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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高台榭美宫室 早在商周时，夯土高台与木结构楼榭的结合，成就了春秋后期盛行的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高台。它可以隔潮防水，还可以观察天地、祭祀鬼神，并可供人登高游览。据西汉刘向《新序》记载，商纣王的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诗经》中说周文王筑灵台，老百姓们纷纷参加劳动，几天就建成了，说明文王爱惜民力，修筑的灵台规模不大。 朝歌鹿台复原图 春秋后期，高台楼榭建筑大量出现，周灵王时，宋平公征民筑台，开启了建造高台楼榭的序幕。周景王时，楚灵王耗时六年建成章华台，傲视诸侯。而晋国也同样耗时六年修筑了高大的虒祁宫，与楚章华宫争胜。鲁襄公到楚国为康王送葬，被楚国高大的宫室建筑打动，回国后想模仿楚国宫室大兴土木，大臣穆叔苦苦相劝，甚至威胁说大王建宫必死其中。但襄公不听劝阻，最终宫殿建成，而襄公恰好在是年死于其中。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对于当时各国竞相修建高台楼榭的严厉批评的言论。楚庄王与大臣们商议修筑层台时，杀了72个进谏的大臣，修高台的意志非常坚决，后来却“解层台而罢民”，能够及时反省以国为本，毕竟不失为一代英主。 西汉：非壮丽无以重威 西汉初年，萧何要营造未央宫，汉高祖刘邦回来看见宫室壮美，大怒，质问萧何为什么要耗费本来就不多的民力物力修造宏伟宫室。萧何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汉初经过楚汉战争，国家财力匮乏。项羽火烧秦都咸阳，大火三月不灭，始皇帝的多年经营化为一片废墟。汉高祖七年迁都长安，朝廷只能暂时安顿在借秦兴乐宫匆匆修成的长乐宫。到了汉武帝时，他“以宫室罢弊天下”。 未央宫前殿遗址 元狩三年，朝廷以练习水战的名义，在上林苑之南引丰水而筑成昆明池。看到壮丽的楼船，武帝不仅全然没有高祖的怒气，反而变本加厉，一发而不可收拾。“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元丰二年，长安作飞廉、桂观，甘泉作益寿、延寿观，又作通天茎台。太初四年，起明光宫。在武帝建造的宫室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初元年建造的建章宫，据说建章宫的前殿非常高峻，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未央宫。 北宋：时弥近者制弥陋 北宋的都城开封，前身是唐德宗建中二年修筑的汴州城。历五代至北宋，虽屡经扩建，依然街道狭窄、屋宇拥挤。都城内的皇城，前身是唐汴州宣武军节度使衙门。立国之后，宋太祖深感其规模狭小，遂于建隆三年模仿洛阳宫城扩建。出于某种考虑，扩建后的皇城周围只有五里，大大小于周围有9里的洛阳唐宫。雍熙三年，宋太宗欲再次扩建，但遭到居民的极力抵制，以至于不能实施。皇城中的宫殿，多是在旧有宫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最重要的大成殿和文德殿都是沿用了前代建筑。皇城西北角的后苑，是帝后们的游宴之所，面积很小，纵横不满百步，主殿宣和殿，殿身只有三间，建筑上不施文采，仅仅是下部柱子涂以朱红色，上部梁枋刷以绿色而已。连宋人自己都感叹本朝君主的俭朴。从西汉时的“非壮丽无以重威”，到宋代以降的“时弥近者制弥陋”，“卑宫室”的思想一脉相承。前有三国孙权迁都健康，将武昌旧宫的材料拆卸下来搬走，用于营造健康新宫。后有宋帝扩建皇城时的适可而止，卑宫室的思想始于先秦，成熟于汉唐，在北宋时达到巅峰。 元朝：大都消失的宫殿 元大都（或称大都），在突厥语中称为“汗八里”，意思是“大汗之居处”。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国都。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在陶宗仪的著作《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中记载说 “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夹六间，后连香阁三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 元朝大明殿相当于清朝的太和殿，但不同的是，大明殿呈工字形布局，殿基高于地面十尺，分三层，每层四周皆绕以雕刻龙凤的白玉石栏，栏下有石鳌头伸出，是排泄雨水的出口，其形制与今北京故宫太和殿相仿。 大明殿后又有柱廊，长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柱廊北端即后寝宫（又称香阁），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俗呼弩头殿。 这种工字形布局，盛行于宋金二代，今天故宫里的文华、武英二殿，仍然是这种布局。 清朝：清漪园与乾隆帝 关于清漪园的建造，乾隆帝有一篇极其委婉的文章《万寿山清漪园记》，作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能够为自己修筑苑囿之事写文章辩解，甚至还有点自我检讨的意思，说明乾隆帝比起同样热衷于大建宫苑却又死不承认的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来说，还算是开明的。他的辩白也并非全是说谎，修筑新园确实与治水工程有一定关系。 清漪园老照片 清代中期的北京越来越繁华，人口数量也不断扩张。经过康、雍两朝和乾隆初期的经营，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日渐鼎盛，私家园林也不断增多。这种兴旺的景象带来一个负面的问题，就是耗水量大增，元代建立的水系不能完全满足供水需求。此外瓮山西湖的堤坝年久失修，经常溃塌，导致周围的农田被淹，甚至威胁附近皇家园林的安全。因此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天开始，朝廷对西北郊的水系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治工程，一方面疏通更多的泉眼和水道以广泛开源;另一方面则加强挖西湖以形成容量更大的蓄水库，并增筑堤坝和水闸，使得整个水系焕然一新，不但可以满足京师用水之需，更进一步形成通畅的水上交通路线，还能促进周围地区发展出更多的优质水田。新园林的建设正式在这次治水的背景下展开的，也算是与水利工程成功结合的风景建筑典范。然而，乾隆帝在文章中声称自己只是在治水之后才被动地修筑亭台以作点缀，这明显是托辞。事实上在治水，挖湖的同时，已经开始对瓮山的山形进行修整，并在山南麓修建大报恩延寿寺，可见乾隆帝在动工治水之时早已修建园林建筑的通盘计划，绝非时候找补之举。修筑新园另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帝的母亲皇太后钮钴禄氏六十大寿，需要提前在此修建一座大型佛寺为太后祝寿，这组佛寺后来成为新园的主体建筑;而是乾隆想把西湖的水面扩大以作水军训练基地。山、湖更名，正与这两个原因相呼应。瓮山改名万寿山，是为了强调太后祝寿的含义;西湖改名昆明湖，更是大有典故可寻。原来早在一千八百多年的汉朝，汉武帝为了讨伐西南蛮夷昆明国，曾经将长安附近的皇家苑囿上林苑中的湖泊定名为昆明池，以模仿昆明国的滇池，并在其中训练水军备战。乾隆帝借用这个旧名，正式表明此湖与当年的昆明池一样，“兼寓习武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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