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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保尔·柯察金说:“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我的一个世纪》告诉我们答案。 这是一位母亲的心路历程;一个上海女人一生爱恨情仇跌宕起伏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位革命同志一腔热血一心为国的高尚乐章。
董竹君,生于1900年的上海,传说中事情最多的千年之交。 她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卖唱。后来嫁给革命党人夏之时,成为督军夫人。与夏之时离婚后,在上海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
1951年,她将“锦江两店”交给党和国家,扩为锦江饭店。她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这就是董竹君,一个信念坚定、自尊自重、忍耐坚毅、独立自强的女性。她用尽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坚强和乐观。接下来,我们将以第一人称视角开始今天的阅读。 1 童年的家庭生活 1900年,阴历庚子年正月初五,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里。小时候名字叫“毛媛”,父母叫我“阿媛”。因为长得比较漂亮,人们唤我为“小西施”。
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 父亲本来姓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姓董,江苏南通县人。父亲为人忠厚善良,性格和蔼,是一位克勤克俭的人。他的职业是拉黄包车。
母亲姓李,江苏吴县人,贫农家庭出身,姐弟三人。 母亲性格直爽,待人忠诚,但脾气急躁,一点儿也受不得别人的气。母亲生性勤俭,动作快,爱清洁。 虽然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但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母亲曾嫁人,育有一女。丈夫去世后,带着女儿到上海,遇到我父亲后,再次成婚。前夫女儿长大出嫁后,很少往来。
母亲生我以后,又生过一女孩、一男孩。由于生活的困窘,产后婴儿身体瘦弱,营养不足。 孩子没有奶水,有病没钱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夭折了,因此我没有亲兄弟姐妹。
我每天帮助母亲做家务,如扫地、擦桌、上街买粮食等。我们因贫寒经常吃素,即使是青菜、萝卜,也只买得起下市的便宜菜。 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双亲还是供我读书。
母亲识字不多,父亲也识字不多。不读书就没有出头之日,父母对这一点感受很深。 虽然我是女孩,但长相还不错。所以再苦,父母也很重视我的学习。父母希望我念成后,嫁个好丈夫,他二老日后也有出头之日。 于是,在我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了附近的私塾里念书。
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保姆和父亲拉黄包车挣得。 父母虽然贫苦,但还是设法凑钱,哪怕是借债,也按时交学费,让我安心念书。我读到九岁的时候,家里越来越穷。
母亲给人家做保姆,这家去做做,那家去做做,总是做不长,受不了别人的气。不久后,父亲也积劳成疾。 父亲病了许久,一直不见好转。迫于生计,母亲不得不去当呀、押呀、卖呀,可就是这么一个破家,又有什么好卖的呢? ▲董竹君 父亲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最后终于转变为严重的伤寒症。父亲的重病,就好像在我幼小天真的心灵上插进一把尖刀,从此我总是闷闷不乐。 父亲的伤寒病越发厉害了,母亲担心极了。虽然平时父母两人因为没钱买菜,没钱办这办那,经常发生口角,但她极疼爱父亲。 怕父亲真的去世,我们母女可能讨饭去。更何况我除了吃饭,还要读书哩!
记得有一天,母亲叫我去一处人家替她借钱,母亲对我说:“实在没有办法了!” 老实说,这种有钱人家,我们是不相往来的。 我们这个亲戚家里比较有钱,但是我父母性情比较傲,平常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这次没办法了,只好向他们开口。
我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开门的人从头到脚看了我一眼,“砰”一下就把门关上了,根本没让我进去,连他是什么人我也不晓得。 于是我就一路哭着回来,一来担心父亲的的病,二来怕母亲骂我。
回家后,母亲也没有骂我,但母亲的叹息声如今犹在耳畔。 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们这样苦?我的父母都是最善良的人,可是偏偏穷苦到这种地步?” 从此,这些苦难的场景经常在我的头脑里呈现,我就闷闷不乐,也不爱多说话了。
那时我人虽小,但心里总是纳闷,总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穷苦呢?” 后来,我才有些明白,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清朝腐败到极点,列强妄图吞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很艰难。 所以,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煤矿工人、人力车夫……他们生活毫无保障,只有拼命干活才能勉强度日。
2 家庭的重任 父亲大病以后,因为没有钱调补身体,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拉车了。家里生活开支只好再尽量节省。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要给我缠小脚,我怕痛,不肯缠。 母亲侧头看我一眼说:“将来长大没有人要你的。”父亲在旁就对母亲说:“何必一定要把脚缠小挨疼呢?没人要,我养她一辈子!”
听了父亲的话,我很高兴,猜想,这下再也不会给我缠了。这次缠脚的经过使我初次感觉到女人就是比男人更受苦,除了受穷之外,还有更多的苦恼。
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改朝换代,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意识和习俗太深了。 尤其是妇女受种种旧礼教的束缚,“三从四德”等枷锁套在她们的脖子上,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
家庭情况更加穷困了,连房租都付不起,我读书的费用也没有着落。那时,我才十二岁。 ▲董竹君
1912年,有一天,母亲提出要我学唱京戏。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母亲要我学唱京戏呢? 我心里就怀疑:也许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我有点害怕,总感觉这不是件好事情,因此,我怎么也不肯学唱京戏。但是,母亲一定叫我去学,也不讲明原因,我磨磨唧唧还是不肯。
隔了些日子,父亲也和我讲了,他说:“阿媛,你要晓得,京戏还是要学的,我们家里这样苦,欠了许多债,利钱很大,高利贷借来的。你去学京戏,学会了,把你送到堂子里抵押一个时期,三百块三年。你晓得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当然是舍不得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父亲说:“并不是叫你一辈子在堂子里面,你是去卖唱的,不是卖身,你年龄还小,卖身爸爸和妈妈都是舍不得的。阿媛,难道你愿意看我这么瘦,家里这么苦?去到那里,又不是叫你做什么,只是卖卖唱。我想了很久很久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条路好走。”
这番话说的有情有理,我终于明白了,叫我停止读书去唱京戏是有原因的和目的的。可是想前想后,我就大哭起来。 我那时的伤感是难以形容的,但是,看到家里这样穷苦,我不能不答应。
记得在一个阴沉沉的冬日,整个上午父亲垂头丧气,母亲只是做活,家里气氛寂静,像要出什么事了,我很担心……临近黄昏,忽然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
他们把我打扮好,我一声不响地流着眼泪,给父亲、母亲磕了头。听着父母的交代,我只点点头,什么也说不出来,在那一刹那,只是想:唉!为了孝,我才答应去的。 这时我才十三岁,民国二年(1913年)冬末春初。
到了堂子,她们给我起名字。我心想管你的,随便你叫我什么名字都可以,反正做满三年,我就走。她们最后决定还是让我顶替已经嫁了人的杨兰春的名字。
我被定了姓名以后,当天晚上就开始卖唱做生意了。唱一曲一元钱,第一天晚上,我就接到许多邀请。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别的姑娘只有三两个邀请,我却有很多,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天天晚上唱,喉咙有时都哑了。 我经常累得要死,而且到深夜才睡,心想:那些有钱的人,大吃大喝,还要听唱、玩乐……不管别人的死活。 而我们这些姑娘,当着这些人的面,装出笑容,苦水往肚里咽?唉,好在只押三年,还有个熬出头的日子。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董竹君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和贫苦的生活环境,读到了董竹君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堂子里卖唱。她如何在堂子里自保,又如何逃出去?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今日话题 母亲要给董竹君裹小脚,痛苦的过程终因父亲的一句“大不了我养她一辈子”而结束。 父爱如山,关键时刻总能给予我们最有力的支持。成长的路上,父亲的哪句话或哪件事让你幸福许久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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