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1939年拍摄的照片。草木尚未生发，背景里高大却细节精美的中原公司大楼（今百货大楼），在光秃树枝的映衬下，略显萧索。一名叫小嶋敦的幼童，手拿玩具，站在前景的栏杆旁，栏杆围护着一块方尖碑……这城市中一隅的定格，来自那一年天津的日本租界，幼童是日本的小居留民。年幼的他，此时只是在公园天真无邪地玩耍，尚不会关心自己究竟何以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也尚不会知道，自己身后，那块肃穆的方尖碑所纪念的那位“烈士”，正是他自己的祖国为能够侵占脚下这块土地而做的层层准备中，厥功至伟的一人。碑文细长的笔画组成了“彰表烈士石川伍一君纪念碑”几个大字，此碑坐落于当时天津日租界大和公园内（今鞍山道八一礼堂）。大和公园，拥有很多重要设施和纪念碑，如：天津神社、公会堂、图书馆、日清战争纪念碑、里斯库姆纪念碑以及这座石川伍一纪念碑。大和公园，除了给居留民做消遣所在，亦难免覆上一层政治含义。如此重要的地方，用纪念碑的形式供奉了一位烈士，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位“烈士”呢？
下图：石川伍一像
石川伍一，日本秋田县鹿角郡人，是甲午战争中最早暴露并被抓获的日本间谍，被“誉为”民间谍报活动家、大陆浪人先驱。他早年在东京兴亚会学习中文，十八岁来华，后在著名间谍荒尾精主持的乐善堂药店汉口支店工作。乐善堂药店汉口支店，虽名为药店，实则是日本的间谍机关，荒尾精建立了遍布全中国的谍报网，为日本输送了大量情报。在华期间，石川伍一穿清朝衣、梳清朝头，大肆开展对华调查和军事情报搜集工作。这期间，他摸清了威海卫、朝鲜大同江、仁川口、旅顺口、大连湾等要港的地形位置，甚至还调查了朝鲜沿岸各地海潮的深浅，为以后日清水师的海战做下充足的准备。其后石川伍一移居天津，在日本海军指示下，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间谍工作。其间，他结识天津军械局书吏刘棻（字树棻）并贿赂之，通过刘搜集大量天津各军营要害情报。
1894年（甲午年）7月25日，日舰浪速号在东乡平八郎指挥下，于丰岛附近击沉清政府租用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船载950名清军（淮军）遇难700余人，外籍船员亦伤亡惨重，导致淮军精锐大量死难，清军士气低沉沮丧，就此开启甲午战争之幕。日军如何精确地得知信息，从而袭击高升号呢？从之后被捕供词和日方为彰显“功绩”的资料（如《征清军人忠死列传》1895）叙述来看，正是石川伍一提供了第一手情报。
下图：《征清军人忠死列传》中介绍石川伍一的条目
8月1日清日两国正式宣战，在加大力度搜捕日谍的过程中，石川伍一被逮捕，他对自己刺探军情的过程供认不讳。此事既出，舆论哗然，石川也因成为甲午战争爆发后第一个被逮捕的日本间谍而闻名于世。9月20日，石川伍一与刘棻一并被处决于天津西门外。他搜集的军事情报，被集结成军用地图和《清国兵要地志》，成了当时日本参谋本部认识清末军事机密要地最初的、也是最珍贵的资料。不得不说，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谍报工作方面，日本的准备实在充分。
就是这样一位间谍，在被枪决两年后，尸骸交还日本，备极哀荣，享将校之葬仪，并且在1895年，灵位被供于靖国神社，1928年又被追授从五位荣誉位阶，与其他八个于甲午战争期间被清军捕获证实从事刺探军情等活动而处死的同仁，被捧为“征清殉难九烈士”，刻碑隆重纪念于京都熊野若王子神社门前，与荒尾精纪念碑近在咫尺。同期的其他多种资料，也详细记录了石川被枪毙时的具体情况，“……时年二十九岁的石川君，满怀必死的觉悟，泰然自若矗立在刑场，敌人的枪声三次响起，第一颗贯穿了他的胸腹，第二颗贯穿了他的口鼻......”（《岩手县教育会盛冈市部会编乡土资料·修身科补充教材》1935），这些带有感情色彩和煽动性的文字，甚至被作为当时的少儿读物和教材，普及给日本的少年儿童。石川的家族在其家乡被称为栋梁辈出之家，伍一之父石川仪平是大地主，早年曾到过清国游历，归乡后担任当地町长；伍一之弟石川涟平是陆军炮兵中将，还做过皇族北白川宫家的总管家；侄子石川达三是著名社会派作家，其创作的著名小说作品《金环蚀》被拍为电影，在中日邦交恢复正常的日子里，率先被引进，想必很多人都曾看过。
下图：日本京都熊野若王子神社前的“征清殉难九烈士”碑
下图：“征清殉难九烈士”碑上的九个名字
关于前文所述，原天津大和公园的方尖碑，以及为石川伍一在天津开展的纪念活动，也在他家乡的名人录《鹿友会志》中，被记载下来，题目是《在天津举办的石川伍一先生五十年祭》：“……烈士石川伍一先生为国殉难，天津城外薤露消。为彰显故人伟业，十六年前，天津神社境内东隅建立了殉难纪念碑……在其五十周年祭之际，为追悼忠魂，让在留邦人学习其敢于为国难挺身的精神，20日将在福岛街东本愿寺别院举行盛大法会......”（《鹿友会志·第四十五册》1943），等等。这篇文章的登载时间是1943年，是石川伍一被枪决（也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五十周年，“在留邦人”当然指的是天津租界中的日本人，福岛街即是今天的和平区多伦道，那里曾有一座日本净土真宗的庙，称“本愿寺”，当年很多在天津居住并死去的日本人，都是由这庙主持法事。因为石川最后的活动在天津，亦是死于天津，因此，为炫耀彰显侵略功绩的天津神社与大和公园，当然会为这样的“为国殉身”者，留出一席之地。而此资料叙述的天津神社石碑奠立时间，换算成公历，即是石川被追授从五位的1928年。《对支回顾录》亦有记载，当年九月，日租界隆重奠立了石川伍一的纪念碑，时任北支派遣军（驻地在天津）总司令的新井龟太郎题写了碑正面文字。另外，该石碑本应是坐落在大和公园内，可是，纵观以《民团事务报告》为首的各种历史资料及照片遗存，大概可以推断，1942年，天津神社应该有一次改建，其中包括改变社格（神社等级）、建立新的门前碑、改建玉垣（神社周围的墙）、扩大“神域”……此次改建占领了一部分原属于公园的地界，所以才会出现此石碑坐落于“神社境内东隅”的说法。
下图：原日租界天津神社（今鞍山道加油站位置）
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8年，在此条约基础上又签订的《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就此奠定了天津日租界的雏形。身为拥有最多租界的北方商都，日租界有着严谨的规划，至今道路肌理基本保存。上文提到的天津神社与大和公园，就是作为日本居留民精神依托的特殊存在。这些建筑的所在，即是今日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八一礼堂及其周边的位置。据《天津日本居留民团资料·民团事务报告》记载，大和公园由首任天津总领事伊集院彦吉命名，其内设有公会堂、租界局、图书馆，还有以首任领事命名的音乐堂等设施。每逢日本节日，也在此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平常则对外开放，多有居留民在此游乐。而其一隅的天津神社，一开始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天照大神”与明治天皇，这是侵略殖民时代的日本每占领一块地方的习惯之举，意在建立精神寄托并实现与彰显“开拓万里波涛，宣国威于四方”的“敕语”和国策。此二设施彼此接壤包容，其中更树立多块纪念性质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甲午、庚子事变等战争中的“捐躯者”。
殖民时代的日本即是如此，在强行占领的开拓地上，树立神社，供奉自己的“皇祖神”，做功绩的见证。当然，为这事业而死亡的先驱，也难免被拾得果实的后民而追怀，一同记念起来。只是他们没想到，仅仅三年后，日本就投降了，连日本居留民的精神家园“天津神社”的社号石碑都被凿去一层，改镌“天津市忠烈祠”，那么曾为此事业鞠躬尽瘁的“甲午第一日谍”石川伍一的纪念碑，去向如何呢？目前尚未寻得踪影，还需进一步探讨与考证。
下图：天津原日租界
值此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此段租界往事，再度从历史的沉淀中泛起。不得不说，有时候我们面对那个年代，显得有些无知或太过亢奋，因为那是屈辱，我们或太过在意，或干脆逃避。可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改变；胜利之路是先烈之血铺染而成，回首读之，难禁掩面。然而屈辱虽痛，亲手洗雪，则近乎光荣；正是这样往日屈辱，能做今日鞭策。后人若不知前人苦难，又何以珍惜现在？因此，有必要正视那段历史，即使它洒满先人斑斑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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