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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一篇文章谈过普通话惯用语和成语等构词是“手”在先、“脚”在后，而潮汕话刚好相反。有几位微友留言说，还有“鸡母”“牛牯”和“人客”“鞋拖”等，也是跟普通话的顺序不同。虽然，“脚”前“手”后的构词与这种倒序词性质完全不同，但既然提到了，今天就顺便谈谈。 通常来说，普通话的偏正结构名词的语素顺序是“修饰成分+被修饰成分”。但在潮汕话中，却有一些词的语素顺序恰恰与此相反。其中表示动物性别的是一大类。普通话通常是表示性别的词素在前，潮汕话则在后，刚好相反。例如: 鸡翁——公鸡 鸡母——母鸡 猫牯——公猫 猫娘——母猫（小的） 猫母——母猫 鹅/鸭牯——公鹅/鸭 鹅/鸭雄——公鹅/鸭 鹅/鸭母——母鹅/鸭 牛/猪/狗母——母牛/猪/狗 牛/猪/狗牯——公牛/猪/狗 猪豭——公猪、种猪 【注】“翁”潮音[ang1](盎)，指丈夫一义也读此音；“雄”潮音[hêng5]（形）；“豭”潮音[go1]，民间多写同音字“哥”。 鹅雄（网络资料） 那么，这个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1953年就在《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一文中指出：广州方言中的倒序词是广州话与侗、台语——特别是广东西南部至今使用的壮语“交流”的结果。（《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 著名语言学家袁家骅先生则只是客观地说:“有一些复音词粤方言与普通话在词素结合的次序上恰好颠倒。其中一部分接近闽客方言，同壮侗语族诸语言有类似的现象。”谈到闽南话的合成词的特殊构成方法时，他说:“闽南话这一类构词方式，在北方方言中很少见，而在南方粤、客方言中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构词法跟壮侗语族各语言（壮、黎、侗、水语等）是很接近的。”（《汉语方言概要》第206页,第267页） 鸡翁，陈志民教授提供 著名方言学家詹伯慧先生则更进一步说:“在语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粤方言有一批双音节词在构词上是修饰性词素，放在被修饰词素后面的了。例如把‘客人’叫‘人客’，把‘干菜’叫‘菜干’，把‘公牛’叫‘牛牯’。这在北方方言中不常见，而在壮侗语系统的各种民族语言中却是司空见惯的。修饰成分后置正是壮侗语中一个突出的语法特点，粤方言中存在这一构词方式，大概也是吸收壮侗语的结果。”（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第164页） 大梦谁先觉（番鸭母） 林伦伦摄 我查阅了一些古籍与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从中发现了不少与潮汕话一样的倒序词例子。据此认为，潮汕方言与广东其他方言（其实可以扩大到南方诸方言）中的偏正式倒序词（即“被修饰词素+修饰词素”）的现象可能是上古汉语的残留，而不是接受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之后才有的。 举几个古汉语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 北魏·张丘建《算经·百鸡题》:“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北宋·李靓《惜鸡》诗云:“吾家有鸡母，乘春数子生。”宋·陶糓《清异录·药品·火灵库》:“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唤鸡男，不使交。……公间日进一只焉。”“鸡翁”、“鸡男”即“公鸡”，跟“鸡母”一样表示性别的词素后置。 更早的例子还如《春秋·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鸡父”虽为地名，但其构词结构也与“鸡母”相同。《说文解字·牛部》:“牡，畜父也。”“牝，畜母也。”又佳部:“雄，鸟父也。”“雌，鸟母也。”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解释亦同。并不说“父畜”“母畜”，或“父鸟”“母鸟”。由此可见，表示性别的词素置于动物名称词素之后也是古已有之的。 岁月静好（牛母和牛囝） 林伦伦摄 又，京广铁路所经湖北、河南省交界处，有座山名曰“鸡公山”。在北方方言区里，竟保留有这样一个地名，十分难得。它可以说明，在很早的时候，这里的人是把公鸡叫“鸡公”的。西北的甘肃定西、会宁、通渭、秦安、清水、天水、陇西、武西、西和、武都、文县、镇原、敦煌、龙迭等地，也保留了“鸡公”、“鸡婆”或“鸡母”的说法，（参阅《甘肃方言概况》第455页） 快乐一家（鸡翁、鸡母和鸡囝） 陈志民教授提供 以上的例子，都可以证明，中国的北方地区，也曾经有过表示动物性别词素后置的现象，南方人现在还保留的着这种语言习惯，乃是古汉语的保留而已，而非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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