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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要解释清楚，有很多角度。如果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从三代至唐，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唐代之后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表面来看，是唐朝之前的大臣，是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的。而唐朝之后的大臣，只能站着跟皇帝汇报工作。士大夫的精神，也从一诺千金的“诺”，变成了包衣奴才的“喳”。 （先秦贵族的担当） 自从产生了农耕文明以来，中原王朝一直在与北方的游牧部落进行着战争。与其说这是生存权的战争，不如说这是农耕文明将自己从夷狄腥膻中用鲜血强行隔离开来的民族自觉意识。在最早的记录中，商朝曾经一次出兵13000人，还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带队，攻打北方的游牧民族。 到了周王朝时，周公在商王朝的内服、外服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了分封制度。中华大地第一次以周文明作为母版，开始了大殖民时期。在周王朝的军事支持下，经过300年的努力，各个封国的国君逐渐同化了野人。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商人的后裔。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封国纷纷向外扩展势力，将东夷、西戎、南蛮、北胡都赶到边缘地带。在宗法制度下，这个封国国君也开枝散叶，形成了更多的城邦国家。所以，在西周时期，诸侯国一般不用连片的颜色来表示，而是一个一个的城邑。 （西周分封：都是一个个分散的据点） 这些游牧民族本来住的四分五裂的，在各个周王朝和各个诸侯国的努力下，都被赶到了一起，人口更加集中了，而且深受诸夏国家的压迫，有着共同的敌人，心里一直想着复仇。很快，在生存权受到威胁时，他们形成了部落联盟。在诸夏国家之外，东南西北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游牧民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 更为不利的是，当这些游牧民族远走漠北后，他们发现有一条草原通道，可以直达更加遥远的西方。当时的西方的科技水平是要超过中原的，士兵们使用起铁制兵器和马拉战车参与战争。中国和西方对于铁器的冶炼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技术流派，直到西汉时，中国的冶铁业才达到西方的水平。西方的亚述帝国、赫梯帝国进行征服战争时，游牧民族会将这些文明成果，通过图兰低地，再传入漠北。这就使得在军事能力方面，漠北游牧民族由于有科技外援，并不弱于诸夏国家。 镐京在两次地震后，国力大损，城墙毁坏，尚未来得及休整，犬戎（匈奴部落联盟的前身）攻破了镐京，西周王朝一战亡国，王室不得不东迁。此后的100年间，黄河流域成为了游牧民族的跑马场。陆浑戎甚至把牧场放在洛阳的边上，翟人、狄人纷纷进入中原。中华文明面临夭折的危险。 （春秋初年版图） 诸夏国家秩序崩毁，各自为战，打的很吃力。这时，齐桓公站了出来，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集合众国之力，历经100多年奋战，才将这些游牧民族重新赶回边关，筑城守卫。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春秋五霸。 在反抗外族的战争中，诸夏国家形成了华夷之辨，产生民族认同。通过战争的胜利，将华夏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文明高地，以至于边缘地区的吴楚越秦等也纷纷认祖归宗，参与诸夏国家俱乐部。同时，由于频繁的战争动员，诸侯国的国土面积不再局限于一个一个的城邑，而是连成了一片。因此在春秋时期的封国，就已经用区域颜色来表示了。 诸夏国家能够击败这些游牧民族，并不是靠兵革之利，而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优秀的组织能力。单兵作战素质和军事科技能力，实际上游牧民族并不弱于农耕民族，因此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其实并不好打，要不后来的赵武灵王也不会推广“胡服骑射”。不仅仅是因为诸夏国家的竞争压力，更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抢掠让赵国面临失血而死的困境，因此，锐意改革的赵武灵王被梁启超称为“黄帝之后第一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此时的诸夏国家，还有着周王朝封建的全部特征，即封建主拥有领地里的几乎所有权利。领地里的人民，被他们视为财富，他们可以驱使人民去从事徭役、兵役。 在分裂图存的情形下，政权不得已强化国家机器，师出有名。民间社会在亡国乱命的恐惧下，也能够接受苛政。相对而言，中央更易察觉小面积国土内的局部异常，能够较好地处理国家征发和民众接受程度的矛盾。 其实国王们解决问题也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封建制是归属关系，国王只需要把任务和指标下达给封建主，向封建主施压。封建主最大限度地调用依附自己的基层力量。因此，国民矛盾聚焦点不在国王，而在封建主身上。也因为封建主有自己的势力和领地，所以先秦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封建主与国王的对话，很是不卑不亢。 如晏子不死君难。
因为封建主有足够的资源离开国王也能独立存在，所以封建主才会有如此的风骨。有这样的士大夫精神，才是真正的把天下事当成自己的事的贵族精神。因此，在面临外族威胁时，正是这些人挺身而出，为大义而战，全民皆兵，才能保住华夏文明不灭。 （秦赵燕诸侯尚能击败少数民族） 这种情况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突然改变了。因为秦始皇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零分封。为了实现皇帝的绝对权力，杜绝地方势力对中央威权的反弹，秦始皇不仅不封宗室诸侯，他连皇后和太子都不立。 秦始皇的政府征辟了大量的职业官僚，充任地方守吏。但是这种行政职权上的隶属关系，很难保证地方的忠诚度。由于没有了中间的封建主阶级作为缓冲，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了咸阳。秦始皇很勤政，每天都批阅奏章，可能他短命也与超负荷的工作有关。秦始皇有30多年的威权可以镇压不服，但是他的继任者怎么能够驾驭得了这种头重脚轻的政权呢？ 所以，秦始皇死后，很快天下大乱，中原势力衰弱，公元前215年被蒙恬驱赶到塞北草原的匈奴人卷土重来。 （秦始皇设计的制度是彻底零分封） 汉朝以一个经历了失败的政治试验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帝国去应战如日中天的匈奴，差点被匈奴打死。后来冒顿单于总是希望汉高祖再发兵北伐，以当时的匈奴实力，是可以击败汉朝的。汉朝韬光养晦了70年，才在汉武帝时发起了反击。 汉朝延续了周王朝的分封政策，由此还酿成了汉景时期的“七国之乱”。不过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大行中央集权，但是地方豪强依然存在。皇权虽然强大，依然需要借助士大夫阶层来进行管理。 汉代执行的察举制逐渐又形成了世家大族。 这些人的利益在地方，自然有守土的积极性和对自己所影响区域内的军事能力的调动权。比如刘琨孤身一人在河北抵抗游牧民族，当时的北方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坞堡，都是地方豪强自发组织起来的救亡活动。 因此，世家大族实际上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承担了先秦时代的封建主的角色。当然，这些世家大族最后也腐败堕落了，因此出现了衣冠南渡。 （淝水之战：世家大族的闪光点） 隋唐时，这些世家大族依然占据着高位，阻碍了社会政治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科举制，使得皇帝发现了一条可以彻底摆脱“中间阶层”，可是具体的地方政务必须要有人处理。因此虽然皇帝狠心杀了一波又一波的地方豪强，很快又因为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原因，再次形成了高门贵族。 隋炀帝急功近利，太希望尽快见到科举制的红利，被这些即将被抛弃的高们贵族反杀了。唐太宗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用起了软刀子。到了武则天时期，高们贵族终于被拿下，可是随着皇权向地方延伸的同时，地方的武备逐渐被削弱。这导致了武则天时期边疆战事频繁，丢失了很多土地，少数民族势力死灰复燃。到了唐睿宗时，开始设置了节度使作为封疆大吏。 （天宝十节度） 节度使制度的发展，使得地方上的军政势力逐渐超过中央皇权，由此酿成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到了后期，唐王朝全国几乎都是节度使，皇帝成了摆设。 地方势力对中央皇权的极大威胁，被五代十国演绎的淋漓尽致。宋朝建国后，开启了另外一套政治模式——秦始皇中央集权2.0版本。 宋朝皇帝牺牲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设置了相当复杂的行政官僚体系，使得政府内部互相掣肘。同时，尽最大可能的吸收地方资源，强干弱枝。 与秦始皇的二世而亡命运不同的是，宋朝有了“科举制”的法宝，它源源不断地位宋朝输送了大量的职业官僚。这些天子门生多数是寒门子弟，天生的政治资源就是皇帝，从此“学的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成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文武殊途，自宋代始。在边疆地区，也形成了流官治理，戍卒轮番守卫的模式，守土有责，成为了职业。因此，战斗意志大不如前。 （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转折点：宋朝） 宋朝的制度，已经有后世“三权分立”的影子了，但是宋朝的中央政府征发大面积的兵役面临的风险却很高。因为职业官僚换个主子一样干，宋朝皇帝却要承担所有的矛盾。所以，民间又有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谚语，皇权真正有了孤家寡人，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逐渐过渡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了。 少数民族此时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虽然中原王朝的政治演进依然比少数民族先进了一个时代，但是封建制的少数民族迸发出的战斗欲望与中原王朝讲究稳定的“三权分立”的战斗意志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少数民族是抢到了就是自己家的，可以传承下去；中原王朝则是是打一份工的职业心态。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前，中央王朝的“天下观”没有足够的凝聚力来将国力转变成战斗力。而且这“天下观”还萌发于国破家亡之际，已悔之晚矣。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王朝只好努力攀升科技树，希望能够通过科技代差形成对国家化的抢劫组织的优势。可是，科技的发展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宋代，没有赶上工业革命。以后的明朝亦如是。 所以，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是因为历代皇帝都在不遗余力地“去除中间商赚差价”，要形成一家一姓的铁桶江山。最后，皇权在漫长的博弈过程胜利了，地方上的活力却被压制了。这种政治的最大优点是稳定，不会有内乱，缺点是头重脚轻，地方武备空虚。 宋朝的超前的政治制度，本该塑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文明（稳定和持续的输出火力和影响力是建立庞大帝国的必要条件，如大英帝国），却因为没有赶上科技爆炸，被落后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的蒙元所组织起来的毁灭性力量完全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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