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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那时西周的疆域之内，发生了许多问题。西周的封建社会面临剧烈的变化。一些本来是在封建体系以外的人民，因为累积了财富而逐渐进入社会的上层。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封建体系，已经无法应付结构性的改变。于是，封建上层之内分崩离析，最接近王权的一些近亲独占了权力，许多封建体系之内的外围人物，都面临无所归属的危机。 同时，可能因为气候的改变，在西周西边和北面的干旱地区，有一些族群开始向西周的本土迁移。为了抵抗这些侵入的外族，王室又从东边调动了一些部落兵团，协助王室防卫疆土。一时之间，现在的关中地区竟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纠缠、聚集在一起。仅人口的压力本身，就使关中无法维持。各种武装力量和本来的封君都各自割据一方，不受西周的号令。而西周统治阶层的族群，有鉴于形势恶劣，也逃离关中，迁移到东方的平原。例如，和王室非常亲近的郑国，就搬迁到河南的东部，在河南列国之中找了个空隙建立国家。 周幽王的王后褒姒，与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平王）争夺权力，引起犬戎和太子外家申侯联合侵犯首都。西周覆亡，平王东迁成周（今日的洛阳），从此王室一蹶不振，只有依靠东方诸侯如晋、郑、鲁和卫诸国的支持。从此，东方封国纷纷自作主张，争夺霸权。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开始。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六世纪，战争不断。东方诸侯各自扩张，有的吞灭弱小的邻国，有的则向各自的后方发展，将权力伸展到原本周人封建系统不及的外族地区。“中原”的涵盖地区因此扩大了；同时，版图的重整，也将中原的区块从小国林立转变成几个大集团。 争夺霸权的过程中，齐桓公开始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后来，经过一段时期的争夺，晋国长期据有中原霸主的地位，一直到晋国分裂为韩、赵、魏。“尊王”是尊重周王的地位，虽然周王已经没有真实的王权了，但是王权从封建顶端的地位转变成为一个文化系统的象征。“攘夷”则是抵抗外族。《左传·定公十年》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即说明以王室为代表的“华夏”是“我者”；相对而言，所谓的“他者”则是华夏以外的“外族”——例如楚国代表的南方，以及北方许多所谓的“戎狄”。《孟子·滕文公上》认为：华夏文化应是那些外族学习的表率，夷人接受了夏文化，夷即被认为是夏人；反之，夏人不该同化于夷人的文化。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之分，开启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人傲慢的世界观。 “华夏”这两个字的来源，自古没有具体的解释。根据传统的说法，“华”是华美，“夏”是伟大——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就是“华夏”，这乃是当时中原自以为是优越文化的宣传。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观点来看，并不能完全从字面上解释这个称谓。傅斯年先生提出“夷夏东西”的理论，认为“夏”代表的是西方的夏后氏。在前面已经说过，夏后氏如何在尧、舜、禹三代建立了一个长达二百年左右的权力中心；而东方则是以渤海地区和山东半岛族群代表的五帝之后。傅先生也指出，周人以偏居西方的小国，挑战中原的商人；他们遂攀附商代以前的夏后氏，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从我们前章讨论的发展脉络来看，傅先生的解释有相当的依据。至于“华”字究竟代表什么，也只有从“华美”这个词下手。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则提出，“华山玫瑰燕山龙”的口号，指出关中地区发展的仰韶文化，对中原新石器文化而言，是个相当重要的源流。华山高耸在中原和关中的交界处，据说山形如一朵花，因此被苏先生称为“玫瑰”；相对而言，“燕山”（红山）文化是渤海地区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红山文化的玉龙代表了东边一系列的古代文明。因此，苏先生的说法和傅先生的说法可以互证：从关中边缘的华山延伸到黄河中游进入下游三角洲的顶点，也就是豫西和晋南的夏后氏故居，黄河中游的这一段黄土平原，乃是春秋时代和周代封建列国的主要地区。 何尊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四字，这也是“中国”二字已知最早出处。 与“华夏”这一名词相对应的，则是“中国”一词。此处的“国”字，指的乃是“范围”，范围之内的地区，就是“国之中”，简化就称为“中国”。先秦时代，“中国”一词使用的定义，大致而言，“中央地区”的意义远比“中心国家”为常见。西周初年的何尊，其铸造的时期离西周取商而代之的时间不太远。何尊的铭文就用了“中国”一词以说明西周以中原为本土，而洛阳一带正是当时的核心地区。 先秦典籍之中，《尚书·周书·武成》，《诗经》“雅”“颂”中的若干篇，以及《左传》的不少段落，大致都以“中国”或是“华夏”与其他的族群并举对立。例如前面说过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一类的词句常常出现。此处的“夷”可能只是泛称，并不完全有确定指涉的对象。《诗经·鲁颂》里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指明了南边的楚国以及东边的徐、舒，还有西边的戎和北边的狄：这乃是以这四种所谓“外夷”来对照“中国”。 儒家典籍《春秋》就是以“内诸侯”和“外夷狄”作为褒贬的标准以及区分我者和他者的界线。后世公羊学家的观点就代表当时的一套演化观念：在最古老的时候，是内中国而外诸夏；第二个阶段，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最后达到大同，则是没有边界的天下，从夷狄到中国，都是在一个和谐的次序之中。因此，春秋时代逐渐形成的内外界线，乃是反映了当时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外面的“夷狄”并不永远在外面，“夷”可以变“夏”，反过来，“夏”也可以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而沦落为“夷”。“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因此，这一段时期的扰扰攘攘，竟是在无秩序之中孕育了中国特有的天下秩序观。当然，对这一套观念的真正落实，还是在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直到那时，这一套观念才根深蒂固地演化为中国人的世界观。 回到族群冲突和融合，春秋时代确实有一个非常长期的演化过程。在平王东迁之后，第一期争夺霸权的诸侯，有郑、卫、宋，再加上齐和鲁。这一阶段只有“尊王”，还未见“攘夷”。齐桓公定威取霸，则是以周王麾下的诸侯挽救受狄人和山戎侵犯的邢国和卫国作为号召。宋国的霸业实际上没有完成。晋国长期称霸，其标志是，晋国屡次领导了针对从南方崛起的楚国的抗争。在这一段争夺霸权的战争之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齐、晋、楚，以及吴、越。在这些国家兴衰的历程中，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土，也不断地收纳本来不归属于他们的族群，融合为新的族群国家。 以齐国而论，姜姓的齐国本来就是西周封建体制之下经略山东半岛以及其外围的主力军。扩大而言，齐国的外围是海岱地区，在西周初年，这一个广大地区有三十多个小国。靠近中原东边的鲁国，本来与齐国都是西周开拓东方的主要据点。可是鲁国没有广大的后方，而齐国则有大半个山东半岛作为开拓的对象。春秋晚年，田氏取代姜姓，将齐国经营成为东方大国。那个时候，齐国已经容纳、消化了几乎整个海岱地区。如前章所说，有些族群，例如徐、舒，其相当多数的人口陆续迁往南方和淮河、长江流域的中段。至于莒和杞这些小国，都已经沦为齐国的县邑，当地的居民都已经同化为齐国人。 晋国本来的封地是在山西沿着黄河边上的运城平原，其中心地区是在汾水的下游。在山西的中部和北部，则被许多其他的所谓“戎狄”据有，例如赤狄、白狄、陆浑之戎、东山皋落之戎等。唐叔受封时，接收的命令就包括要尊重戎的风俗和夏的传统。在晋楚长期争霸的过程中，中原已经挤满了原有的封国。晋国为了取得争霸的资源，只有向后方开拓。晋国不断经营西面和北面的腹地，取得战马、铜料、食盐和兵源。晋国的疆域，终于扩大到西至黄河、北达“坝上”，涵盖整个山西地区和河北的一部分。那些原来是山戎、赤狄、白狄等的族群都成为晋人。晋国扩大后，一时强大无比。及至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拥有山西东半边和河北的土地和人口；魏国的领土则稍微偏南和中央，据有晋国的核心部分；韩国的地域则是偏西的一块。三国疆域，整体计算的话，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并吞了的“后方”其他族群的领土。 楚国是在西周的晚期开始建立的。本来东方“祝融八姓”中的芈姓，迁移到汉水流域和当地的百蛮合作，建立了楚国。楚国扼据汉中盆地的出口和汉水流域进入中原的交界，而且据有湖北、安徽的铜矿和云梦大泽的种种资源。根据西周的铭文，取得“南金”是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对西周而言，由于汉中孔道的出口被楚国占据，西周就无法取得东南方的重要资源。因此《诗经》之中，才有对荆、舒的仇视。春秋时期，楚国与中原霸主不断斗争，不仅没有失败，而且继续壮大，就是因为楚国有广大的腹地可以开发。楚国最初是先向北面和东北的前线发展，蚕食淮上和汉上的诸侯。不久，楚国也向后面腹地扩张。到了战国之末，楚国的领地范围是：西南可以进入今天云南的滇池，西方据有四川盆地的东半部，东南可以到达长江下游，向南可以到达五岭。这些地区一概纳入其势力范围——楚国疆域如此广大，等于大半个后世的中国本部。在楚国西、南两面的地区，本来与中原不通声气，它们都是楚国着力经营的地区。民族学上，中国的西南夷、巴、濮、滇等，以及东方和东南的百越，经过楚国的阶段性整合，后来终于并入中国的族群中。 南方的吴、越，虽然在他们自己的族谱上号称是中原族群的后裔——例如吴人自称是西周王子泰伯之后，越人自称是夏禹之后——实际上，他们都是大汶口文化南下和良渚文化合流，再融合南方当地文化族群，成为分布在华南、华东沿海的百越。在晋楚相争时，晋国为了抵制楚国，在楚国的后方培植了吴国；楚国为了抵制吴国，又在吴国的后方培植了越国。吴、越两地的土著，依靠他们本地的资源，已经发展出高水平的制陶和冶金技术；沿海的沼泽和冲积平原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颇具规模的聚落。在晋、楚各自的影响下，这些当地文明和北方主流文明融合为一。于是，在晋楚斗争的影响之下，这一大片广大人口也成为中国族群的一部分。 西方的秦国，本来是接收了西周王室留下的关中地区，他们消化了分散在关中地区的各种族群。关中考古所发现的那些小国，其中不乏原来从更西、更北地方迁移到关中的人群。秦国也参与春秋战国的争霸，因此，他们也必须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腹地。在战国时期，秦国已经俨然是东方列国的共同敌人。秦国能够崛起为如此强国，在于他们很容易就取得了西边的陇西和北方的河套地区，那些地区盛产战马和兵源。关中向南可以进入四川盆地的西半边，秦人很早就将蜀地据为己有，拥有铁矿和盐矿两大资源。于是，西北、西南地区的当地族群——例如义渠之戎——经过秦人的经营，也接受了中原主流文化的影响，融入中国众多族群之中，成为后世中国的一部分。 远在北方的燕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和中原失去了联络。在战国时期，因为中原各国的扩张，燕和赵、齐都有过接触和冲突。燕国为了取得更多资源，向北方和东方的腹地扩张，遂据有今天内蒙古的东半边和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远在新石器时代，这些地区的族群曾经和渤海地区的族群文化，也有过分分合合，彼此也互相影响。经过燕国的扩张，东北地区的当地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发生交流互动，两者逐渐融合，那些族群终于成为后世中国众多族群之中的一部分。 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这些地居四处边缘的竞争者，在竞争过程中都不断壮大自己。于是各国个别扩张、聚合的成果，整体而言扩大了中国。历史发展具体的结果则是：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华夏的中国收纳了许多边缘的他者；实质上，竟符合了前面所说的，将“内诸夏”演变成为没有边界的天下中国。 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在这一个乱世里，中国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终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也落实了诸夏中国的演变历程。 本章的开场白曾经简单说到春秋战国时代所经历的社会变化。前面几段陈述的人群的横向流动，在地理空间上形塑了“中国”；相对而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则来自人群或个人在垂直方向的流动。 西周建构的封建体系，本是血缘共同体和权力共同体的重叠：周王既是君主，也是大家长，宗法体制也就是封建统治机制的基础。春秋时期，内外发生种种权力斗争，先是周王成为诸侯手上的傀儡，接着，诸侯所属的卿大夫，例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等，纷纷篡夺了国君的权位。到了春秋晚期，卿大夫手下的官员，即所谓“陪臣”，又篡夺了“巨室”的权力。这种内斗，以及列国之间的兼并，都会改变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于是，不少社会的上层人物作为斗争的失败者，却下降到社会的底层。相对而言，原居社会上层的精英下降到下层，从而提升了社会下层的质量，他们具有下层前所未有的动能，社会整体遂拥有发展的能力和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开展与进步。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例如孔子、孟子，都是没落的旧贵族或其子孙。 在经济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各地彼此接触，许多资源得以流动传播。《诗经》中记载的农产品和日用物品，以及考古遗存呈现的生活资源，都比以前丰富。以食物而言，北方的黍稷、南方的稻谷、西面传入的大小麦和山地的豆菽，在各地都能生产。由于前述的各种斗争，参与的分子无不尽力寻求资源，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实力。铁铸的农具和工具，其功效不是石器或铜器可以比拟的。凡此，中国各处的资源总量不断增长，参与生产的人力也相应地增长。于是，中国的总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数量，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大幅度地成长。 这些条件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出现。各地产品互相交换，货币在区间贸易的广泛使用便是无可否认的证据。活泼的市场经济带动了都市化，城镇的复杂性质及其具有的活力，都不是单纯以农村为基盘的经济形态可以相比的。政治性的都会，也聚集了来自各处的人才，例如战国四公子门下的游士、集结于各国首都的说客、城镇中的医生和技师。多功能的都市不同于封君的城邑，它们足以维持许多流动人口的互动和流转。这些都市人群，不再归属、认同于过去的族群，亦即那些以“姓”（姬姓、姜姓、子姓……）为标志的类血缘共同体。他们甚至不必认同为某一国家，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寄居于都市，或者流转于各地。“姓”失去了共同体的归属功能，个人至多以“家庭”扩大为血缘的家系，于是“姓”“氏”混合，成为联用的名词。姓作为“nation”的古义不见了，个人只有以“人”作为基本的身份。春秋时代，“人民”与“百姓”并不是同义词，例如在《论语·宪问》中，这两个名词有不同的含义。战国以后，这两个名词却已混用不分。这一转变，可以理解为个人对“中国”“华夏”大共同体的认同，也是对“人”当做最大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与归属。经过五六百年的巨大变化，中国和中国人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人”开始具有自己独自寻找的意义。这一个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代。 战国时期铸铁的铁范。 战国时期的铸币，上两排是韩、赵、魏的布币，第三排是齐国和燕国的刀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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