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教育：人与社会最好的匹配

编者按

随着几次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考试排名世界领先，芬兰教育开始蜚声海内外，中国对芬兰教育的关注也逐渐升温。2018年5月，借芬兰坦佩雷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蔡瑜琢副教授来访之际，中华读书报约请北京外国语大学芬兰研究中心李颖副教授对他进行了一次关于芬兰教育的访谈。蔡教授长居芬兰，从事芬兰教育研究十余载，现担任由中芬两国教育部推动成立的中芬联合学习创新研究院中芬教育研究中心（芬方）主任。

 

李颖：蔡老师，这几年中国关于芬兰教育的讨论特别多，有书，有公众号，基本上都会提到芬兰教育中让人感到意外的特点或者现象。但我觉得很多文章都没有深入去探究原因或者根源，比如芬兰学生在PISA中的排名如此靠前，深入研究后却发现其实他们每天学习的时间并不长。

蔡瑜琢：芬兰教育注重单个知识点的教学和学生举一反三能力的培养。我可以分享一些我对我女儿小学阶段教育的观察，能从具体操作层面说明问题。在芬兰，20以内的加减法老师会教一年。期间老师不仅教计算方法，更多的是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一道算术题的计算，在讲解之前，芬兰老师会让孩子用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方法得出答案。这种能力会成为潜在的推动力，使学生在未来的路上越走越快。

研究表明，芬兰教育工作者单位时间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即教育的投入是非常大的。从统计数据来看，芬兰和中国的师生比相差较小。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差距是成倍的？芬兰小学只上半天课，但这半天的时间老师是一直在课堂上的，比例达到一堂课20个学生配备两名教师（一名教师和一名辅助教师），从而保证了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关注。而中国孩子上课时间较长，但并不能确保每堂课上的每个学生都被了解和关注。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芬兰小学生每天上课时间不统一，偶尔一个班20名学生会分成两组、分时间段来上课，甚至低年级和高年级混合上课。时间段的个性化管理一方面使课堂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锻炼了小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

李颖：这与我对芬兰教育的观察基本一致，他们对知识点的掌握并不是靠“刷题”完成的。甚至教育的重点都不是具体技能层面的习得，比如20以内加减法。您提到的几点恰恰反映了芬兰教育中最重要的两个亮点：其一，对于每个个体的关注和重视，做到因材施教，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其二，对于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生活管理能力的培养。这两点看似与成绩并不相关，至少不直接相关，但是对培养将来社会生活中的独立个体，这两点却尤为重要。而且从长期效果来看，这样的培养能够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再看芬兰这两年开始的深度教改，我们国内热议其中的“跨学科教学”“现象教学”，但这其实都只是他们的一些方式、方法，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他们这次新教改中着重强调的七个横贯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s）。所谓横贯能力，并不是通过传统学科学习知识的能力，而是指贯穿于不同学科和领域的通用能力，属于综合素养的范畴。这种能力跨越学科界限，需要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整合起来，以满足学生个人发展、学习、工作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各种需求。这七种横贯能力包括思考与学习能力，文化素养、沟通与自我表达的能力，照顾自己、日常生活技能与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多元识读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工作生活能力与创业精神，参与、影响和构建可持续发展未来的能力等。

蔡瑜琢：确实，芬兰教育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培养人的健康人格、独立生活能力和创新精神。芬兰教育最大的成功是让人学会如何生活，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包含很多基本技能的培养。在芬兰，从小学到初中，老师着重培养学生独自生活的能力，包括独自学习、独自做决定、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也是老师重点教授的内容。寻找学生的兴趣点、培养学生独立做决定的能力是芬兰教育的重中之重。芬兰人深知世界瞬息万变，所以在教育中注重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一旦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会控制不住地想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芬兰教育能基本保证学生在九年级毕业前很好地了解到自己的长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也是很多芬兰人自主选择职业教育的原因之一——在上学期间，有些人发现自己较擅长动手和实践，便会选择职业教育。芬兰教育最大的目的是让人和社会进行最好的匹配，不浪费任何一个人的资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成功轻而易举。

李颖：芬兰教育中对“每个人”的重视跟芬兰的历史国情密切相关。在国家资源有限、人口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必须让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发挥自身最大作用。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让每个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至少不对社会造成负担。正是源于这种整体价值观上的认同及重视，芬兰教育的几次改革都植根于对将来社会所需要的人的考量。

蔡瑜琢：教育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也源于历史和文化，所以我们要在芬兰文化社会的大背景下谈芬兰教育。芬兰百年来经历了独立、战争、赔款、经济危机、繁荣等，这些与其教育理念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芬兰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将二战的战争赔款还清的国家。二战后一直到50年代，芬兰是非常贫穷的，甚至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因此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工业化时期，芬兰又和其他北欧国家不同，没有矿产，没有资源，没有工业基础。芬兰人慢慢形成了共识，认为芬兰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芬兰提出，芬兰的每一个人、每一份资源都不能浪费。想要生存，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奋斗和创新。这些理念深深地扎根在芬兰人民的心里，影响了芬兰教育。芬兰的教育理念是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在芬兰，学校会将更多的学习资源放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身上。芬兰作为一个小国家，只靠精英是无法发展的。所以芬兰教育不放弃任何一种资源，将每个人的价值最大化。60年代，芬兰完成工业化后，跻身欧洲富裕国家之列。由于其工业体系建立于对苏联的依赖，苏联解体后，芬兰彻底失去了市场。90年代初，芬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芬兰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发展之路。传统的工业链条已被摧毁，芬兰必须转型为高科技、创新型国家。而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最需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芬兰决定卖掉多家国企，将资金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发展芬兰仅有的资源——“每一个人”。事实证明，90年代的转型给了芬兰重生的机会，成就了风靡全球的“诺基亚”和“芬兰教育”。

李颖：前面提到芬兰教育重视独立思考能力，国民在基础教育完成之后基本就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擅长什么。这一点与中国差别特别大。我记得之前北外请一位芬兰著名翻译家来做翻译工作坊，交流中得知她有四个孩子，孩子的学业她完全不干预。我们传统认为的人生选择的关键阶段，比如读职业高中还是考大学，她也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并且她完全相信孩子知道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不是孤例。我们芬兰研究中心每年有很多与芬兰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访问交流，遇到同行也会谈到芬兰的教育话题，也有学者的孩子处于小学或者中学的基础教育阶段，从他们处可知，这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自己做决定的“放养型”教育方式，在芬兰是社会、机构与家长共同形成的一种普遍共识。这一方面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家长，否则难以想象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还能成为著名翻译家，多次获得芬兰乃至北欧的翻译文学大奖。我们曾经接待过的芬兰访问学者在生养两个孩子之后，依然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学术上成果颇多。

蔡瑜琢：我看过有人说芬兰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芬兰的家长焦虑水平较低是因为他们升学压力较小。这其实是中国人对芬兰教育的一个误解。据调查显示，芬兰2018年将有140,000名大学申请者，但大学仅接收47,500名学生，录取率仅有34%。而如今在中国，这个比例已经是60%—70%，上大学已不是难事。纵观芬兰教育体系，其脉络与中国教育大体相同。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芬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通道是打开的，也就是所谓的“没有死胡同”。在职业高中之后，学生也有机会读普通高中的课程，依然可以选择继续高等教育或者读研究生，甚至进入比较偏重学术的大学继续读到博士。芬兰鼓励学生大胆做选择，学生敢于试错，错了仍有再次选择的机会。这一点非常重要。

李颖：这其实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相信并尊重每一个个体所做的决定，同时也给学生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从制度上保障这种自主权。之前我们提到在教学过程中关注每个孩子，针对孩子的特点教学。其实这一点对学校，尤其是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怎么才能关注到每个孩子，并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

蔡瑜琢：这就不得不提芬兰教育的第二个“奇迹”——高水准的师资力量。芬兰对教师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师范专业录取率仅有10%。学生申请师范专业时，除了要提供在校成绩，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正是这样严格的选拔和专业的培养，教师在芬兰成为真正的精英职业。此外，芬兰所有老师至少是硕士毕业，芬兰师范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师，老师不仅要会教，更要反复研究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教育方法。

李颖：关于硕士这一点，我觉得有可能让中国的读者产生误解。芬兰的大学定位就是学术型、研究型大学，因此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学科的学生都会一直读到硕士毕业，采取学分制。虽然在加入博洛尼亚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后，芬兰大学从2005年开始也分有学士和硕士，特殊情况下，学生可以申请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会坚持读到硕士毕业，相当于“本硕连读”。教育师范专业也如此。因此，芬兰对于教师的定位——不管是什么级别的教师，都是技能型和研究型相结合。根据《赫尔辛基邮报》相关调查，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就是教师，甚至超过律师、医生，教师是芬兰最受尊敬的职业；中小学教师受民众敬重的程度，甚至超过总统和大学教授。这一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我掌握的数据来看，芬兰教师的收入并不高，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可能很多收入还不如中国一些重点中学的教师。但是芬兰的教师专业依然最难考，报考人数很多。这一点，我认为跟之前提到的对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学生对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有了一定的思考，了解自己想做什么。报考师范专业的学生，都是真心喜欢当老师的学生。

蔡瑜琢：其实这一点也有历史渊源。芬兰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形成不只是因为近百年的战乱纷争，也源于数百年芬兰精神的积累凝练——芬兰在被瑞典和俄罗斯统治了几百年后，仍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奋起反抗。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支撑着芬兰人民——芬兰语。而在芬兰语几百年的传承中，教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芬兰人潜在的文化基因里，教师不只是教书育人，也是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的大功臣。芬兰对教师的信任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芬兰没有对教师的监管和督导机制，只是以强大的师资力量来保证教育的质量。所以芬兰对教师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前面说过，师范专业录取率仅有10%，甚至在我工作的坦佩雷大学录取率只有5%。此外，关于教师监管问题，我们在关于芬兰教育的一个项目中，采访过一所学校的校长。他认为最了解学生的是他们的老师，没有人比老师更了解学生，因此校长无法指导、监管老师，评判其对与错。这种体制下，芬兰的教师被赋予极大的信任，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有很大的自主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培养国家的下一代，这样的人生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李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我们总认为监管机制是保障质量水平的利器。在很多行业这是通行的，但是教育领域是非常特殊的。教育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成长产生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进行客观效果的评估。而芬兰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教师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芬兰的教师在教学中有非常大的自主性，完全可以自主决定所使用的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还可以获得很多的培训和深造的机会，这其实是将很多外企或者大公司的人才培训体制应用在了教育这个公共服务领域。这一点充分调动了这个职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职业中被充分信任和尊重，有不断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这两条对于教师而言，其实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蔡瑜琢：你提到教师课堂教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有一点其实是我对目前中芬教育交流现状的关切。近年来，中国多所中小学开始陆陆续续抵达芬兰学校进行观摩访问，希望从芬兰课堂上得到芬兰教育成功的答案。但依赖于出访得出的经验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访问所获得的经验，只是芬兰个别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芬兰，教师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教师教学方式非常多元化。所以，学习芬兰经验更重要的是关注其背后所共通的教育理念。

李颖：您提到的这点也正是我想与您讨论的。通过我们刚才的讨论可以看出，其实芬兰的教育理念根源于其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因素。那么随着中芬之间各层级的教育交流越来越频繁，在中芬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在这些交流中到底应该学什么，芬兰的经验是否能够借鉴？

蔡瑜琢：在谈学什么、怎么学之前，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中芬文化差异。我女儿现在上小学，每年他们会有一个体检，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或者诊所，其中有一项是视力检查。芬兰护士每次只让孩子看到视力表的1.0，不再深查孩子的视力是否达到1.2或1.5。我对此非常不解，便问护士为什么不查一查孩子的视力是否达到1.2或1.5。芬兰护士听到问题也很吃惊，反问道：“1.0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再看是不是更好呢？”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芬文化的差异。仔细想来，芬兰学校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人问芬兰学校有没有差别？芬兰学校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然而这个差别只是1.0和1.2的差别。但对芬兰人来说，1.0已经足够好了。一个国家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只追求高精尖，必定会有人落后。芬兰民族血液里的低调对其教育理念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芬兰人不追求精益求精，只保证不落下任何一名学生。也就是说，芬兰保证教育的平等和公平，而中国追求好中选优、优中选精。中国和芬兰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各有利弊。中芬文化背景确实有很大差异，但芬兰教育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面镜子，通过照镜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自身教育的优缺点。我们最大的问题往往是，当我们置身于中国教育，我们却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教育，正如俗话所说，“鱼是最后一个知道水的”。而以芬兰教育为镜，我们可以深化对中国教育的认知，进而探讨是否有第三条更合适的路可以走。

虽然芬兰教育成为世界关注和学习的一个典范，但四十年前，芬兰的教育体系却和我国现在的体制有很大相似度：国家对课程体系有较强的控制；课堂教育完全是教师为中心，形式单一；学校之间也有“优劣”之分；学生需要很早就选择职业或学术的道路等。我们不能把今天的芬兰教育模式直接拿到中国去应用，但是我们应该学、也能学的是，芬兰是怎么学习他国经验并为“我”所用。芬兰成功的秘密正是它懂得如何处理好来自外部的改革建议和自身教育传统的关系。中国教育的决策者和工作者，在学习芬兰经验的同时，也必须要寻找到适合中国教育的道路，做好长期改革的准备，特别是要从基本教育理念的社会认同开始。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芬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