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经典频道 好书/治愈/成长/境界 文学作品里，风尘女子总比好人家的女儿更容易获得男人的垂涎，说起其中的原因，其实也比较浅显：风尘女子们往往姿色一流，风情万种，有的还才气过人，琴棋书画舞文弄墨，至少通一样，最最重要的是，她们绝对不像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好人家的女儿们似的，张口闭口问你要什么“一生一世”。 当然，题目中说到“终极”和“宿命”两个字就够让人讨厌的了，更何况堂而皇之地讨论“文艺女青年”！但读完《包法利夫人》，确实又想出来侃两句了。包法利夫人爱玛作为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女性形象之一，至今仍有非常典型的现实意义，甚至还是当今时代许多女性的观照。
前几年流行着一首大龄文艺女青年王小姐的“西红柿炒鸡蛋”之歌，歌词写到，“不会做饭的文艺女青年，就只能去当小三~~~”听来真是又好笑又觉得字字箴言。
但是要知道，当小三绝对不是女文青们的终极宿命。举例说，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魅力超群的女画家萨宾娜实际就上毫无“小三”意识，她追求的只是伴随着背叛而来的轻盈感。她无意破坏谁的婚姻，但只要涉及到“厌倦”和“抛弃”的主题，萨宾娜就会像着了魔一样痴迷，她能够转身就走，能够随时抛弃任何人。 包法利夫人性格中唯一不同于萨宾娜是，爱玛在背叛的时候完全没有抽离感，她沉迷于对包法利的背叛，可以说，从心底瞧不上包法利，很可能因为这份瞧不上，她才一如既往地不断偷情，且在于情夫们无缘继续的时候，感到痛苦。 看得出，爱玛很是痴迷于自己建构的'肤浅'世界而不自知，萨宾娜恰恰是相反的，她在油画课上就知道了，眼前的幕布后面还有别的什么，但是那些“别的”也有可能是另一重幕布，一次她很清楚自己处于的“虚无”之中，进一步，她才乐在其中。
话说到此，不难看出，这很像当今伪文青和文青微妙的分界。爱玛当然是前者。 爱玛非常像今天人们对于“文艺”的某种定义——读过市井小说，热衷的“上流社交”，时不时地想要追求刺激和浪漫。比如，书里写到——“她十三岁进了修道院附设的寄宿女校念书，在那里受着贵族式的教育。她爱教堂的花卉、宗教的音乐，并在浪漫主义小说的熏陶下成长。彼耶的小说《保耳与维尔吉妮》是她最喜爱的图书之一。 她梦想过小竹房子的生活，尤其是有位好心的小哥哥，情意缠绵，爬上比钟楼还要高的大树去摘红果子，或者赤着脚在沙滩上跑，给你抱来一个鸟巢；她又“衷心尊敬那些出名或者不幸的妇女”，沉浸在罗漫蒂克的缅想中。” 如上草草几句，福楼拜对爱玛的描述已足够传神。只是可怜了包法利——一个资质平平的乡村医生（对比中国武大郎倒是很有相似之处），成公地避开了所有女文青喜欢的一切——浪漫，幽默，情调，风度等等，是一个完全的相反的人，刻板无趣，了无生气。
一部分人依然认为，在爱玛的婚姻中，她得到了包法利的爱（如果包法利知道什么是爱的话），但爱玛自己却似乎并不觉得，她得到包法利的爱与否，其实对爱玛本身毫无意义，她能感知到的只是一所房子和丈包法利还算不错的收入。可这不正是今天中国社会多数未婚女性对婚姻的基本要求嘛！ 爱玛说起来都有点像《绝望的主妇》里的加布里——丈夫会挣钱，房子够豪华，但加布里觉得不够“刺激”，所以，她和年轻的只有17岁的园丁偷情，极具讽刺的是，这反而成为维持原婚姻的有效方法——当然啦，前提是不被发现。
通识是，女文青们不“作”，是不能成其气候的，好像非得制造机会说出那句：“我想要的明明是一颗苹果，你却给我一车香蕉”才行。
如果萨宾娜是一个真的女文青，艾玛是百分之五十的伪文青的话，那她们之间还确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她们都不适合婚姻，更别说要孩子了。
其实，在文学中我们已经不断遇见那些不适合婚姻的女人——毛姆《面纱》里的凯蒂，福克纳《野棕榈》中的夏洛蒂，《一句顶一万句》里杨百顺的老婆吴香香，再近的，《死水微澜》的邓幺姑，《水浒传》的潘金莲……总之，她们可以永远谈恋爱，永远热恋，永远度蜜月，但做老婆是另外一回事。
她们“不适合”婚姻，也没有其他原因，仅仅是罗曼蒂克的性格让她们天生适合爱，也适合去爱别人。她们不想囿于一段固定的，长久的，持续的关系，那样就不能够满足“艺术”和“浪漫”的想象。
包法利夫人在结婚之后的两段婚外情在今天完全能称得上“这辈子总要有个让你奋不顾身的人”实际上可以说，包法利夫人一直有，或者，她一直以为自己的外遇对象值得自己的“奋不顾身”。比方说，她的第一次”奋不顾身“，难道不是“奋不顾身”地嫁给了包法利吗？
而对于另外两次出轨的对象，爱玛一次次地丛林密会，甚至借钱赊账，在小旅馆与人缠绵。如果宽泛一些“爱”的定义，爱玛绝对是个理想的“女朋友”。
当然，爱玛这样的伪文青也是和今天的一大票朋友一样喜欢“诗”和“远方”，因为那样就不必再回到家里，看到每一件餐具都是青灰色的，哭丧着脸，也不用去管厨房的事儿，不必忙于家务，甚至女儿也不用管。按今天文青们的流行语说就是：放飞自我的感觉。
不仅仅是爱玛，绝大多数失败的婚姻生活都是如此。甚至，我都想换掉托尔斯泰在《安娜·卡里宁娜》开篇的名句，变成——不幸的家庭都是是一样的，幸福的家庭则各有各的幸福。婚姻的不幸简单归结于性格的不幸，最后落脚在我耸人听闻的“宿命”论上，看起来也许牵强，但性格本身左右着人的选择，而选择正在造就你从前、现在和以后的生活。
说到底，所谓的“女文青”终极宿命真的就只能如坊间所说——守寡，出家，后妈，拉拉，自杀？
当然，真文青大可不必怯从胆边生，包法利夫人失败在她仅有百分之五十的文青体质，剩下的则是对于文青皮毛的模仿，最终只能无力招架自己的“浪漫”。
但是爱玛的出现有其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自福楼拜开始，批评家们终于放开胆子说：作者死了。这样一个集浪漫与浪荡于一体的女性形象，作家再也不会在作品里给予更多的赞扬或者批了。当作家隐匿了身份，不再企图和读者直接对话，实际上也就给读者留下了更多解读的可能。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许多人也开始跟着喊自己是包法利夫人（包括福楼拜自己），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说不定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是包法利夫人呢？木心不就这样抬举过爱玛说——“人类是包法利，但艺术家是包法利夫人”吗？同样，不做道德审判和高低比较的情况下，有人翻译这是“一顶绿帽子的发展史”，也没错喽。
请相信，忠诚一直考验着人类的良知，但从来没有想要考验过艺术。 — end — 听说爱读书的人都会给经典君点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