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稿费知多少？

作家丁玲曾经提倡过“一本书主义”，意思是一个作家，总该写出一部得到文坛公认的文学精品，就像曹雪芹有《红楼梦》，肖洛霍夫有《静静的顿河》一样。作家的成就并不体现在作品的多少上，而体现在他是否写出了传世之作。

                                    

            陈忠实像，罗雪村画

 

陈忠实是抱定了“一本书主义”的理想的。他早早就说过，他要“写一部死后可以当做枕头的书”。在他心目中，这本书就是他的《白鹿原》。

 

为了创作《白鹿原》，他把自己关在关中农家小院里，动用了自己毕生的积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以6年时间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巨著。

 

陈忠实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1991年，陕西省委要调他到西安出任陕西文联党组书记。他为了《白鹿原》的创作，婉拒了。因为他知道，“蒸馍蒸到一半最怕掲锅，一掲锅，气就跑了，馍就生了。”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作品也给了他极高的回报。不仅使他获得了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励“茅盾奖”，而且经济收入不菲。

 

有人在网上说，这本巨作使出版社大赚一笔，但陈写《白鹿原》获得的稿费，还不够他吸劣质雪茄烟花掉的钱。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正相反，陈忠实有一篇回忆文章，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和高贤均两位编辑设身处地为他考虑，试图帮助他增加稿费收入的事情：

 

“1993年8月，《白鹿原》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也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最感动的一次会议。会后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贤均找到我住的宾馆，主动与我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30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50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1万5千元，这是从签订合同时便一目了然的计算，我也很兴奋一次可以拿到万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跨越进入万元户的行列了。现在，何与高给我在算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我将可以多得三四千元。《白鹿原》按计划经济的征订数目近1万5千册，在1993年的新华书店发行征订已是令人鼓舞的大数了。按百分之十的版税和近13元的书价算下来，比原合同的稿酬可以多得三千多元吧。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我花6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吧。我尚未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的。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替我所做的谋算，以至于如此细心。作为一本书的作者，面对这样体贴入微的编辑，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而俗套。”

 

当时，不仅陈忠实，连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和高贤均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能成为畅销书。他们仅仅是根据书店初次征订得到的1万5千册首印数，计算出按照版税付酬比按千字30元标准付酬，对陈忠实更有利。他们主动提出修改合约，是实实在在替作者着想的，关注了作者的切身利益，这使作者非常感动。

 

后面的情况读者都知道，人文社各种版本的《白鹿原》至今累计销售已在三百万册以上。这本书的定价，在这20年中也翻了几倍，出版利润和版税自然也都跟着翻番，自不待言。出版社肯定是名利双收，而陈忠实最终得到根据销售册数和定价计算出的版税，也应该是数百万元。如此付酬得到的回报，较之最初合约规定的按照千字30元标准计酬的数额，差距何止百倍！这令陈忠实自己也感到震惊。于是，陈忠实做出了一个“取之于人，还之于人”的义举，他把稿酬中的一部分捐出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了一个“白鹿原文学奖”，专门奖励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出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编辑，此事一时引起热议，被传为佳话。同时，陈忠实还对媒体表示，《白鹿原》出版以后，他“不重复自己，拒绝类似《白鹿原》的所有约稿”，这既是为了保持自己作品的文学品格，也是为了维护出版社的利益。

 

试想，陈忠实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间这种互谅互利的互动关系，不正是作者和编者合作共赢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