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纸本绘画，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地位堪称中国书画界的“兰亭序”。 这幅画距今已经六百多年了，这幅画的艺术价值自然不必说！仅是它流传经历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富春山居图》完成后，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全真教同门师弟郑樗（字无用），它便是第一位藏主，从此，《富春山居图》便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  明代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手里。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请他题跋时，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卖掉，还狡辩说画是被人偷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了。 他硬是凭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真迹失踪后，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消息。直到嘉靖年间，不知何故安绍芳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新主人。波折四起，隆庆四年，无锡画家谈志伊将其收入囊中。  万历二十四年，《富春山居图》被董其昌（晚明最杰出的书画家）所购得。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宜兴收藏家吴正志，到清朝顺治年间，传到了孙子吴洪裕手里。吴洪裕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  对于挚爱字画，古人一贯作风就是带入墓穴或者烧毁陪葬，吴洪裕临死之际，要烧《富春山居图》和《千字文》，“焚以为殉”，给自己殉葬。吴死后，家人先烧了《千字文》，次日再烧《富春山居图》。就在国宝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人群里猛地窜出一个人，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名字叫吴静庵（字子文）。 《富春山居图》这幅画虽得救了，中间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起首一段已烧去，幸存部分也是火痕斑斑。从此，《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称为“无用师卷”。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民间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1652年，无用师卷从丹阳张范我手中转于泰兴季国是收藏，后又历经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花了两千两银子，买得《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竟闹出了一段收藏史上的笑话。此前一年（1745年），乾隆得到了一本《山居图》，他写道：“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购得《无用师卷》后，乾隆就有了两幅一样的作品，他剪烛粗观，思虑再三，最后决定，“旧为真，新为伪”，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的。《山居图》（后世称为子明卷）其实是明末文人临摹《无用师卷》的摹本，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把乾隆帝蒙骗了。乾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鉴赏家，虽然断言《富春山居图》是假的，但因为这幅作品“有古香清韵”，“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也心存疑虑，一时难断，等待“他日之辨”。可悲的是，清廷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即使明知《山居图》是赝品，也不敢点破。 第二年，乾隆十一年的冬天，《富春山居》无用师卷来到了弘历面前。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始得正名被编入，洗去尘冤。  不管如何，《富春山居图》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在乾清宫里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也算过了段安稳的日子。 近代，战火硝烟四起，中华文物也蒙受损失，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内的万余箱珍贵文物，先运抵上海，再运至南京。1949年，又随国民党败退，辗转迁台。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抗日战争时期，《剩山图》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吴湖帆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来到浙江博物馆，成为 “镇馆之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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