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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母 馮順弟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麇先生」。 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鬍鬚，就在村口田裡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 於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 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 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 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 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他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他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 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 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 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 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甘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裡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十九年十一月廿一夜 關於作者 胡適（1891.12.17-1962.2.24），著名學者、詩人。曾留學美國，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鼓吹自由主義。民國27年至31年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民國35年至3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民國38年赴美，民國47年返回臺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的母親叫馮順弟，當年馮家想蓋一座瓦房，但因貧窮蓋不起，遂在當地的媒婆撮合下將17歲的馮順弟嫁給大她三十歲的胡傳做續弦。胡傳是清末貢生，曾在東三省、廣東及臺灣省任官職，然而天不假年，50出頭便離開人世 ，剩下了孤兒寡母。馮順弟無奈中不得不帶著胡適回到老家尋找生路並讓孩子接受教育。其時23歲的馮順弟成了鄉村大家族主母，她儘管出身農村不會識文斷字，但對唯一兒子胡適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養成個鄉賢。46歲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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