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诞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不是亚当·斯密的发明

资本主义诞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不是亚当·斯密的发明

摘要

1.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不是西方的发明；2.亚当·斯密不是第一位解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作用的思想家；3.几千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在倡导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

文 

尼玛·桑南达士

 译 / 禅心云起

 

什么是资本主义？依据我们的现代理解，资本主义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自由市场模式的知识基础，可以追溯到18世纪哲学家亚当·斯密。然而，这种关于自由市场发展的叙事，是有根本缺陷的。

 

企业、银行、先进的商业惯例和自由市场，决不是什么晚近的创新，大约4000年以前，在我们今天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国家，就发展了起来。资本主义的故事，需要更好的阐释；因为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各个不同社会中，市场对于人类的进步有多么重要，经济发展和市场政策之间的联系有多么普遍。

 

考古学家许久以来，发现和翻译了大量来自古代文明的泥版书。古巴比伦和古亚述（位于当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许多泥版书，都是商业投资使用的凭据。这些泥版书表明了，赚取利润的私营商人、相当复杂的投资冒险还有市场定价，在这些文明古国当中都极为常见。约2500年前的天文日志，显示了巴比伦每月甚至每周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历史学家发现了颇为丰富的证据，证明市场经济是古代中东的创新。荷兰历史学家“罗巴特斯·约翰内斯·范德斯贝克和凯斯·曼达梅克斯在2002年写道：“市场机制在古巴比伦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不该令人感到意外。鉴于古代中东诸文明的繁荣程度，及其对于人类进步的关键性，这些文明成了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不足为奇。而另一方面，在更多依靠中央计划的古埃及，停滞不前就是可以预见的。

 

以不同形态出现的自由市场，也在另外三个人类文明摇篮（也就是印度、中国和中美洲）中发育形成。从古至今，中国在自由市场和国家统制政策之间摇摆不定。奉行自由市场的时期，也是中国一度繁荣的时期。

 

再次，这不该是个什么意外，因为我们许多最重要发明源于中国。不过是在最近几个世纪，当欧洲发展和接受了现代资本主义后，欧洲文明才成为全球增长和技术的主导力量。在此之前，这一角色由中东、中国和印度等各个世界市场经济体担当。大约千年以前，第一个已知的原始公司概念Sreni在印度发展起来。【译者注：古印度的sreni与现代公司有好多相似之处，sreni是一个独立法律实体，能够将组织财产与所有者区分开来，构建自己的规则来管理，并以原告和被告的名义进行合同诉讼。古印度还出现了相应的商业诉讼规则和仲裁人。】

 

看起来，人类文明的摇篮或多或少都逐渐发展出了市场经济。连中美洲也是如此，那里的阿兹特克经济和玛雅经济，都呈现出自由市场的某些特征。值得牢记在心的是：如果有人相信现代叙事中资本主义是极晚近欧洲发明的描述，那么人类历史中就存在别的模式，引起了古代东方文明如巴比伦、波斯、中国、腓尼基和小亚细亚（现代土耳其）的蓬勃发展。但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繁荣时期，与采用市场经济的时期是重叠吻合的。事实证明，市场与繁荣之间的联系非常普遍。

 

后来，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中东与中、印两国的市场经济传统紧密相连。丝路在中世纪早期迎来复兴，启动了市场交易的伊斯兰黄金时代，还有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由风力和水力驱动的机械）。现代市场实践比如说来自中东的簿记技术、现代商业种植和工业知识，都激发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市场发展。

 

但在东方出现的，可不局限于市场的体制机构，同样也出现了市场的智力后盾。斯密常被认作经济学之父，也是自由市场理想的头一位智力支持者。这种信念源于这样的假设：是由斯密首先解释了市场如何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取得发展。

 

然而，色诺芬在同一主题上的写作，比斯密要早上2000多年！色诺芬写下了些什么呢？他在解释古波斯的市场实践，而当时的波斯经济显然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运转的。事实上，斯密生前未发表过的讲稿，证实他似乎只是剽窃了色诺芬。

 

更有趣的是这位古代史学家的另一篇章。色诺芬描写道：居鲁士大帝（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统治者）还是王子时，就被教导要如何裁决市场交易。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不该根据他所认为有效的交易来管制市场；相反，他应该只关心交易是否按照财产权和自愿交易的原则来开展。

 

在公元前550年左右的古代伊朗得到阐明的，正是自由市场思想的精髓本质。并非巧合，居鲁士接下来释放奴隶（比如释放了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镌刻下早期的“权利宣言”，普及标准化金币，兴建了作为丝路源头的王家御道。早期的市场经济与和平交易携手并进。【译者注：刻在居鲁士圆柱上的文献，被学者认为是世界第一份“权利宣言”，它宣称人人有权享有思想和选择的自由，人人应该相互尊重，强调了反对压迫，捍卫被压迫者，尊重人的尊严和承认人的权利的必要性。】

 （居鲁士圆柱）

公元前7世纪，《管子》作为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和哲学文本，描述了逐利商人如何研究市场供需，并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为高效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他们抓住时机运来奇妙的事物，从四面八方汇聚稀罕的商品。他们日夜忙于商业，向自己的子弟言传身教：应如何赚取利润，看准时机，预测商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原文：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

 

在斯密之前大约2000年前，许多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自由市场的观念。孔子本人是位有限税收的倡导者。下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者是孟子。他提出了市场定价为何应该免于政府插手，以及私人财产保护的理论。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批评了对市场交易的国家征税，并提倡个人权利。道家始祖老子早在孟子之前，就奠定了第一个已知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基础：倡导个人和经济自由。

 

中国史家司马迁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解释了，以自身利益行事的个人，何以是创造财富的动力：“因此，农夫提供食物，林工出产木材，工匠制造产品，商人输送货物。这难道需要政府下令来征集吗？这不过是缘于每个人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各尽所能。当价格很高时，在竞争压力下，就很快有降价的趋势。每个人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热衷于从事这些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往低处一样，日夜不息，即使没有上司的召唤和要求，民众仍然会主动向别人供给这些货物和服务。这是符合规律的，是事物自然而然的方式。”（原文：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公元11世纪波斯文学主要作品《卡布斯教诲录》中，伊朗神话中的国王凯·卡乌斯根据理性自利的观点，向儿子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建议。15世纪的波斯伦理学家阿萨德·达瓦尼写道：“经验告诉我这个有益事实：人以知识为动力，知识以财富为动力。”达瓦尼解释：“对最明智者而言，如果匮乏金钱，他就不能惠及民众；还要操劳生计，就不能完善自身。”

 

这只是举几例来说明一个重要观点：市场经济，其体制机构和智力后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当今叙事的认知。自由市场理想的倡导者，应该尽更大努力了解资本主义的故事，以拓宽他们的视野，增强他们的全球吸引力，并为他们的事业寻求更强有力的支持。

 

毕竟，自由市场促进了进步，国家统制导致了停滞，这不仅仅在现代发生；这是全世界贯穿古今的普遍模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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