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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先民（下）
文/柯锡奎
三、潮汕先民的主干
秦汉以后，越人虽大多为汉族所同化，但被统称为南蛮的百越遗裔，仍然是部族繁多，遍布整个南中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说，自巴蜀以东，数千里溪峒，有仡、伶、僚、瑶、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无论是从史籍上的考证，还是从考古上的发现，都足以证明潮地的远古居民，当为越族。但在这繁多的蛮族部落中，究竟哪一支是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呢？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畲族
长期以来，有部分人认为畲族是潮汕原始居民（土著）。但据大量的史料分析，畲族原是瑶族中的一支，隋唐时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之后，逐渐与当地“蛮僚”融合，至北宋时期才形成为畲族，并非潮汕先民或土著。杜松年、黄赞发先生均持此观点。
畲族虽然不是潮汕先民，但她是至今仍保留有其民族特色的潮汕唯一少数民族，对潮汕历史文化有较大影响，且居住在闽、粤、赣、浙一带的畲族都认为潮安县凤凰山区是畲族的发源地。因此，研究畲族的历史文化有重大的意义。
据现代学者考证，畲族是在唐初才开始迁入广东的。对其渊源概括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潮汕畲族的远源为汉晋时代的“五溪蛮”。所谓五溪，就是湖南武陵的雄溪、樠溪、西溪、沅溪和辰溪。五溪蛮也称“武陵蛮夷”。五溪蛮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败，逐渐南徙，部分迁至五岭东端，成为瑶族祖先。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瑶本五溪盘瓠（即槃瓠，相传为南蛮始祖）之后。”明代邝露的《赤雅》也说：“瑶名輋（同畲）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这就是说，畲为瑶之一支，瑶为五溪蛮之后裔。唐初，潮、泉一带有雷姓、蓝姓畲民，时与其他越族支裔一样，都被统称为“蛮僚”。此后，畲族逐渐从潮州往福建山区迁移，大约在明初开始进入浙江。所以，福建和浙江南部畲民多自称其远祖出自潮安凤凰山。
另一说畲民源于会稽（郡治在今苏州）越族。西汉平定诸越的叛乱，尽迁东越人和闽越人往江淮地区。越人之不服者逃匿于深山，三国时称为山越，散居于江、浙、赣、闽一带的山区。山越曾成为东吴国的心腹之患。《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议论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认为东吴不得不对曹魏政权低声下气，正是由于山越作乱之故。隋唐时，山越沿变为瑶，唐初逐渐南迁，入粤抵潮。故此，《狗皇歌》有句：“蓝雷之姓好结亲，同是南京一路人。”
上述两种说法，迁徙路线殊异，而又各有所据，尚难断定是非。但有两点却是一致的，一是畲族入潮最早仅能追溯至唐朝初年；二是畲族是瑶族的一支，故也称“畲瑶”。此外，也有认为潮州畲族是韩江流域的古越土著与江西蛮族接触融合而形成的新族；还有的将畲族入潮的历史推溯至4000年前的周公分封诸侯国，但都只能说是推断之论。
潮汕畲族分布曾十分广泛。据载，直至明、清年间，潮安、揭阳、饶平、澄海、惠来等地都有畲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过：“潮州有山輋（即畲），其种二，曰平鬓，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地方史籍也有“澄海有輋户，揭阳有山輋”等等记载。但至近代，除凤凰山区的畲族仍保持着一些部族色彩外，其余地区的都已为汉族所同化，其蛛丝马迹已不复见。
畲民最为人称异的风习是祀狗之俗。他们与瑶族一样，都认槃瓠（传说中高辛氏之犬）是他们的始祖而加以崇拜。这在浙、闽、粤各省均相同。其俗每年除夕祭祖，悬挂狗皇像，子孙罗拜。主祭者手足着地跨过祭床。这可视为是一种图腾崇拜。
畲族人民向来勤劳勇敢。他们在潮汕定居后，千百年来一直坚持在深山峻岭中生活，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下，开发山区，与自然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顾炎武说他们“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疫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清代学者屈大均也在《广东新语》中说：“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
在与自然界进行艰苦斗争的同时，畲族人民也与各族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唐初，高宗总章二年，泉、潮的畲民就在苗自成、雷万兴等的率领下，揭竿“啸乱”，攻陷城邑，迫使唐朝派陈政统率将领123员南下镇压；但因“众寡不敌”，朝廷不得不再敕令陈政之兄陈敏、陈敷带领军校58姓南援。由于畲民的慓悍善斗，陈政终为所杀。后来，畲民的起义虽为陈政之子陈元光所镇压，但至唐睿宗年间，苗、雷的后代再次聚众造反，元光终于被蓝奉高“刃伤”而死。此后，唐德宗兴元年间蓝老鸱又攻陷揭阳。其斗争真可谓此伏彼起。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人民已逐渐为汉族所同化。现在，即使在凤凰山区的畲族，与当地汉族已无多大差别。畲族主要保留祀狗王之俗，族内互相嫁娶习俗，招兵节的宗教活动以及语言的差别。畲民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普遍读汉文书，能讲潮汕话。
（二）俚人
畲民既非潮州土著，作为畲民近源的瑶民，也非粤省土著。
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著）指出：“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土著都是壮人。只有粤省的极东部分，今日潮汕地方，少有壮人罢了。”壮人主要分布于广西和广东西部，后来逐渐向东发展。到隋代，潮汕一带也已出现壮族人，但都被称为“僚”，或称“土僚”。所以壮人也不是潮汕土著，而是从粤西迁入的百越族的一支遗裔。那么，在此之前，潮汕一带的原有主人究竟是百越的哪一支裔呢？据近人考证，应是俚人。
俚人在史籍中，一开始写作“里”。东汉直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后汉书》载建武十二年九真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暴动，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人，群相响应。其中的“里”，指的都是俚人。古代俚人分布颇广。《辞海》“俚人”条上说，古代俚人主要分布在广东西南及广西东南等地。其实，古代俚人的分布远不止于此，在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岛也都早有俚人定居。《异物志》上说：“俚在广州之南，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有村，各有长帅。”而包括潮汕在内的粤东地区，也同样是古俚人的主要居住地。《粤东初民考》的作者谭其骧和《潮州志》的总编饶宗颐先生都称俚人是“粤东主人”。虽由于年代久远，秦汉年间粤东俚人的历史已难考释，但隋唐之际，俚人在粤东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却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俚人早已成为粤东主人，所以与西来的僚人“固不相容”。隋唐政权也就据此而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每借助俚人之力“以平僚乱”。据《旧唐书》所载，仁寿初，隋朝就曾利用高凉俚峒酋豪冯盎征伐潮、成等“五州僚”，后冯盎因平僚之功被拜为汉阳太守。隋亡，冯盎返回岭南，聚众数万，占据20余州，自称总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粤东俚帅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之地，与冯盎同时降唐。可见，俚族不但是粤东土著，而且直至隋末唐初，势力还相当强盛，以至整个潮梅地区还曾一度完全处在俚帅的控制之下，投隋降唐，唯俚帅之命是听。
岭南各地俚人，在不断南下的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除少数移入桂西，后被称为“徕”，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外，大部分逐渐被汉化。另有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在岛上的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据近人考证，汉初，在西汉大兵压境之下，南越国丞相吕嘉率族人逃入海南。这就是俚人迁入海南岛有明文记载之始。为此，《辞源》注释“俚子”一词，便说是“古代对黎族的别称”。《元和郡县志》记载高州诚敬夫人的庙碑说：隋高祖时，海南“诸俚亡叛，敕夫人招慰”。可见，隋时海南黎族尚称为“俚”。俚人被称为“黎”，约始自宋代。
由于俚人汉化得很彻底，潮汕地区的族属，早已不可识认。不过，潮汕乡村，至今还有不少以“黎”命名的，如潮安山黎（今住畲民），饶平黎坑、普宁乌黎村、揭西山黎潭以及今属梅州的大埔黎家坪等，均应是当年的俚寨。
从两广地区丰富的出土文物的发现，充分说明古越族曾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铜器文化，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铜鼓。据黄赞发考证，从两广地区大量铜鼓的出土和历代文献的记载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战国，甚或更早一点的年代，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就已广泛地铸造并使用铜鼓了。而作为百越族在两广的主要支裔的俚、僚人，也无疑是铜鼓最早的铸造和使用者。
但也有人对些持异议。陈家麟在《潮汕地区先民考辨》中，对汉唐时俚人的地理分布及迁徙方向作了系统的论证，认为俚人不是潮汕先民。谢荣在《潮汕先民族属考释》一文中认为，“俚者，汉化之僚也”，“俚僚皆是北人”，大约于隋唐之际由高州入潮，显然不是土著。
（三）疍家
疍家族，是闽粤又一远古居民。潮汕地区也是古代疍家族的居住地之一。“疍”本写作“蜒”。《隋书·地理志》说蜒、俚皆古先所谓百越。明确地将疍人与俚人分别开来，也指出了疍也是百越的一支。六朝至隋唐时期，“蜒”泛指南方蛮夷，并不限于水居，且也陆处。至唐朝，疍人大多散处于闽粤的滨海地带，以采珠捕鱼为生，逐渐成为水上人家。
潮汕疍家，历史也颇悠久。《广东通志》说晋朝时，广东不服中央管辖的疍人多达5万余户，惠州、潮州一带“尤多”。到唐朝，疍人才开始向政府“计丁输粮”，明初始编入户籍，并设立里长，“岁收渔课”，属河泊所管辖。明代修《潮阳县志》的林大春说，潮阳县西南江上有叫疍户的，陆上没有室庐，不事耕凿，男女都住在船上，以捕鱼为生，早先人口颇多。其姓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上都说，潮州疍人有麦、濮、吴、苏4姓，《饶平县志》加上何姓，《潮嘉风月记》加上顾、曾共为7姓。
疍家族较多地保持了古代百越人的风俗。其图腾崇拜为蛇，故在龙宫神像旁画蛇以祭，自称龙种。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疍人称为龙户，入水则“绣面文身”，以扮成蛟龙之子。潮汕人向来称蛇为龙，生肖属蛇的，也说是“小龙”，这与古越族祀龙、疍人祀蛇而称龙种，均不无渊源。
疍人水居，以船为室，“浮家泛宅”，或采珠，或捕鱼，“不闇文字，不记年岁”，“衣不盖肤”，男女自行嫁娶，男未聘则于船尾停放一盆草，女则停放一盆花，以招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还。这与古越族的风俗也大致相同。张士琏的《海阳志》上载：“卫所屯军，概龙丁疍户充当名数”。可见，疍民还有当兵的。明代中叶，林大春在述及潮阳疍民时也说，“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保者矣。”可证疍民所事，早已非只水上作业了。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廷因防人民“通海”，尽迁沿海居民。第二年，科尔坤勘查潮州近海六厅县，将潮属各县沿海疍民，全部徙入内陆。到清代中叶，潮州疍家多集中到韩江中、上游。近人考悉，乾嘉年间，盛极一时的湘子桥下“六篷船”，就是疍家艇船，只不过已不是昔年的渔舟，而是名噪闽粤的“花林”。船中歌妓，也多为疍家女子。如“姿态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丰姿秾粹、性情孤峻”的曾春姑、“工诗善唱”的曾九娘等等。
自清代中叶六篷船由盛而衰之后，潮汕疍家几乎难再觅迹。在近现代，虽有个别地方仍有疍人居留，但已是从别地迁入的。如饶平柘林海洋渔民新村的疍家，就是在清朝时从广州地区迁来的疍家后裔，至今仍操广府话。而潮地原有的疍家，或他徙，或被同化，基本已不存在。但查证潮汕各地，以疍家命名的乡村尚有不少。如潮阳的疍家宫和疍家岐、揭阳的疍家山，汕头市郊的疍家园，以及今属梅州市的丰顺疍家湾等等，还是可以推见当年疍家分布的大致情况的。
（四）“福老”人
“福老”人为潮汕人的主干，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福老”一词，是指由闽迁潮的中原汉族后裔，用以区别潮汕的土著。后来，潮汕一带逐渐汉化，形成以汉族为主，“福老”一词也逐渐演变为对讲潮汕话的潮人的泛称。在外地，如广州地区讲粤语人群以及潮地的客家人，常把潮汕话称为“福老”话。那些住在潮（汕）、梅（州）地区交界处，既说潮汕话，又说客家话的人就被称为“半福老”。
潮汕“福老”人，大多是因战乱或灾荒，从中原地区逃难南来，在福建定居之后，又辗转迁入潮汕的。翻开潮属各家族谱，先世由闽入潮的比比皆是。如潮汕前七贤之一的王大宝，其先世就是唐末五代初，史称“俭约好礼”的闽王王审知。王审知的玄孙王坦由泉州迁漳浦，再迁饶平，最后定居于海阳（今潮州市，下同）。今汕头市郊区鮀浦翁氏（按：不是翁万达一系）的远祖，在元初编撰的《鮀浦翁氏族谱》上，一直追述至赐姓为翁的周昭王之子，这虽亘古难证，但所载第三十四代即已入闽，为唐代官至朝散大夫的翁轩。唐末翁轩的玄孙翁承赞做了闽王王审知的相；翁承赞之孙翁俊、翁杰，“来留于潮，俊居尖山，杰居鮀浦”，这些则已不是荒渺之词。明代的潮籍学者薛中离（名侃），其先祖薛兰，也是“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年，“始迁于潮”，“卜居凤陇（今潮州市薛陇）”。其它如海阳著姓林氏，迁自泉州；澄海林氏，迁自福州；潮阳肖氏，迁自龙溪等等，均可为证。“福老”人迁自莆田的尤多，如潮阳黄氏和魏氏、惠来郑氏和方氏，海阳丘氏等等，无不迁自莆田。《翁尚书墓志铭》载，翁万达之“先世居闽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鮀江里之举登村”，传至万达已是第七代。可见这位明代兵部尚书的祖籍也应是福建莆田。潮州仙都林氏的族谱上也明载着明代状元林大钦的先世同样迁自福建莆田。开始“福老”人还有新族与旧族之分。旧族指迁自莆田者，新族指迁自漳、泉者。后来才逐渐混为一体，难于辨别。
在福建定居后再辗转入潮的中原汉人，追溯渊源，主要是来自河南洛阳一带。在时间上可算始于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的八王之乱。《闽中记》就有“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罗先入闽”的记载。《福建通志》也载，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今福州又称晋安，泉州又称晋江，都由晋时南迁得名。此外，隋、唐、南宋末年，也都有不少因避战乱或逃荒而源源南来的中原士民。元、明、清三代，南下的中原汉人为数更多。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在福建或居数世，或短暂驻足，然后沿海岸线至海丰、惠阳、东莞，甚至直达雷州，海口。儋县天后宫，清初为福潮会馆，可见“福老”人徙居海南岛，远在明代以前。
当然，秦、汉时中原士民已开始迁往潮地。如秦时的史禄，汉时的余善攻越士兵。但真正大量入主潮汕的中原旧族，还是此后由闽辗转入潮的“福老”人。从隋唐开始，“福老”人就越来越成为潮汕人的主干。
除“福老”外，潮汕汉族先民另一主干是“河老”人。所谓“河老”，顾炎武说是直接由河南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并说始自唐初到潮、泉一带平“蛮僚”之乱的陈政、元光父子及其所带将卒。50年代出版的潮汕《新字典》、香港广泰书局印行的《潮汕新字典》都取顾炎武的说法来注释“河老”（见“福老”条）。
饶宗颐先生在40年代主编《潮州志》时，对“河老”人进行过一番考证，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河老”的确是指直接（即不经由福建）来自中原一带的士民，也的确始自陈政、元光父子及其将卒之入潮定居。但是，他又认为，所谓“河老”并不是“河南老”，而是“河东老”。饶宗颐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黄赞发认为饶宗颐先生这一说法是有依据的。据记载，陈氏当年所带将卒共有2批，首批为陈政率领的5600名府兵；第二批为陈敏、陈敷（陈政的二位兄长）所带援兵、军校共计58姓。这就成为中原的旧族继秦朝谪戍和西汉余善所带8000兵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入潮定居。所以，将陈氏及其部众视为潮地汉人先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没有错的。但是，陈氏及其部众主要的是河东人，而不是河南人，如陈氏本身就是河东人。河南《光州志》说元光为光州人，那是牵强之说。唐宋时，光州不属河南，而是属淮南。如果元光是光州人，为什么不称“淮老”呢？《揭阳县志》说元光“先世家颍川”，不悉何据。“先世”一词，也十分含糊。其实，早在唐朝时，林宝就在其所编的《元和姓纂》中载明：“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此后，宋朝朱翌《威惠庙记》也说：“元光，河东人。”
据考证，河东就是黄河河套以东的山西省。此外，《漳州志》的陈政本传，还谈到陈政在云霄渡江时，曾指着江水说：这里的江水就如上党的江河那样清澈。潮州大巷的《陈氏族谱》也谈及陈政在唐太宗时，曾率5万精兵，攻取霍邑、临汾等地。上述上党、霍邑、临汾都属山西，足见陈氏父子与山西关系的密切，正是其为山西人的有力佐证。
根据唐朝就近应征的府兵制，陈氏所带将卒，无疑也多为山西人。如陈政的副将许陶与元光的副将许天正父子，就是山西太原人。许氏族谱上虽有“望出汝南”之说，但温延敬已在《许申传》的注解中指出：汝南许氏自许邵、许慎之后，已无所闻，仅存唯有太原一支。又据考证，许陶之父许克华，曾助李世民征讨临汾等地。可见，至迟在许天正的祖父辈，许氏即已定居山西了。
正由于山西人曾大量徙居闽南和潮汕一带，所以山西方言与闽南方言多有相通之处。饶宗颐先生就曾指出：潮汕的特殊声b、g二音，就是出自mb、ng，mb、ng二音仅见于山西的归化、太谷、文水、兴县、平阳等地。这也可证见陈氏及其部将主要来自山西一省。但这并不是说，“河老”人中绝无河南人，更不是说，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也没有河南人。事实上，“福老”一系就以来自河南洛阳为多。
（注：本文参考黄赞发、陈训先，以及已故的杜松年先生的考证和论述，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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