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问题

作者  武老夫子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人生问题

“义者，谓各处其宜也。”

——《管子·心术上》

 

要说义利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义”的含意。义，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以及《尚书·高宗肜日》：“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后在《老子》、《论语》中被广泛使用。也就是说在西周（公元前500年）以后才广泛使用。其在古代被解释得较含糊，其主要含义有道德、行为、道理、情谊、义气等等。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正辞严、义愤填膺、义薄云天等，至现代，义就被单纯地理解为义气之类的了，一提起义字，就想到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的“义气”。

《管子·五辅》：“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

《管子·心术上》：“义者，谓各处其宜也。”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大学·十章》：“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

《中庸·二十章》：“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荀子·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二程遗书》卷十八：“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

通观以上先秦诸子百家所说的“义”，均是指最佳行为方式之意。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就是指最佳行为方式和利害关系是相对立的，他们崇尚最佳行为方式而排斥利害关系。墨子重利，但也“贵义”，《墨经》说：“义，利也。”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第三表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法家韩非也注重利。汉代董仲舒重义轻利，认为“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的话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至此，“义”字的含义被混淆了。汉代盐铁之议，以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60余人为一方，以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公卿为另一方，在义、利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前者主张“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后者“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后来桓宽著《盐铁论》，以为二者“或上仁义，或务权利”，是一次关于义利问题的大辩论。宋代理学家对义利之辩，持之尤力。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基本上承袭了《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此外，儒家尚有两种意见，一是荀子、张载、程颐等人，他们都以义为重，但不绝对排斥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一是李觏、陈亮，他们认为若无功利，道义便是虚语。清初的颜元明确提出了义利统一的辩证观点，他说：“正论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一大争论问题，它涉及到道德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老子》、《论语》中老子、孔子思想的理解，通过对孔子“仁、义、礼、智、信”这五个相互关联词的意义，通过对先秦诸子百家著作的研究，“义”，应该理解为，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为方式之意。而这个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为方式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在其生活和工作中，要做事，必然要有所行为，行为方式就是人在具体的生活中、工作中必需有所行为时所选择的不同方式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往往困惑了许多人。人们对待同样的事情往往有不同的行为方式，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更好呢？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教训，人们在人类社会中约定俗成地认同了许多可以共同使用的行为方式，这就逐渐形成为行为规范（礼）——即人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依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行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就会趋同。而人们的社会行为趋同，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了一个价值取向标准，人人都按这个标准行为，就没有谁能够只凭自己的好恶和凭自己的实力、势力、武力行事，那么，社会的矛盾冲突就会减少，社会也就趋向于安定。

然而，自夏启王天下后，私有制首先在贵族统治者那里泛滥成灾，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春秋战国时期，私有制就在全民普及了，人们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私有土地、私有利益，采取一切为了私有的行为方式，不惜违背任何社会行为规范，破坏了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国家法律，从而导致了人们内心贪欲的增长和思想的混乱。

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没有定规，随意性非常大，尤其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相行为时，更难说清楚。然而，人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并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怎样行为就怎样行为，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充满着艰难险阻和温柔富贵的陷阱，某一个行为方式不对，就有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从而背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行为方式问题就是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上去评价自己和别人的行为方式，而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上去评价，所以，古人们只有依靠一个个例子来说明人的行为方式问题。

人们无论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是得到爱，这就是人性。那么，为了追求到利益或是得到爱——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众利益，个人的爱或是大众的爱，究竟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呢？因此，在选择行为方式上，人们就很厌恶那种耍小聪明，对事情过于雕凿的人。这是因为这些人在选择行为方式时，违背了人的自然的本性，故意去多事，非要绕好几个弯弯，绕好几个圈圈，才认为是最佳行为方式。殊不知这样做适得其反，反而招致了人们的厌恶。《吕氏春秋》上有一篇《审为》，主要探讨的是审察所作所为的问题。我们很少有人会去审察自己的所作所为，总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我追求利益有过错吗？企业追求利益有过错吗？国家追求经济发展有过错吗？现代有句谚语：“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是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根据这句话，很多人就专心致力于追求金钱了。为了金钱，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出卖祖宗，可以出卖亲人，可以出卖良心，可以出卖家庭，可以出卖朋友，总之，为了获得金钱，他们什么都可以出卖。甚至于出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爱国等原则。他们信奉的只有金钱，他们崇拜的只有金钱。在他们的心目中，金钱最有价值。即使丢掉生命，也在所不惜。还有一些已经拥有金钱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样也可以出卖祖宗、出卖亲人、出卖良心、出卖家庭、出卖朋友，甚至于出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爱国等原则。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如今成了很多中国人的信念。可是，在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就是金钱吗？当然不是！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是人的生命，最有价值的就是人们的幸福。失去了生命，金钱还有什么意义？失去了幸福，拥有金钱还有什么可以言说的？

依照孔子的意见，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有利害关系的，所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义”，即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中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这个最佳的行为方式就是寻求一种既利己也利他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寻求与人相互亲爱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也就没有利害关系了，换句话说，就是彼此不损害各自的利害关系。

现代人动不动就拿自己的言行来与社会商品比较，看自己的言行有没有价值。也就是说在利己或是利他的情况下，用社会商品的价值来判断自己的言谈举止，以确定划得来划不来，以确定自己是否继续或停止行为。

在孟子看来，行为方式这个问题很不好说清楚，因为行为方式没有定规，没有公式，没有套套，即使是相同的事件，因为人物、地点、时间、环境的不同，采用同样的行为方式也会导致不一样的后果。所以孟子要从尽心知命说起，就是要人们懂得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只有懂得了最根本的东西，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只要不偏离自己的道路，就自然会出现最好的状态。高明的人既不会偏离自己内在本性所固有的道路，也不会造成他人偏离他自己内在本性的道路。义，就是要人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寻求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

然而，孟子并没有停留在“行为方式”这个单纯的问题上，他在探讨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提出了著名的“性本善”学说，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才会去做什么；心里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内容，而知道了这个人的心理内容，也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恶了。为什么要讨论“性本善”的问题？这不是孟子、告子忽发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讨最佳行为方式的问题而顺理延伸下来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为；而人们的每一个、每一次所作所为，每每都要面临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无法决定选择时，便胡乱行为，结果弄得事情一塌糊涂，事后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认为，行为方式问题在人的一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孟子的学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20世纪初创始于美国，创始人是华生），其理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共证和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意识。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不外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通常由各种环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刺激与反应间的规律，从而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而不是内省法。后来美国又兴起一种“新行为主义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创始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等），它的理论继承了早期行为主义的基本立场，保留了早期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客观研究，找出刺激与反应间规律的方法，试图建立关于人类学习或行为改变的严密理论。和早期行为主义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学派的一些概念，开始重视对肌体内部条件和行为动机的研究，重视行为的整体性。但仍未摆脱早期行为主义拒绝研究意识的立场。现在看来，行为主义的理论太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不能因为头脑中的活动看不见，就否认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存在。同样，在物理学中，原子、分子、电子也不能被肉眼见到，但仍可以用仪器或其他工具进行研究。人的思维等心理活动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客观的研究。心理学毕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内部过程。再者，人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行为工程所能阐明的。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无意识”的作用。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动机。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都是无意识的冲动。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根本作用。至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则只是显露在表面的一些孤立的片断。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么强调生物冲动的作用，而更为重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精神病发病率很高，许多病因都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道德堕落有关，所以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就被接受了。然而精神分析理论并没有解决人的终极目标——快乐——的问题，而孟子认为，只有尽心知命而修养自身后，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而采取了最佳行为方式，人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能尽心知命，虽然可以修养自身，但也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而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能尽心知命，又不能修养自身，那就更不可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所以，为人处世，首先要尽心知命，然后修养自身，减少欲望，使用最佳的行为方式，才能获得终生的快乐。

我们现在学习孔子、孟子的思想，就是要学习他们的“爱民”思想，即，既然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就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然而却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并且要用智慧（智），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诚信（信）。因为，要爱民，就不得不选择行为方式，行为方式不对，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而选择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不遵守，那么也达不到目的。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用智慧，不用智慧，就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因此，用了智慧，遵守了社会行为规范，又选择到了最佳行为方式，就要诚信地对待这一切事情，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而建立起这种“仁”的关系后，才能减少矛盾，减少冲突，减少争斗！有了“仁”的关系，人们也才有凝聚、团结的可能，而只有人们都团结起来，人们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的生活。所以，行为方式问题，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便是“义”字的真正含意。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

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认为：“义以生利”，即先有了“义”，才能生出利。《易传·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这是把对立的“义”和“利”两者统一了起来。这种思想很符合孔子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年》记载晏婴说：“义，利之本也。”义是利的根本。与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孔子反对片面追求功利。他认为在“利”的面前，必须时刻以“义”来衡量是否应该取。他说，符合道义然后才去取得，这样人们就不会厌恶他的取得。相反，“放于利而行，多怨”。即片面追求个人私利，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许多的怨恨。因此，孔子认为，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君子要告诉他最佳行为方式，对小人只能告诉他利益的所在。

因此，不存在义利之争的问题，只有选择问题。要么选择“义”，那么可能会暂时失去一些利益。要么选择“利”，那么可能会暂时得到一些利益。选择“义”，可能因为行为方式对头，从而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利”，可能因为行为方式不对头，从而损失更大的利益。就像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或者像《淮南子·人间》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01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