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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农所绘子产像 律法的诞生由来已久，但直到春秋晚期，仍没有公布出来的成文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些用以惩治百姓的法律条文，像秘密一样被贵族们藏起来，以免丢失了他们生杀予夺的特权。 子产改变了这种局面。公元前536年三月，在子产的主持下，郑国铸刑书于鼎，向国人公布，成为中国历史上公布成文法典的开始。此事非同小可，它意味着秘密不再是法律的形态，法律从此成为公开的、统一的标准，成为贵族和平民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刑上了大夫，其严重性可想而知。 如果说，当初子产“作封洫”收取财产税和土地税，以及“作丘赋”增加军赋时，所遭受的反对和抨击只限于国内的话，“铸刑书”让他的名声传出国外，成为普天之下封建贵族们的攻击目标。 刑书公布不久，一封信从晋国来到了子产手中，信的作者是晋人叔向：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叔向对子产的批评可谓严厉：从前我对你还抱有希望，现在看来，完了。 为什么完了？因为子产破坏了老祖先留下的规矩。 叔向说：从前，先王断定罪行是通过衡量事情之轻重，而非制定刑律，这是害怕百姓会因此有争斗之心；如此还不能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于是以道义来防范，以政令来约束，再用礼仪、信用、仁爱去奉行、保持和遵守，并制定官位、俸禄奖励顺从者，严厉刑罚震慑不顺者；先王唯恐这些仍不能奏效，故而用忠诚训诫他们，视情形奖励他们，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艺教导他们，和颜悦色地使用他们，严肃、威严地面对他们、接触他们，最后，态度坚决地判定他们的罪行；此外，还要四处访求睿智贤明之相、忠信明察之吏、慈祥和蔼之师，有了这些人的管理和教导，百姓才可放心使用，而不致生出祸端。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如上，便是百姓不知法律的好处。 如果知道了，又会怎样？叔向说，百姓一旦知道了法律是怎么回事，这些好处就会荡然无存：他们会竞相征引法律作为行事之根据，对统治者不再恭敬如初，长此以往，百姓们就没办法治理了。 叔向说，夏有《禹刑》，商有《汤刑》，而周有《九刑》，这些法律的产生，都在衰微之世。 紧接着，叔向指责子产：如今你为郑国执政，划定田界水沟，推行众人唾骂的政事，制定三种法律，还把刑法铸到鼎上，这样岂能安民？《诗》云，效法文王之德，就可安定四方，取信万邦；既如此，要法律何用？从今而后，百姓将会弃礼仪而不顾，只知以刑书为依据，犯罪事件之会更多，贿赂也会更加盛行，你活着就可以见到郑国衰败了——国将亡时，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郑国的情形！ 叔向说的这些话，子产或许早已预料到。 他客气地回复道：我没什么才能，无法为子孙后代们考虑，所作的一切，不过是拯救当世而已；您的命令我不能接受，但一番好意我心领了。 子产没有辩解，因为他清楚，辩解无用。 他一只脚已经跨进一个新的时代，而叔向只愿活在过去的幻想中。 子产开启了中国法制史的一个新时代，但在他的执政理念中，法终究是为礼服务的，占据核心位置的始终是礼，礼是终极的目标。 公元前530年，郑简公姬嘉去世，下葬时，郑国人清理道路上的障碍，打算拆掉游氏的祖庙，以使丧车畅通无阻，被子产阻止了。子产不仅不同意拆了游氏祖庙，还反对拆掉管理郑国公墓大夫的房屋。按照礼仪，下葬应该在早晨，如果不拆这房屋，丧车就要绕行，而下葬则要拖到中午。但是子产坚持不拆，因为拆了就是损害了他人利益。 在这件事上，子产表面违背了礼仪，实则坚持了礼的本质，即“无毁人以自成”，因而备受赞誉。 第二年，晋国召集平丘（在今河南省封丘县东）之会，子产与子太叔辅佐刚刚即位的郑定公姬宁（郑简公姬嘉之子）前往。会盟坛上，为了减少郑国的贡赋，子产与晋国人争论不休，从中午一直吵到晚上，终于迫使晋国同意。子太叔责备子产：你这样跟晋国人争，要是晋国来讨伐郑国怎么办？子产说：晋国内部矛盾重重，哪有功夫出兵？再说了，我若不据理力争，郑国就会被人欺负，还算是个国家吗？ 因为此事，孔子后来盛赞子产：子产在这次会盟中的表现，无愧于国家柱石。 孔子还说：限制对霸主进贡的额度，这本身就是礼。 公元前525年，一颗彗星滑过大火星之畔，其光芒西达银河。各国流言纷纷，都说宋、卫、陈、郑等几个国家要发生火灾。郑大夫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遭遇火灾，如果我们用宝物祭神，郑国可幸免于难。子产不答应。结果，第二年五月十三日，如上四国果然在同一天发生了火灾。裨灶顿时神气起来：要是不听我的，郑国还得发生火灾！但子产依然故我，拒绝祭神。 子太叔很不解：您难道是舍不得那些宝物吗？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上天之道幽远莫测，人世之理切近可闻，二者互不相关，如何由天道推知人道？裨灶哪里懂得什么是天道，只不过整天说这些东西，偶尔说中一两条也不足为奇。 子产拒绝为不靠谱的预言而浪费人力物力，但在火灾发生之后，却遵照礼仪，遍祭四方诸神，祈求解除郑国之灾患。 子产和晏婴一样，都认为人无从预知天道，更无法通过祭祀改变天道。子产之所以在火灾之后祭神，是因为这是礼的要求，而礼与法一样，都是治理国家的策略。 考古发现的郑国春秋时代的列鼎 子产死于公元前522年。他死于疾病。 去世前，子产把子太叔叫来，谆谆告诫：我死后，郑国的执政之位就交给你了；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宽（即宽大）与猛（即严厉）；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以宽服人，德行不够，最好采用猛的方式；猛政譬如火，百姓看到火势猛烈，必然恐惧，因此就会少有人死于大火；宽政则如水，水性柔弱，百姓就会轻视它，玩弄它，最终许多人难免被水淹死，所以，用宽政治理国家，是很难的。 子太叔没听。子产去世后，子太叔奉行宽政，结果盗贼蜂起，一片混乱。子太叔顿生悔意，一边派兵去攻打四处啸聚的盗贼，一边对人说：要是我早点听子产他老人家的话，郑国就不会到这一步了。 子产对“宽”与“猛”的评述，令孔子赞赏有加：只有宽、猛相结合，才能使国家政事顺遂。对于子产的去世，孔子十分难过，潸然泪下：子产仁爱，有古人遗风。 子产死后，举国悲伤，痛哭之声闻于大街小巷，人们彼此哀叹：子产走了，我们该依靠谁呢？ （《大梦春秋》080，待续。文图原创，盗用必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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