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调皮的时候还是在小学（１——４年级）阶段。那个阶段，学生是变着样的恶作剧。
把教室里的土坯墙上挖一个小洞，再把抓来的青蛙放在里面，用白纸贴住洞口，青蛙在洞里呱呱乱叫，弄得教室一片混乱；
老师上课，全体同学起立向老师敬礼，会有同学偷偷把邻桌同学的凳子挪开，老师让同学坐下时邻桌就会蹾到地上，闹得哄堂大笑；
也有的虽然不挪凳子，却在同学起立时悄悄地在凳子上放几个蒺藜，同学坐下时扎得很痛，但是在课堂上又无法反抗；
还有的拿一小块砖头、瓦片放在虚掩的教室门上，老师进教室时，一推门砖头、瓦片便会落下来砸到他的头上，弄得老师很尴尬……。
当然，老师也是变着法地惩罚学生。打藤子棍、打戒尺、在太阳地上罚站等等，学生经常被打得手红、背肿，晒得头上“冒油”、身上流汗。
我想，形成学生调皮、老师惩罚的局面原因有二：
第一，学生及家长的学习目标不明确。根本不想以后升中学、上大学，学好知识报效家庭、报效祖国，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材。
第二，学校对学生不进行素质教育，尤其是不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小学阶段就没有设置有关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
我被老师处罚最重的一次是在高小五年级时。
１９５７年我１１岁，上５、６年级，叫“高级小学”或“完全小学”，简称“高小”或“完小”，由小学升高小也要经过升学考题。那年，我们村有６名学生，考上了高小，学校设在离我们５里地的邻村——居家庄。包括六年级和邻村的共有十来个学生一起上下学，路上免不了“扒瓜、抡枣”，顺便偷吃路边的葡萄、鸭梨，这都是常事。
因为离学校远，大家都带上中午的干粮，夏天，就在教室里桌子上睡午觉。少年的我，精力特别充沛，一般中午我是不睡午觉的，不是把桌子排起来打乒乓球，就是玩耍、打闹，弄得谁也不能安静。有一天午休，我们玩够了、玩累了，也快到下午上课时间了，我突然感觉要小便，可是离得厕所又很远，憋得厉害就在教室里小便。事也凑巧，正在小便快完的时候，被老师从窗户里看见了。这可坏事啦，老师早就想找个茬教训我这个调皮学生啦，这回有柄的烧饼让老师给抓住了。
第二天，语文老师寇其森（他可能是老师们的头），在教室里对我大声吼着：“你快回家吧，学校不要你啦！” 虽然我知道做错了事，可没有想到是这么严重的结果。我呆了，不知所措，但是也没有离开教室的意思。那个气急败坏的寇老师走过来，一边扔我的书一边喊：“走！走！学校不要你啦！” 走又能怎么样？！我也不计后果地背上书包回了家,这样我就算被学校开除了。
是恐慌也是无奈，回到家时正赶上吃午饭。妈妈奇怪地问我：“怎么中午就放学了”？我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愣在那里。在父母亲的逼问下，我说学校不要我了。话刚说完，父亲便拿起了将近一米长的擀面仗，指着我的头大声喊到：“给我跪下！”随后就是一顿臭骂：“好小子，你有出息啦！不上学也罢，从明天开始一天割一百斤草”！
我就这样跪在地上，等到大家吃完饭才让我起来，中午饭是没有我的份啦。今后，我的任务便是一天割一百斤草。
中午的檊面仗，虽然没有打到我身上，可是我第一次感到了爸爸的严厉，这是超乎寻常的严厉，我被震慑住了，准备了割草的镰刀和捆草的绳子。
真是天助我也，第二天我要去割草，老天爷却下起了雨。
我正要蒙头睡觉，村里的会计找我，给我一张盖着村里公章的信（可能是爸爸找会计写的），让我拿着去上学。我喜出望外，披上一块雨布，一路小跑，很快就到了学校。我把信交给姓吕的老师，他看了信以后对我说：“到教室坐下去吧”。我赶快转身往教室里去，只听另一个老师刘桂巧说：“吕老师，这是昨天寇其森老师开除的那个学生，你怎么能让他坐下去呀？”我只听见了这句话，后来老师们又说了些什么，我就听不清了。
那个开除我的寇老师，再也没有问过这件事。大概学校也没想真的开除我，因为那年我才１１岁，学校老师只不过是想狠狠地吓我一次。
从那天起，我又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不过确实老实、用功了许多，并且到毕业时以优秀的成绩顺利地考入了附近一所条件较好的初中——张秀屯中学。
在我高小的学习生涯中，有一天是黑色的阴雨天，那一天我被学校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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