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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陶器是为适应盛储、炊煮和饮食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进人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生活而出现的。在距今约8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较早的陶器，造型简单、制作粗糙。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陶器的器形和种类日趋增多，纹饰多样，造型更加美观。到了仰韶时期，人们烧制出来的陶器，质地细腻，并且陶色上以红陶为主，彩陶得到极大发展。至龙山时期，黑灰陶的数量急剧增多，彩陶少见。现将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陶器择典型器数件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一、彩陶器
彩陶是指在打磨光滑的红色或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如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材料进行描绘，然后人窑烧制而呈现出的赭红、黑、白诸种颜色图案的陶器。距今8000-7000年，考古发现出土于老官台文化遗存中的陶钵等器物口沿处常常装饰有一条彩陶带，这应该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彩陶。仰韶时期，彩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都发现了以人面纹、鱼纹、蛙纹等为代表的彩绘纹样，主要绘于泥质红陶器的表面，也有极少量在器物内壁的彩绘图案以及刻划于器物口沿处的各类符号。特别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彩陶得到空前的发展，以各种花瓣纹为特征的彩陶席卷了半个中国，形成了彩陶文化以渭水流域为中心，向相邻区域辐射和影响的局面。仰韶晚期，渭水流域的彩陶发展趋于衰落，与此同时，甘青彩陶异军突起，马家窑、半山、马厂彩陶纹饰多样，特点鲜明，形成了继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之后彩陶发展的又一中心地区。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彩陶器主要有细颈彩陶壶、彩陶盆、彩陶瓶、尖底彩陶罐等。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遗存[1]。口径1.2、腹径10.5、底径3.5、高9厘米。泥质红陶。小口内敛，宽平沿微凸、稍外斜，细颈，其下至腹部最大处圆鼓，下腹部呈反弧状斜收，平底。瓶首形似花苞，沿面绘有八道粗辐射纹，沿下饰黑彩。颈下至最大腹部绘有三组由三角、椭圆、圆点等组成的变形人面纹图案。 2.兽面纹细颈彩陶壶（图二）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中[2]。口径2、腹径15、底径8、髙28厘米。泥质红陶，口部形似花苞，微敛口、圆唇、宽平沿，细颈、长腹，下腹部微鼓。平底。通体饰黑彩。沿面上绘有三角、直线组成的几何图案，沿下至腹部由圆形、椭圆形、波浪线及三角、直线等组成的彩绘图案，形似猪面，且上下排列。根据考古发现得知，姜寨先民可能已将野猪驯化成为家畜，因此在陶器上绘有猪面正是姜寨人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细颈壶是姜寨遗址出土较多的一类器物。
3.鱼纹彩陶器鱼纹是仰韶文化彩陶器中常见的彩绘纹样。仰韶时期，人类大多聚居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上，渔猎经济较为发达。无论是人面鱼纹或是鱼纹的出现，都应与当时的渔猎经济生活有关。
（1）人面鱼纹彩陶盆（图三）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遗存中[3]。口径44、高22厘米。泥质红陶，敞口、尖圆唇、宽折沿，沿面微凸。弧腹斜收，平底，底部中央有一小孔。沿下素面。陶盆沿面绘有直线及间断黑彩，内壁绘有两组人面鱼纹，人面、鱼纹两两相对，由圆形、椭圆形、弧形线条及三角形黑彩组成。人面鱼纹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器的典型纹样。 此件人面鱼纹彩陶盆底部留有小孔，应做费棺的顶盖之用。
（2）人面鱼纹彩陶瓶（图四）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遗存中[4]。口径3.5、腹径9.5、底径6、高21.5厘米。泥质红陶，口部呈杯形、整体器形为葫芦状。口微敛，束颈、双耳，腹部微鼓、最大腹径接近底部，近底部斜收，平底。口部通饰黑彩，腹周饰黑彩变形人面四组，每组绘—圆形人面，眼、眉、鼻、嘴齐全。 （3）鱼纹葫芦形彩陶瓶（图五）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口径3.4、底径8.8、髙25.4厘米。泥质红陶。口部呈杯形，整体器形为葫芦直口微侈，束颈、鼓腹、平底。口部通饰黑彩，腹部饰着黑彩变体双鱼纹。
（4）双鱼纹尖底彩陶罐（图六）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遗存中[6]。口径8.8、腹径13.6、高17.6厘米。泥质红陶。侈口、方圆唇、盘状口沿，束颈，鼓腹，颈以下腹壁斜直，至最大径处斜收，尖底。罐身装饰有双鱼纹黑彩。
（5）几何纹尖底彩陶罐（图七）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遗存中[7]。口径11、髙18厘米。泥质红陶。侈口、方圆唇、盘状口沿，束颈，垂腹，腹径最大处靠近器身下部，而后斜收，尖底。唇面及口沿外侧饰黑彩，其下饰较为规整的波折纹。
（6）刻划符号彩陶钵（图八）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一期遗存中[8]。口径34.8、髙12.5厘米。泥质红陶。口微敛，弧腹斜收，園底。口沿饰有一圈黑彩带，黑彩上有一“巾”形的刻划符号。姜寨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有三十余种，分别刻划于127件器物之上，其中绝大多数刻划于彩陶钵口沿处的黑彩带上。有研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与原始文字有关，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
（7）圈足彩陶盆（图九）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1957年华县征集[9]。口径23、底径16、高16厘米。泥质红陶。敛口，腹壁平直，腹底部内折并出棱，喇叭形髙圈足，圈足中部有三个等距离的圆孔。腹外壁施白色陶衣，用黑彩绘出三层纹饰，上层为连续的绞索纹，中部为“单瓣形”花瓣纹，下层绘有斜线纹。此类器物在大溪文化相关遗存中常见，且彩绘图案的施彩方式也很接近[10]。
二、陶器 这里所说的陶器是指没有彩绘装饰的陶器，包括红陶器、灰陶器及其他色诸如黑色、褐色等陶器。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陶器主要有尖底瓶、陶罐、陶盡、陶罪、陶塑等。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二期遗存中[11]。口径５．５、高４０厘米。夹砂红陶。葫芦形口，细颈，溜肩，器身细长，腹微鼓，尖底。上腹部有双耳。口部以下至鼓腹处饰左斜向绳纹，下腹及底部素面。尖底瓶是仰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学界多认为尖底瓶是新石器时代的取水器，但也有专家认为尖底瓶或与早期的酿酒有关联。
2.贴塑壁虎纹陶罐（图十一）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１９８０年出土于铜川市前峁遗址[12]。口径１４．２、高１７厘米。夹砂红陶。侈口、圆唇、窄平沿，束颈，鼓腹，平底。颈部堆贴一周圆形泥饼，通体饰横向绳纹，颈下方堆贴有一对对称的双鋬，双鋬之间贴塑有一只壁虎，伏卧于器身上腹部，最大腹稍下方饰有一周附加堆纹，上有指窝摁压痕迹，其上又有绳纹。器身下方有烟炱痕迹。
3.船形壶（图十二）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１９８０年出土于商州市（今商州区）杨家浴河乡[13]。口径５．４、长１９、高７厘米。泥质红陶。直口、圆唇，整个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两头尖尖，形似小船。壶身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类似的器物在北首岭也有发现。不同的是，北首岭遗址所出的船形壶身绘有网状彩绘图案。
４．陶盉（图十三）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五期遗存中[14]。口径１０、腹径１７．５、底径１０．５、通高２１厘米。泥质灰陶。口微敛、平沿，口沿一侧有向上拱起的筒状流，另一侧有宽条状把手。鼓腹，假圈足。素面。
５．三耳陶罐（图十四）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１９８２年出土于宝鸡市岐山县双庵遗址[15]。高１２、底径５．３厘米。泥质灰陶。敞口、圆唇，束颈，折腹，平底。有三个间隔等距的宽带状耳，器耳一端贴于口部，另一端贴于折腹上部。颈部饰有四道弦纹，罐身素面。此类陶罐为齐家文化典型陶器。由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这种三耳陶罐在关中西部也有较多的发现，常见于客省庄文化相关遗存中。
６．刻划鸟纹陶尊（图十五）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１９８９年出土于延安市米脂县武郁渠村[16]。口径７．４、通高２１．７厘米。泥质灰陶。敞口、圆唇、束颈、直腹、平底。通体刻划纹饰，图案清晰，构图抽象。颈部刻一动物，形似鸟，有四足。腹部刻数道斜线纹。器身另一侧有数个由圆形、椭圆形、圆点、曲线等刻划构成的形似乌龟的形象。这种装饰的发现，为研究陕北地区龙山文化遗存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７．陶斝（图十六）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１９７７年出土于商州市紫荆遗址[17]。口径１４．６、通高２３．３厘米。夹砂黑陶。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園底，袋足。口沿外有对称的双耳，每只耳部上下端均有四道水滴状戳印纹：颈部与下腹部各饰有一周条带状戳印附加堆纹，两条附加堆纹之间的腹部饰有六个由指窝状附加堆纹围城的圆；三袋足与器身相接处均有一周附加堆纹，其上可见指窝摁压痕迹。
三、小结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经由产生、发展，形成了中国陶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陶器的发明，方便和巩固了人类的定居生活。而且，陶器具有日常生活中使用多、时代特征明显的特点，为史前时期各文化遗存性质的界定、谱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尺。
关中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龙山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也是客省庄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本文所选取的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部分仰韶、龙山时代的陶器，大多数都出土于关中地区，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特征，均在我国史前陶器的发展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１］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２］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３］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Ｉ９８８年。 ［４］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５］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６］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一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Ｉ９８８年。 ［７］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９８８年。 ［８］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９］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资料。 ［１０］朱雪菲：《仰韶时代彩陶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1７年。 ［11］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尚友德：《铜川前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Ｉ９８３年第２期。 ［１３］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资料。 ［１４］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渔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１５］籍和平：《从双庵遗址的发掘看陕西龙山文化的有关问题》，《史前研究》，年。 ［１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资料。 ［１７］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９８１年第３期。 文章来源：《文物天地》2018年0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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