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琴一曲,钟爱的《渔舟唱晚》,却失忆般,几次弹错。有种煎熬的感觉。 几天前读《文明的孩子》([美]布罗茨基著),读《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一文也有熬的感觉。作者布氏是诗人,散文也写得好。这篇评析文章长达58页,还不包括5页的奥登的诗,评析得够细、够有理,从生活状态和思想特色到生活背景,从字面到面里,致使一首我实在看不懂的诗变得通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耳听着房屋旁一处工地传来的恼人机器声。一篇精彩的评析散文竟在头痛欲裂中熬着读完。每幢大楼都在受人怨恨中建起的么? 怨恨致使头痛欲裂,一曲《渔舟唱晚》弹得面红耳赤、双脚麻木,不得不卸了义甲。没有该有的愉悦,耳听噪音,心渐烦躁。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安居之所,可,厌恶现代机器造出的一个模样的“火柴盒”。它们建成之前就折磨人的神经,建成之后,谁知道是不是又是它们,压抑了人的精神? 布罗茨基说,“除了纯语言的需求而外,促使一个人写作的动机,并不全然是关于他易腐的肉体的考虑,而是这样一种冲动,他欲将他的世界,即他个人的文明、他自己的非语义学的统一体中某些特定的东西留存下来”。 要留存的东西实在太多,我指的不是那些“火柴盒”。我不相信一个人,诗人或散文家或小说家,置身于机器噪音,能心无杂念地评析一首高深的诗。 “与其说是如今每个写作者都被认为具有的那种受虐狂倾向,不如说是他们本能的、常常是第一手的知识,即正是极端的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才帮助艺术摆脱了俗套。” “对俗套的抵抗,就是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生活的东西。” 我宁愿受人指责:“这女子真抬举自己。”宁愿固执地抵抗那些折磨人神经的现代机器,以便自己也能区分艺术和生活,使自己的写作生活增添清高成分。如同抚琴,我只是随意,可以一年半载不去理会琴,写作也是随心。若心情起伏,文字便充满痛恨郁闷,便盼着遇到天大的困境,挣扎,然后准备好台词,将困难一一化解,或接受众人吹捧,或孤独转身,隐于市。 “一首诗并不一定以作者个人的生活真实为基础,它很难使用‘我’一词。这里所言的是诗人不是什么,是诗人意识到的与自身不同的一种身份。” 是的,前面段落里关于“我”的表白,不一定就是我。“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予人感觉如此。 作者简介 霞隐:复旦人文课程文学班学员,浙江温州人,惯用文字记录生活点滴,著有小说《回头守望》。本文转引自霞隐所著《谁偷走我的生活》,古吴轩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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