在靠近西地中海当地人口居住地但又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比较典型的是易于防守的近海岛屿，因为人们无法预料到和近邻能保持多久的友好关系。作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凭借自身的力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这座繁荣的城市成为新贸易网的枢纽、黎凡特文化和北非文化的世界性交汇点、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中心。尽管城中的精英阶层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在迦太基，希腊文化也受到欢迎，城中百姓视腓尼基神麦勒卡特等同于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男神、女神和商人往返于古地中海之上。此外，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都带着独特的文化身份——促进了古朴的伊特鲁里亚农村向城市转变，城市中较为富裕者对舶来品有着强烈的渴望：希腊的花瓶、腓尼基的银碗、撒丁岛的铜像。我们也发现，除了前往意大利寻找金属的商人们，还有很多匠人也旅居于西部“蛮族”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清楚，他们的技能在这些地方能让他们赚取比家乡更多的薪金。 在此后数世纪，情形依旧惊人相似。外族贸易者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拜访伊斯兰世界或拜占庭领土的商人会集中于一个小客店或商栈中，该商栈也兼有货栈、礼拜堂、面包铺和浴室的功能，每个小客店为每个主要“国家”而设：热那亚、威尼斯与加泰罗尼亚，等等。在此意义上，商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亵渎和政权颠覆的诱因，这使得埃及统治者下令在晚间将这些旅店反锁（钥匙由在店外的穆斯林持有）。这种做法增强了这些居住在一起的商人的团结和共存感；同时，当不同的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群体共同在竞争性的、善于剥削的埃米尔国家中生存时，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得到了突显。拜占庭人在公元 12 世纪时也将意大利商人隔离于高墙内，在首都培养仇外心理，这样做的可怕后果是迫害拉丁人的丑陋行径。然而，大约在 1300 年，当阿拉贡国王首次对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实施隔离政策时，将不同群体以墙壁进行分隔的想法就已不再是新鲜的东西了；到威尼斯当局在 1516 年建立“新隔都”将犹太人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就已经十分受推崇了；这些商人的社群为隔都的建立提供了很有用的先例。在这些封闭的区域里，无论是犹太人聚集区，还是欧洲商人的聚集区，自治、自由的宗教崇拜活动、赋税免除等权利都被加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活动受到约束，并需要依赖无常的公共权威来获得保护。 地中海历史的统一性矛盾地依赖于它旋涡式的易变性，依赖于商人和流放者的流动，依赖于那些匆匆忙忙要尽快横跨地中海的人们——他们并不希望像遭受长久折磨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和菲力克斯·法贝尔一样滞留海上，尤其在航行变得危险的冬天。地中海两岸离得足够近，建立联系很容易；地中海两岸又隔得足够远，让各个社会能够在与内陆腹地的相互影响下保持独立发展。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人往往并不是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代表者。如果他们在出发远航时不是外乡人，那么在他们渡海进入不同的社会之后，他们也会变成外乡人——或是贸易者，或是奴隶，或是朝圣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对这些不同文明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他们将某一个大陆文化的某些因素引入另一个大陆。因此，地中海可能是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域，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海域。 题图来自：pixabay 伟大的海 伟大的海
城市 3000 多年来，地中海如何塑造了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 曾梦龙3 小时前人物形象丰富多彩……阿布拉菲亚轻松且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 作者简介：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英国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研究员。 2003 年因对意大利和地中海史研究的贡献而被授予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 2013 年因本书被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授予奖章。另著有《腓烈特二世》和《人类的发现》。 译者简介：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世界史、拜占庭和中世纪史、世界宗教史、世界女性史等。主要作品有《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走出拜占庭文明》《拜占庭文明》《世界宗教史纲》。主要译著有《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文明》《古巴史》等。 书籍摘录：序（节选） “地中海史”可谓寓意颇多。本书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的历史；具体而言，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的历史。本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我将地中海的历史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第一地中海的下限为公元前 1200 年后的混乱，也就是传说中特洛伊陷落的前后；第二地中海一直存续至约公元 500 年；第三地中海缓慢地出现，而后在黑死病时期（1347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在第四地中海，该地区不得不应对来自大西洋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大西洋势力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大约结束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1869年）；在第五地中海时期，地中海成为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通道，并在 20 世纪后半期确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身份。 我的“地中海”完全是指洋面本身、其滨海地区及其岛屿，以及那些为穿梭于大海之上的人提供了出发点与停泊点的海港城市。与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先驱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定义——他有时会将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地方也囊括进来——相比，我的定义略显狭隘。布罗代尔以及后来大多数追随他的学者笔下的地中海均指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另外还有一种趋势：一些学者对地中海的定义会涉及橄榄树的种植及汇入海中的河流，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沿着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食材和原料是跨地中海大宗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进行考察，也就是将从未靠近大海的真正的“旱鸭子们”纳入考虑范围。当然内陆——很多事件发生于此，很多物品源自或经过此地——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本书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涉足大海，最好还能穿越大海进行旅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易，参与宗教或其他思想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路线，他们也许还会进行海上战争。
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本长篇著述中，决定什么内容应该包含进来，什么内容应该排除在外，着实困难。在书中，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地中海的描述中，我本应更多使用“或许”、“可能”、“也许”和“大概”等限定词，但这样做有令读者感到迷惑的风险。我的目的是描述那些使地中海发生完全或大部分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其周边的一系列微观历史（尽管它们可能也很重要）。故而我将注意力集中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部分，如迦太基的建立、杜布罗夫尼克的出现、柏柏尔海盗的影响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宗教的相互影响需要留出探讨空间，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上将花费大量篇幅，但同时对犹太教也将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和早期现代，犹太人作为商人占有重要地位。当我写到古典时代时，我会大致平衡地论及每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写出一部“金字塔状”的书，这样的著作往往匆匆略过前情，以尽可能快而轻巧地写至现代社会。但是划归于各章节的时间断限是极为粗略的，且不同的章节有时会涉及于同一时期发生在地中海不同区域的事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中海，其古代时期是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塑造的；中世纪则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塑造；在公元 1800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的塑造者则是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实际上， 1500 年之后，或更确切来说 1850 年之后，地中海在更为广泛的世界事务与商贸活动中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在大多数章节中，我会关注我认为可以最好地诠释更广义的地中海发展的几个地点——特洛伊、科林斯、亚历山大城、阿马尔菲、萨洛尼卡等。但我强调的是它们在海上的来往，以及促成或参与了这些来往的人。这种写作方法的一个结果是，我不会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花大量篇幅描述鱼和渔人。大多数鱼在海下生存，而渔人则往往从某一个港口出发，待捕到鱼后（捕鱼处通常离其家乡的港口有一段距离）再返航。总体来说，他们在航行于其他水域时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和文化建立联系。他们只是将鱼带回家，以某种方式加工——用盐做成腌制食品，抑或做成重口味的鱼酱——然后正如我在书中会经常提到的，商人们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海外销售；在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应该是海军船员常备的标准食物。坦率地说，直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潜艇战，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中海的洋面之下。 
结语：穿越大海（节选） 将地中海历史缩减为些许共性，或试着定义一种“地中海特性”（Mediterranean identity），抑或强调地中海的某些自然特性塑造了人类经验（正如布罗代尔强烈主张的那样），这些做法都是很诱人的。然而，这种对基本统一的追求始于一个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定居于其沿岸和海岛，以及穿越其海平面的民族的意义。我们应当注重多样性，而非追求统一性。在人类的层面上，这些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始终受到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外部影响，因而处于一种流变状态。从本书前几章描述的西西里岛的最早移居者，到西班牙海滨的带状发展，地中海沿岸地区为不同背景的民族提供了交汇点；这些民族利用地中海资源，有些时候还学会将产品从富饶之地运往贫瘠之地，并以此谋生。鱼类和盐是地中海的馈赠，这是古代罗马进行大量交易的两种商品，也是地中海大城市之一的威尼斯早期繁荣的基石。正如前言所述，渔民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极少的历史遗存，且他们追求的是海面以下的资源而非与地中海彼岸的地区建立联系。但也有显著的例外，它位于马耳他附近的狭窄通道：为了采集珊瑚，公元 1540 ~ 1742 年，热那亚人在突尼斯海岸的塔巴卡（Tabarka）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也是在这里，现在突尼斯的渔民加入了西西里岛的“马坦萨”（matanza），即对金枪鱼的大规模季节性捕杀。由于鱼类只有腌制和风干后才能长久保存，所以粮食长期以来成为跨地中海的主要贸易产品，地中海沿岸或黑海地区是最初的粮食产地，直至 17 世纪才慢慢为北欧地区所取代。粮食和其他原料的供给为城市兴起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古代的科林斯、雅典和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对于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而言，被敌人切断了必要的供给就意味着被扼杀。虽然小麦、木材和羊毛贸易不及香料贸易那样出名和富有魅力，记载也不够详细，但是这些贸易为丝绸、黄金和香料这些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获取这些商品，竞争者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而满载货物的船只越是频繁往来于地中海，越有可能引起海盗们——古代伊特鲁里亚人、近代早期的柏柏尔人和乌斯科克人——的觊觎。 因此，维持海域内的安定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罗马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军事活动打击海盗，从而统治整个地中海，进而保障了地中海的安全；在地中海航道无人做主的时期，商队可从诸如威尼斯穆达之类的军事护航队得到保护。位于北非海岸及其他地方的海盗国可能是统治者们为获得安全保障而希望进行谈判的对象，或与其签订条约，或武力对战，如美国在公元 19 世纪初所做的那样。当大的内陆帝国，例如古代的波斯帝国、 14 世纪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 18 世纪的沙皇俄国（它获取永久基地的努力失败了），扩张至地中海沿岸并开始介入航海活动时，地中海上的航运风险变得更大了。也许地中海内最卓越的扩张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了，虽然它是一个不占有地中海海岸的王国，但由于其势力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苏伊士运河，能够对地中海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引起了地中海周边政权，尤其是法国的愤怒和嫉妒。本书既是一本有关冲突的历史，又是一本关于联系的历史。必须将控制地中海理解为对横跨地中海的主要航道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基地是有必要的，这些基地可以为船只提供食物和淡水补给，还能派遣巡逻队抗击海盗及其他入侵者。因此，从很久以前起，近海诸岛上的定居点就为商人深入地中海冒险提供了重要补给。同样，海岸线的失陷则意味着难以获取建立舰队和商队所必需的木材及其他原料，对这一点埃及的统治者们感受颇深。对地中海航路的控制因竞争对手对地中海海岸和岛屿的统治而变得异常困难。在罗马时期，单一的政治区域造就了单一的经济区域。当然，这也是特例。 地中海的历史也是那些政治隶属各异的港口的历史，来自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和居民在此聚集和交流。在本书中，一个屡被提及的港口城市是亚历山大。最初，它具有复杂的身份；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兴起摧毁了地中海的国际化社区，亚历山大城才失去了这一身份。这些港口充当着一些思想观念包括宗教信仰的传播媒介，将希腊诸神传至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奎尼亚，后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的核心地区，每个港口都对地中海周边地域留下了显著的影响。
在那些横穿地中海的人群中，一般而言商人最多，这是有原因的。最浅层次的原因是，自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沿地中海传播开始，贸易者就已希望将自己的交易行为记录在册。所以无论是在罗马的普特奥利，或是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还是在现代的士麦那和里窝那，我们都对他们了解颇多。但是据定义，商人几乎均属于外乡人，为了寻找故乡没有的物品而远走他乡，跨越文化与地域的边界，接触诸多新的神明，听到许多别样的言语，当然有时也会在寻找家乡稀有物品时，将他们（及极少数的情况中的她们）自己置身于当地居民的尖锐批评之中。作为极有价值的外乡人，商人模糊不清的形象早已出现在了我们最早的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荷马不喜欢商人，对仅有的一些腓尼基商人更表露出轻蔑之态，认为他们惯于欺诈、胆小如鼠，但矛盾之处在于在奥德修斯的诡计中他们极为光荣；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交易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所带来的虚伪之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古罗马时期荷马史诗的贵族读者们。然而，正是腓尼基人冒险探索到西班牙南部，并在靠近西地中海当地人口居住地但又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比较典型的是易于防守的近海岛屿，因为人们无法预料到和近邻能保持多久的友好关系。作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凭借自身的力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这座繁荣的城市成为新贸易网的枢纽、黎凡特文化和北非文化的世界性交汇点、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中心。尽管城中的精英阶层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在迦太基，希腊文化也受到欢迎，城中百姓视腓尼基神麦勒卡特等同于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男神、女神和商人往返于古地中海之上。此外，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都带着独特的文化身份——促进了古朴的伊特鲁里亚农村向城市转变，城市中较为富裕者对舶来品有着强烈的渴望：希腊的花瓶、腓尼基的银碗、撒丁岛的铜像。我们也发现，除了前往意大利寻找金属的商人们，还有很多匠人也旅居于西部“蛮族”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清楚，他们的技能在这些地方能让他们赚取比家乡更多的薪金。 在此后数世纪，情形依旧惊人相似。外族贸易者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拜访伊斯兰世界或拜占庭领土的商人会集中于一个小客店或商栈中，该商栈也兼有货栈、礼拜堂、面包铺和浴室的功能，每个小客店为每个主要“国家”而设：热那亚、威尼斯与加泰罗尼亚，等等。在此意义上，商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亵渎和政权颠覆的诱因，这使得埃及统治者下令在晚间将这些旅店反锁（钥匙由在店外的穆斯林持有）。这种做法增强了这些居住在一起的商人的团结和共存感；同时，当不同的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群体共同在竞争性的、善于剥削的埃米尔国家中生存时，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得到了突显。拜占庭人在公元 12 世纪时也将意大利商人隔离于高墙内，在首都培养仇外心理，这样做的可怕后果是迫害拉丁人的丑陋行径。然而，大约在 1300 年，当阿拉贡国王首次对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实施隔离政策时，将不同群体以墙壁进行分隔的想法就已不再是新鲜的东西了；到威尼斯当局在 1516 年建立“新隔都”将犹太人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就已经十分受推崇了；这些商人的社群为隔都的建立提供了很有用的先例。在这些封闭的区域里，无论是犹太人聚集区，还是欧洲商人的聚集区，自治、自由的宗教崇拜活动、赋税免除等权利都被加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活动受到约束，并需要依赖无常的公共权威来获得保护。 地中海历史的统一性矛盾地依赖于它旋涡式的易变性，依赖于商人和流放者的流动，依赖于那些匆匆忙忙要尽快横跨地中海的人们——他们并不希望像遭受长久折磨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和菲力克斯·法贝尔一样滞留海上，尤其在航行变得危险的冬天。地中海两岸离得足够近，建立联系很容易；地中海两岸又隔得足够远，让各个社会能够在与内陆腹地的相互影响下保持独立发展。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人往往并不是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代表者。如果他们在出发远航时不是外乡人，那么在他们渡海进入不同的社会之后，他们也会变成外乡人——或是贸易者，或是奴隶，或是朝圣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对这些不同文明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他们将某一个大陆文化的某些因素引入另一个大陆。因此，地中海可能是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域，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海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