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科·费拉拉19世纪对税收的声讨

导读：虽然还拘于有限政府的认识 ，但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税收是一种祸患，是政府官僚作恶的助推剂。

文：Alberto Mingardi/译：David Wu

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高达132％，一般政府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1％，意大利不可能被误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灯塔。然而，如果听从本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话，这个国家也许就会有大不一样的情况。这些经济学家，早已用清晰的头脑，无所畏惧地诊断出这个国家反复发作的顽症痼疾。他们虽然时常被遗忘，但仍然是我们的灵感之源。理所当然，弗朗西斯科·费拉拉（Francesco Ferrara）正是其中一员。

费拉拉（1810-1900）是意大利19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作为1810年生于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一介寒门的西西里人，他进入政治学界成为一名统计学家。1848年，他参加了西西里起义。被短期监禁后，他当选为新成立的西西里议会的议员。随后，他被派往都灵，成为向热那亚公爵（皮埃蒙特国王的兄弟）献上西西里王位的使团一员。当波旁王室重新据有西西里岛时，使团留在了都灵，继续努力为西西里赢得自由。1852年，波旁王党迫使费拉拉“永久流亡”。后来，在统一的意大利，费拉拉短暂担任内阁部长及意大利税务法庭成员。在他雄辩而多产的作品中，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时时处处受到称颂”。路易吉·艾劳迪（意大利经济学家，曾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统）评论费拉拉的文章，称他为“激起成千上万成年人和热心青年的兴趣，让他们爱上经济学”的“魔法师”。

费拉拉被任命为都灵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他广泛参与政策辩论，因经常发表言论谴责政府及其政策，包括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垄断，1858年被暂停执教。罢免教职并没有妨碍费拉拉的创造力和学术成就。在担任多个公职后，他随后在比萨教书，最终在威尼斯讲学。

费拉拉最受人尊敬的出版物系列是《经济学文库》（Biblioteca dell' economista），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翻译计划，旨在为意大利人提供最新的经济学文献。…总共出版了26本书（两个系列各十三本书），大部分都有费拉拉本人的长篇序言。这些序言描述了作者生平，富有批判性且充满洞察力。詹姆斯·布坎南对费拉拉的序言予以如下评价：

“总体来说，他的批判按现代标准来说是非常优秀的，他预见了许多新古典的贡献。…他有力强调了，价值理论必须以个人行动为基础，他的整体建构，是从他所谓的‘经济行动’出发，而这些行动的源头，是有感觉、想法和需求的个人。…费拉拉也许是第一位拒绝把经济学作为财富科学，从而彻底摆脱了一切重商主义陷阱的经济学家。”

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样，费拉拉宣扬主观价值，并对经济学数理化的努力持怀疑态度。他批判了李嘉图经济学，并对以下法国人物深表敬意：巴斯夏（Bastiat）——他所认为的‘争取经济自由的英雄和烈士’、安东尼·德斯杜特·德·托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特别是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就像萨伊，他把“基于知识的方法”作为他企业家功能观的基础。他视知识产权为政府授权垄断的一种形态而加以反对（对于费拉拉来说，“专利是工业人士中的彩票”）。他认可自由银行，赞成意大利统一，但他反对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意大利国家。费拉拉认为，中央集权并不是寻求统一值得付出的代价：“我把希望寄托在意大利民族的团结之中，但我毫不隐瞒，我为之恐惧的是，只要一提意大利统一，就会四处涌现出的中央集权冲动，倘若如此，我会毫不犹豫地宣布，在我看来，一个分裂的意大利比一个中央集权的意大利要好。”

除了《经济学文库》之外，费拉拉还致力于在意大利传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其中包括在撒丁王国刊出的不同期刊（其中一份是效仿英国同名刊物的《经济学家》），并于1874年创立“亚当·斯密协会”，聚集了一批支持自由贸易的知识分子。

在政治领域，意大利愈来愈背道而驰。1878年，意大利引入适度关税，废弃了加富尔（Cavour）的自由贸易政策。1881年，它启动一项大型海军建设计划，1884年，意大利“工业政策”与泰尔尼钢铁厂（Terni steel）的创立一起首次亮相。1887年，意大利实施了高居全欧第二的新保护主义关税，不仅保护幼稚产业，而且保护农业。加富尔自由贸易政策的迅速消失，给意大利古典自由主义留下的长期烙印是对政治的不抱幻想。当政治活动家的言行表现得如此反复无常时，政治也就难以被认真对待。

费拉拉已经十分清楚，“总而言之，所有政府都是少数”。代议制的缺点是，统治精英因此制造了参与集体选择的幻觉，这一幻觉大大促进了政府开支：

“代议制有个明显的严重缺陷，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种痴心妄想的工具。人民对于税收毫不踌躇，当他们哄骗自己相信，这些税收被代表们所认同，而这些代表，据说与他们的利益一致，居于这个唯一原因，税收之正当性就理所必然。然而，现代历史呈现的大量例子告诉我们，人民的善意如何易被滥用，并揭示出这样的隐秘动机，也即不少政府最终的如意算盘，是容忍协商机构的创设，然后以之为手段，使自身摆脱人民压迫者的可憎外表，又能享受到大手大脚消费的乐趣…当政府让一笔支出不可避免时，大多数人往往不得不承认它。”

布坎南认为费拉拉是开创意大利公共财政理论传统的重要人物。“财政活动的‘经济’概念是费拉拉的一种理念。根据世界的真实状况，费拉拉认为，课税往往是压迫性的，构成了‘用于组织暴政的巨大秘密’…费拉拉对德国作者表达的‘就税收转为公共支出并回归经济的缘故，社会不会遭受净损失’的这个观点，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意大利传统的学者试图建立税收的科学定义，并区分了两种税收：有限政府筹措资金所必要的税收，以及掠夺性质的税收。在其“最纯粹的意义”中，税（imposta）是“社会国家即有组织的国家向我们每个人提供巨大好处的一个不大的代价。”鉴于社会国家所提供的巨大效用（即通过组织社会的法律与秩序），这样的代价，可被理解为每个纳税人自愿支付的费用。既然“任何税收最终相当于以规定消费取代另一项被妨碍的消费”，所以归结为“比起受妨碍的消费，替代消费是否带来更高或更低的生产效率”的问题。对于费拉拉来说，税收问题的基石是税收的经济利用，政府应该以俭省节约的方式运作。

但是，如果能从理论上把税收理解为费用，费拉拉充分意识到，历史证据指向了另一个方向：

“在其哲学概念中，有组织国家是税收的概念得到褒扬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其历史理解中，税收是组织暴政的巨大秘密…如果从哲学上理解，‘贡赋’一词似乎更真实且更有价值，在其历史理解中，我请求你改变叫法，而只称之为‘祸患’。”

以现实眼光看待毫不虚掩的历史事实，税收是恣意妄为政府的助推剂：

“你想要探究一群寄生虫和娼妓如何存于宫庭？为什么愚昩和阴谋受推崇，而知识和美德却被否定和嘲笑？一个适度政府中一位糟透的部长能让议会受他意志的摆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能够找议员和报刊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和无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税收包含并解释了整道谜题。税收是一家腐败政府为损害人民所作一切谋划的重要资源。税收支持监视，鼓励派系倾轧，让报刊内容遵从授意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