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战术兵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战略和战术思想，战略和战术思想为军事行动指明方向，是军事理论的灵魂。错误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往往就是导致军队在战争中遭遇溃败的原因。 楚汉之争，项羽放弃关中，一意要东归，给了刘邦还定三秦中分天下的机会；韩信拜将之后，为刘邦制定三步走的战略：先取关中、还定三秦，然后再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西楚粮道，包围项羽，最后一战决雌雄。使得刘邦最终统一天下。 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为他谋划战略和战术，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袭据涿郡，扼临榆关，使隋军溃散关外；中策是攻占长安，占据关中和隋炀帝对抗；下策是攻打洛阳。杨玄感在战略选择上出了问题，认为李密的下策才是上策，结果硬是要攻打洛阳，导致久攻不下，最终失败； 唐朝，武则天称帝，李敬业造反，魏思温劝李敬业以维护唐朝宗室为由进逼神都洛阳，天下之人必然云起响应，如此方能与武则天的军队抗衡。但李敬业却选择错误的战略，他认为金陵有王气，不如先引兵向江东，占据南京，然后再与朝廷抗衡，结果兵败被杀； 赵普为宋太祖制定先南后北的战略，使宋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的统一了中原大地； 元军攻打南宋历时四十余年，宋军善于守城，兼江南地带丘陵沼泽难以行军，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直到宋朝将领刘整投靠元朝，为忽必烈谋划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指导元军攻克樊城，纳降襄阳，再辗转汉阳和武昌，沿着长江直趋江东攻克临安，消灭南宋； 民国，蒋介石为国军谋划战略，指挥国军兵分两路，分别攻击山东和陕西的共军，结果在陕西非但没有击溃共军主力，活捉党中央，反而被共军耍得团团转，在山东战场又接连受挫。兵分两路出击的战略，正好给了刘邓大军从中间挺近大别山的机会，使战局发生扭转，国军最终战败。 由此可见，战略和战术思想是军事理论中最核心的东西，而最早对战略和战术理论进行研究的著作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对战略和战术理论不仅论述得早，而且论述得极好。曹操在《孙子略解》的自序中曾写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唐太宗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学兵法，绕不开《孙子兵法》这本书，而如何掌握阅读这本书的方法，避免纸上谈兵，又是重中之重。 怎么读《孙子兵法》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式来读《孙子兵法》，《孙子》里所讲的理论倾向于概念化、抽象化和极端化。在现实的战争中，往往与这些理论存在偏差，谁若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从实际出发，而盲目崇拜经典、照搬教条、死扣文字，谁就会逢战必败。 《孙子》说兵贵神速，因为用兵会拖累经济，所以力主速决战；说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还说因粮于敌等等。对这些命题如果不加以具体的分析，而妄图在现实中生硬的套用，那便会是极度危险的。 在现实中，假如我方力量弱小、敌军强大，若依兵贵神速的原则，盲目的采取速决战的做法，那将是自取灭亡。如汉高祖鸿门忍辱，终得天下；窦建德仓皇决战，结果兵败洛阳。 在现实中，信息不对称、信息流通不畅，导致任何想完全了解敌我情况的期望都不可能达到，知彼知己的原则失效，若必待完全了解敌我情况后再作战，便是迂腐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极佳，但在现实中，常常遇到的是敌军誓死抵抗，我军不能不战； 要想我军完全没弱点，是不可能的，若一定要待我之不可胜然后才能出击攻敌，则将永远也没有攻打敌人的时候； 因粮于敌固好，但困难度太大，谁若指望在战争中因粮于敌而不设后勤，非自困绝境不可。 凡此种种，经过具体分析后，我们发现《孙子》里的理论与现实战争存在偏差，许多东西都不符合现实。那么我们是不是是得出结论说这些理论是空谈，没有现实意义呢？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学习这些理论，学习《孙子》就是纸上谈兵呢？如果这样认为，必将流入肤浅的经验主义，依靠经验盲目的去打仗，所得的结果与迷信理论是一样的，逢战必败！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维《孙子》说“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讲明的正是军事理论的意义。《孙子》所提供的理论并不是死板的教条和各种可随处搬用的公式，不能从《孙子》里的个别命题去概括和把握《孙子》的思想精髓，不能抓住书中的个别理论而忽略掉整个体系，一定要把《孙子》当做一个体系去理解。 要想准确的把握一个理论，需要将这个理论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再深入发掘这个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深刻的掌握这个核心内涵。然后再对由这个核心基础所延伸出来的个别命题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孙子兵法》最核心的基础就是这几句话：“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争就像流水一般，变化无穷，没有一层不变的教条和法则；同时在变化无穷中又存在一定的规律，水有由高向下流的趋势，战争有避实击虚的特点。这是一种矛盾辩证法的世界观，一方面战争是变化无穷的，另一方面变化无穷的战争中又有一定的相对静止的规律趋势，所以认识战争一定要能全面的理解矛盾的这两个方面，不能偏执一端，造成片面。基于这种世界观，《孙子》提出用兵的方法，那就是——因敌制胜。水流变化无穷，但由于地形的作用，水流又呈现出由高向低流动的规律；战争变幻莫测，但由于敌军特点的影响，作战有避实击虚的法则，因而在战争中，务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敌人的不同特点，找出他们的虚实方面，避实击虚。 理论的核心基础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指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孙子》中所提到的各种个别又有何意义呢？既然这些命题都跟现实有出入，是否它们就没有使用的价值呢？回答是：绝对不能忽视它们，这些命题恰恰才是指导战争的关键理论。务必要理解和掌握这些命题，在战争中善于运用这些命题，以这些命题为行动的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尽最大努力使现实情况趋向这些命题所指明的理想状态，发挥主观能动性。 《孙子兵法》的正确运用《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即使在持久战中，这个命题照样是适用的。之所以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是出于敌强我弱、我军无法速胜的现实，但这不能忽略了我军最终必胜的目标。持久战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在战略对持中分化和消耗敌军的力量，以期敌我关系发生转换，当我军实力增强，有能力击败敌军时，就一定要依着“不贵久”的原则，采用速决，迅速击败敌人，结束战争、终结用兵所带来的破坏。不能因为手段而遮蔽了目的。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做到“知己知彼”，但我们知道“知己知彼”的关键作用，所以在战争中会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尽可能多的敌我情报，从而为百战不殆提供条件。若说做不到完全的“知己知彼”，就放弃收集情报的行动，放弃“知己知彼”这个理论，那就是泼水时把孩子也泼掉了，是蠢猪式的经验主义思维。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行动中的高目标。战争只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只有当外交周旋、经济制裁、最后通牒等和平方式都无法实现了，才不得已而动兵以解决矛盾冲突。但在用兵的过程中，仍然不该忘记通过和平手段争取解决矛盾的机会。那种崇尚百战百胜的思维是十分鲁莽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用兵的一个目标，在攻城作战前先对敌人下通牒，如果其愿意投降则攻城的目标便可达到，无需付出伤亡的牺牲，如果其誓死不降，则立即进攻。 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的意义十分重大，刘邦与霸王项羽分兵西征，约定谁攻下咸阳谁就做关中王。刘邦接受宛城之降，从此通往关中的诸多城池全部效仿宛城开门投降，刘邦得以引兵而西，一路顺畅；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学会战胜制敌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是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比战胜制敌更好的方法，倘使刘邦没有攻克诸多城池，包围宛城，那么也就无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项羽则崇拜百战百胜，巨鹿之战，坑杀了已投降的秦军二十余万，从此所到之处，必受到强烈的抵抗，后于刘邦入关。由此可知项羽的军事思想远落后于刘邦，其贸然在垓下接受刘邦的决战，导致兵败而乌江自刎，这与其战略失误是分不开的，可惜项羽到死仍不知悔悟，自欺欺人的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因粮于敌是一种重要的战术，是增强我军实力从而削弱敌军实力的一种方法。不能极端的说不需要自备粮草，而是说既要自备粮草又要善于因粮于敌，这两者是一种矛盾关系，不可偏废。 先将自己置于不败之敌，然后才能击败敌人。完全的不败之地自然是不可能实现，但要向这个目标尽力，在作战前优先考虑自我的条件，找到我军的弱点并进行弥补，扬长避短；然后才研究对方的特点，避实击虚。 理论的指导作用正在于此，理论不是僵化死板的教条和公式，而是行动指南，为实践活动指明方向。不要期望依靠理论的内容，照搬照抄就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也不能摒弃理论，而盲目的去采取行动。一定要善于辩证的掌握这种矛盾，既把理论视为行动指南，用来指导理论；又不迷信理论，做到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避免纸上谈兵的唯理主义和盲目冒进的经验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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