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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5 年时维也纳的年轻人） “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丰满，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今天我看到年轻人从中小学校、大学里走出来，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学生欢快地聚在一起，轻松随意，毫无顾忌，十分友好，没有虚伪的羞涩和腼腆。”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记录了自己观察到的二十世纪初期，生活在维也纳的年轻人风华正茂的身影。茨威格羡慕比自己小的这一辈人们所拥有的活力与自由，以及对爱情毫不掩饰的追求。同时，他又以一个作家忠实记录时代真相的良心，向读者描述了十九世纪中期，奥地利人乃至整个欧洲——用现代观点——荒谬到极致的生活准则、道德规范。 讽刺的是，茨威格这篇以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生活为描述对象的文章，却让人震惊地读出了现代——二十一世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影子：比如“女德”、“性教育”、“大龄未婚男女”、“丁克家庭”，甚至“性侵”等等社会问题的影子。今天与大家分享。 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 文｜斯特凡·茨威格 译｜徐友敬 等 摘自｜《昨日的世界》之《情窦初开》（有删节） - 声明：如需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情窦初开的困惑完全不适于在公共场合谈论，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青春发育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它必然同时促成另一种意识的觉醒，我们第一次学会批判地观察这个我们在其中长大成人的世界，观察它的社会习俗。一般说来，孩子甚至年轻人都愿意首先体面地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规范。但是，只有当他们看到，要他们遵守的那些社会习俗大家都坚决遵守时，他们才会去遵守。老师和父母身上的任何虚伪行为，都必定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从而也是更为尖锐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人。我们不需要多长时间就会发现，我们过去一直信任的学校的、家庭的和社会道德的权威，在“性”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不真诚，甚至可以说，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也要保守秘密，偷偷摸摸。 三四十年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没有一个领域像两性关系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一代的独立自主等。不过，人们仍然觉得性问题是一个乱世的因素，会破坏伦理道德，与当时的伦理是不相容的。因此，性问题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婚姻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性爱，都有悖于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 由于这个矛盾，我们那个时代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折衷办法：那时的道德规范虽不限制青年人过性生活，却要求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处理这种难堪的事。既然性问题是天经地义地存在于地球上的，那么最好是让它不为人所见，不超出社会风气的范围之外。于是形成了一种默契：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或者在公共场合，都不谈论这令人恼火的麻烦事；把一切能引起性欲的杂念全部压制下去。 整个十九世纪囿于一种妄想，以为人们能够用理性主义的明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把人的自然本能隐藏得越深，他那烦躁不安的冲动就会越来越缓和；以为只要不向年轻人提性的问题，他们就会忘却身上存在的自然本性。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着以不谈性问题来克制性欲的妄想，社会所有的部门共同组成了一个对外秘而不宣的联合抵制阵线。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时尚和风气，原则上都避免谈任何性的问题。甚至于科学——本来它可以对任何事情进行彻底的研究和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参与“这明显的不光彩行径”。生理科学认为研究这些污秽的课题有失科学的尊严，因而向世俗低下了头。如果我们翻翻那个时候的书籍，如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大家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的地方都有所顾忌地避开了。刑法学者在学术会上讨论监狱中的人道主义措施和牢房生活中有失道义的内容时，对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也胆怯地避开了。同样，一些神经科医生，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症状的原因，却不敢说出真相。 在我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作家并不羞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社会文化图景。我们仍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里看到那种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绘。可是到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描写“充满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许写那些令人难堪的真实的事。因此，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的所有危险、黑暗和困惑的描述。即使一个作家写到卖淫，他也必须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式的人物。 所以我们今天正面对着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当今的年轻人要想知道上一代或上上一代的年轻人是怎样奋斗一生而去翻阅纵然是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作品，如狄更斯、萨克雷、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因为他们是俄国人，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那么他会发现，书中写的尽是经过加工升华、温和适中的事情，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受时代的压力而无法表达自己的自由见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那个时代对祖辈的道德观几乎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再加上今天的人所不能想象的时代气氛。要不，我们怎样理解《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写实的小说竟会被法国一家法院判作淫书禁止发行呢？同样，我们怎样理解，在我年轻时候左拉的小说被看作色情文学，托马斯·哈代这样一位心平气和的古典主义叙事文学家竟在英国和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呢？因为这些书尽管写得很有节制，还是暴露了不少现实。 然而，我就是在这种不健康的、令人窒息而又夹杂着浓郁香味的空气中，在不愁吃穿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那种虚伪的反心理学的道德观，对“性”一直保持沉默和藏匿的伎俩，像一座魔山重重压在我们头上。作家们屈服于这种非人性的道德观，所以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缺少反映当时实情的真实文献资料，也使人很难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恢复其本来面貌。 但是，这种智慧的道德观完全忘记了，如果把魔鬼关在门外，那么魔鬼十有八九会从烟囱和后门进来。 当时那个社会用这种违反心理的方法来遮盖和压制性爱，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自己走到反面。那时，唯恐在文学、艺术、穿着等方面出现伤风败俗之事，处处防范任何性冲动的刺激，反而使人的思想总想着那些不道德的勾当。那个社会一直不间断地研究可能发生的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陷于窥探色情的环境中。对那个世界来说，“正派作风”始终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每个姿态、每句话都可能有失体面！ 从前，几个身份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一起去郊游，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确切地说，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出事”。这样的聚会，只有监护人——母亲或家庭女教师——形影不离地跟着，才能实现。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最炎热的夏天打网球，想穿件露出双腿的衣服或者裸出双臂，那简直是荒唐的丑行。如果一个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生活中交叉着双腿会被认为有失体统，因为这样会露出裙下的肉体。就连自然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触及女人的皮肤，何况别人的眼睛。在辽阔的大海上坐船，女人们必须穿沉重的衣服，步履艰难地走动，寄宿在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颈到脚后跟包得严严实实，为的是忘掉自己还有躯体；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着长长的白衬衫。妇女年长后直到去世，她的肉体，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看见过她肩膀的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故意夸张。 1890 年时维也纳街头的妇女 事实上，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就越引起我们强烈的好奇心，有时，好奇心甚至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因为社会道德不准许人们让自己的自然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出来，在大城市里，这种自然本能找到了地下的和多半不干净的发泄渠道。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感到，由于对青年人性的压抑，一种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笨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一个厕所没有被涂上下流的字画；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子游泳区的木板壁，凡有树节子的地方都被捅成了洞。 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特别是裸体人像摄影，写真照相业。不管在哪家酒肆饭店，都有小贩在桌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的这些书粗制滥造，纸张极差，语病甚多，可销路甚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销路同样很好，书刊中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在今天找不到第二份。这是因为严肃文学不得不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小心翼翼的态度。属于严肃艺术的有皇家剧院，以表现高贵的思想和如雪的纯洁为宗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 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说到底，假正经地不准谈性的启蒙和不许同异性无拘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这一代享有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更好色。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 总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社会压力，不过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罢了，并没有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从我们的情欲萌发的第一天起，我们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从我们身上夺走本该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东西；为了保存早已腐朽的习俗，而牺牲我们坦诚的愿望。 这种社会道德，一方面承认性的存在，还给性的发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又对此讳莫如深，这种阴阳脸式的道德完完全全是一种欺骗。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是应该的，但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能被性欲征服，造物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也同样需要女性，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不可能有肉欲的要求，男人也不许引起女人性的要求，只有结婚以后才被许可。 1900 年维也纳街头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一个姑娘，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当时成了对生活毫无所知的同义语；有时，那个时代的妇女一辈子对生活都无知透顶。我一位姑妈身上曾发生了一件荒唐透顶的事，至今仍令我忍俊不禁。在她新婚夜的凌晨一点，她突然返回娘家，大吵大嚷，说再也不愿意见到那个下流的男人，说他是个疯子和妖魔，因为他一本正经地要脱她的衣服。她费了不少力气才摆脱了男方显然是病态的要求，救了自己。 而那个社会就希望把年轻的姑娘培养成这个样子，既傻又顽固，既有教养又一无所知，既好奇又害羞，既无把握又无实际。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必然使她们在婚后失去自己的意愿，任凭丈夫摆布。 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最秘密理想的标志，作为品行端庄、纯洁无瑕、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如果一个年轻的姑娘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是多大的不幸啊！因为社会习俗毫无怜悯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需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个形象日后却遭到可怕的丑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那些滑稽报刊便把她们当成讥讽打趣的对象。 只要谁翻翻老版的《散页画报》或别的幽默刊物就会发现，每期都有对老姑娘的低级无聊的嘲讽：她们由于精神失常，已不知掩盖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名誉，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在的生理需求：对爱情和对成为母亲的需求。然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因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倒拿她们开玩笑，这些不通人情的人，真是可恶之极。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 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风俗极力维护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只要她没结婚，就不该有性欲且不准有性欲，否则，她就被视为“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男子身上确有性欲冲动这回事。凭经验毫无办法去阻止成熟的男子的性生活，所以人们不存奢望，但愿他们的不体面享乐在神圣的社会习俗大墙之外进行。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扫干净的道路，街道两旁是豪华的商店和优美的公园，而地下是泄泻污水的排水系统。青年人过性生活的地方，像城市一样，只能在社会道德下面的阴沟里进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落入什么人之手，则漠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过于谨慎而耽误了对青年的性启蒙。 只是到上世纪最后几年，才间或有远见卓识的父亲，用当时的话说，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发现自己的孩子刚刚长出胡须时，就想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路，先把家庭医生请来，随后医生找机会把青年人请进屋，先慢条斯理地擦眼镜，然后才慢慢开始他的演讲，谈性病的危险，并劝告年轻人要节制，不要忽视安全措施。其实，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早已对此无师自通。另有一些父亲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他们聘一个漂亮的使女到家里，她的任务就是教会男青年这方面的事。因为父亲们觉得这个办法挺好，让青年人在家里干这种勾当，外表上就不会失去礼仪，也免得青年人落入骗子之手。但是，这种公开的、露骨的启蒙方法，始终为社会各界所唾弃。 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角度来讲，又不能没有这种行当，因为它能排解令人烦躁的未婚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模棱两可地试图将卖淫分成两种：一种是国家视为不道德的、危险的，应该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的，给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 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必须得到警察的特别许可和一个准许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自己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并履行每周两次体检的义务时，她就取得了正式营业的权利，以她认为合适的价格出租自己的肉体。这种合法的妓女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看作一种职业，但又不完全被承认——这里恰恰暴露了社会道德的马脚。举例来说，一个妓女是商品，她把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控告他。她正当的要求一下子变成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的保护，法律提出的论据是，这种案件是可耻的，不予受理。 1890 年时维也纳歌剧院前卖花的妇女 但愿今天的人们不要被那个时代感伤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所迷惑；对青年人来说，那是个糟糕的时代，年轻的姑娘在家庭严格管束之下，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而年轻的小伙子也受到这种道德的限制，但他们并不相信这种道德，谁也不遵守这种道德，所以他们秘密地去干那些不可告人的事。男女青年之间很少有无拘束的正常交往，按照自然法则，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快乐。那一代的青年，谁也记不得他与女人最初的接触中，有多少是发自肺腑的喜悦而令人留恋的。因为，除了社会压力迫使他们随时都要小心翼翼，当时还有一个罩在心灵上的阴影，甚至是最温柔的瞬间也不会忘记的阴影，即害怕染上性病。在这一点上，那时的青年与现代的青年相比，要不幸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现在严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因为，当时的医院对性病实际上毫无办法，没有今天这样方便快捷的科学治疗方法。 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人所经历的比那些御用文人写的小说和戏剧更戏剧化；另一方面，也更加不清洁，更加紧张，更令人沮丧。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青年人性生活这个范畴内，没有自由和幸福可言；而那样的性爱正是青年人这个年龄所决定的。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图画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年聊天时，我几乎是要强迫他们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与当今一代人相比，根本不具备优越的条件。我从来不否认，事实上我们享有比今天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爱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时，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 今天我看到年轻人从中小学校、大学里走出来，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学生欢快地聚在一起，轻松随意，毫无顾忌，十分友好，没有虚伪的羞涩和腼腆。这新的一代人彻底摆脱了父母、姑姨和老师们的监督；他们从来不曾体会阻碍我们发展的种种阻力、恐惧和不安。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外，无需向任何人解释，这是他们有自信心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幸运的是他们不用在别人面前说谎，可以把自然感情和欲望如实地表达出来。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过一辈子，心中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精神压力。他们认识到男女相爱是极自然的事，所以他们不当一回事。可是，我们当年对爱情看得十分宝贵，认为同时伴随着羞涩和腼腆而引起的秘密心理压抑最迷人，也产生了些许温存。也许他们根本不会预料到，正是这种忌讳造成的恐惧反而带给我们莫名的乐趣。我总觉得，与现在的年轻人从担惊受怕和消沉沮丧中解放出来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充分享受到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些是不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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