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茧山龙泉堂，东京展览 《元明名品展》，日本陶磁协会（日本桥高岛屋），东京，1956年，编号90
《中国陶磁名宝展》，五岛美术馆，东京，1966年
《中国陶磁 美を鉴るこころ》，泉屋博古馆分馆，东京，2006年，编号43
瓶卷唇，直颈，左右置龙耳，短角利齿 ，双目炯炯，威武祥瑞，方腹折角为分棱锤状，圈足外撇。器身通体绘缠枝牵牛花，藤蔓卷延，花叶写生传神，口沿及足各环饰弦纹一道。底署《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圈款。
宣德皇帝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英主。明于政事之外擅艺文丹青，造诣高致，明人姜绍书《无声诗史》评曰：「帝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无不臻妙」。宣德皇帝对艺文发展亦甚为关注。宣德年间，御窑瓷器成就卓著，菁华拔萃，当有受益自宣宗之重视指点。时仅百余年后，嘉靖朝谢肇淛名著《五杂俎》即赞曰：「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并曰：「惟宣德款制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品矣」。宣德御瓷中青花尤为出众，清宫奉为珍品，据康熙56年（1717年）编撰的《万寿盛典初集》，宣德青花甚至被用作康熙帝的寿诞贺礼。
四方倭角瓶在宣德青花瓷器中尤为珍罕，且甚得清雍正帝钟爱。宣德方瓶制于中外交流密切的郑和下西洋时代，绘制青花所用钴料采自中东，当经朝贡贸易传入中土。四方倭角瓶器型为繁复之几何体，非瓷匠所易自然创制，系为模仿中东伊斯兰地区流行之倭角方型金属器。Basil Gray曾以此器型比较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馆藏较早期的波斯铜水注，详见（近东金属器对中国陶瓷的影响），《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卷十八，1940-41年，图版 6c及d。该铜水注的图例与讨论另见于Assadullah Souren Melikian-Chirvani，《Islamic Metalwork from the Iranian World. 8th – 18th Centuries》，伦敦，1982年，图版 5。另见马文宽，<明代瓷器中伊斯兰元素的考察>，《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另一英译本见李宝平、陶步思、苏雪涛编，《瓷器与社会》，《中国考古与文物摘要》，2000年，卷三，第4期，页7-38，图15－16。 本品造型远比盌盘类圆器难作难烧。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须分段制作，如颈部、高足等。铺首双耳用专制模具模制而成，铺首神情威猛，细节清晰，晾干之后以特制精细接头泥粘附在颈肩部。腹部主体亦为上下两部分分别模制而成，再上下相接。此类方瓶制作固然繁复，烧制也极为不易，因整个器物有多处接胎，器型复杂，烧窑过程中极容易出现变形成为废品，当时制作应该很少，流传至今者珍若晨星，见证宣德御窑陶工之卓绝工艺。本瓶青料发色也属经典宣德青花，幽菁可爱，画技超群，充分展现了牵牛花之盎然生机。万历朝王士性，在其名著《广志绎》书中说，「本朝以宣（德）、成（化）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因方瓶所用进口青料中铁氧化物含量高于国产钴料，局部形成银黑色结晶斑点，釉面触感凹凸不平。此类青花有中国画之水墨韵味，后雍正乾隆等朝锐意模仿，亦鲜能完全捕捉其神韵，这也是宣德青花深为后世所珍的重要原因。 此类四方倭角瓶极其珍罕，国内外各博物馆似仅见五件宣德制品发表，尺寸相近（高约13.8-14.6厘米），其中三件署款，皆绘有相类牵牛花纹。牵牛花在中国历史悠久，广受喜爱，但在瓷器上作为主体纹饰，似仅见于宣德四方倭角瓶，及后代仿品。一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见耿寳昌编，《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2002年，编号 83（图一）。戴维德爵士故藏一例，现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见《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Underglaze Blue and Copper Red Decorated Porcelain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修订版，伦敦，2004年，编号 A 633；同书亦录一件相近清朝仿古瓶例，署宣德仿款，编号 609。第三例载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瓷》，北京，1993年，图版 86。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分别各藏一宣德方瓶，均无年款，见廖宝秀，《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台北，1998年，编号 15；及贺利，《Chinese Ceramics. A New Standard Guide》，伦敦，1996年，图版408，又见Clarence F. Shangraw, < Fif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Orientations》, 1985年5月，页34-46。 青花四方倭角瓶也深受雍正帝青睐。雍正施政雷厉风行，不计毁誉，独步古今，治国有道，成就卓著。其人通儒参禅，品位高雅。现分别存于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以及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的《古玩图》手卷卷六以及卷八，由宫廷画师各绘于雍正六年及七年，描绘清宫御藏古董珍玩，每图各绘宣德方瓶两件连木座，四个木座形态各异；见康蕊君，<Art in the Yongzheng Period: Legacy of an Eccentric Art Lover> （雍正朝艺术：一个卓然不群的艺术爱好者之艺文）， 《Orientations》，2005年11/12月，页 65-66。另可参考意大利传教士、宫廷画师郎世宁作之《瓶花图》一幅，绘并蒂牡丹，寓意吉祥，供于青花方瓶中；见王耀庭、陈韵如，《新视界-郎世宁与清宫西洋风》，台北，2007年，图版 16 （图二）。该画虽无年款，然而主题与郎世宁于1723年，清世宗登位时进奉之一幅画作主题及内容相近，同绘吉祥瓶花。若考虑今日传世宣德四方倭角瓶极其罕见，堪如凤毛麟角，且当原为清室旧藏，本品或有可能乃上述宫廷画作所绘其中一瓶。 雍正年间，宫廷造办处曾仿古烧造此类瓷瓶，数量同样极少。其中一类与宣德原型相近，瓶颈亦绘牵牛花纹，南京博物院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各藏一例，见徐湖平，《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2003年，页135；及《明宣德瓷器特展目录》，台北，1980年，编号5。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亦有烧制相近瓷瓶，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例，图见陆明华，《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上海，2007年，图版5-20。 另一款雍正年制四方倭角瓶，口沿下缀回纹及三叶花纹，圈足外撇，瓶颈及近足处环饰如意云头。此类瓶例多带雍正款，多稍高于宣德原型。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一例，见耿寳昌编，出处同上，北京，2002年，卷二，图版186；另一例可见耿寳昌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第二册，北京，2005年，图版25。另可参考一瓶例，图见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年，卷四，编号1713，曾售于香港苏富比1993年4月27日，编号 145，后于香港佳士得2000年4月30日易手，编号 590，2011年10月5日再售于香港苏富比，编号 30 （图三）。此外尚可参考一例，售于香港苏富比2004年10月31日，编号181。 此类雍正折方瓶除饰釉下青花外，亦有兼装釉上黄彩者，以黄地衬托钴青牵牛花纹。一例出自日内瓦鲍氏典藏，带雍正年款，见于 John Ayers，《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日内瓦，1999年，卷二，图版 212。英国大英博物馆现存另一黄地青花瓶例，出自戴维德爵士故藏，见于《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Ming and M ing Style Polychrome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修订版，伦敦，2006 年，编号781；另一例藏巴黎吉美博物馆，载于《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卷七，东京、纽约及旧金山，1981年，图版 55。 雍正帝亦曾命造办处烧制施其他单色釉之四方倭角瓶，瓶身更高（约24-25厘米），实乃继承传统中的创新之作。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一雍正款仿哥釉瓶，著录于《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2009年，编号 II-30；另可参考一仿官釉瓶例，录于耿寳昌编，出处同上，北京，2005年，卷一，第二部，图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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