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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浪潮缘起于民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热情 在上一篇文章里谈到传统乡土社会中是基于定居聚落 宗法礼治的自我稳定结构，皇权不下县和绅权自治，乡土社会里绝大部分社会事务、经济发展由内部解决，除极少部分如报官、交粮等行为会与外部社会发生联系，所以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不存在由外部力量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 真正有清晰乡村建设的提法应该是从民国一批仁人志士开始的，原因在于：由于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新旧社会更替，传统乡土社会的小共同体制无法保护农民和开展各项社会事务，农民的生活变得异常困苦，以晏阳初的描述“愚、弱、贫、私”，内在和外在的不利因素都集中加害在底层农民。 我们已经无法身临其境地体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还有一大批民国乡建先锋的行动，精神的光芒永远璀璨，但若追问一句：除了他们的名字和行动的一些认知，仍在影响当下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经验和思想还有多少？为什么他们当时的行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未能得到有效延续？他们的价值更多是精神遗产，而非经验遗产和模式遗产？等等这些困惑，我给不出结论，只是给出一个思考的角度，理性地看待先贤，不狂热不迷信地挖掘他们经历里的智慧或许更多是教训，是对他们更大的尊重。 我不能复盘民国乡建先锋的事迹，但每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每个当代史里的难题在历史上人物里同样应该遇到，当前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精英下乡遇到了什么难题？应该就是晏、梁、卢等人遇到的。 图片来源：网络 02 这些问题可能是精英下乡都会遇到的： （1）精英的专业知识与情怀能否在乡土社会里着床？ 当下下乡的精英总体分布在建设、局部地区开发、农产品市场和一定的会议、活动营销宣传等方面，精英设计方案里的专业追求甚至专业伦理，与乡土社会凝聚力之间存在冲突。用互联网的参与流量思维来解释就很容易说明白，专业精英作为产品的开发者，在没有找到乡土社会流量参与入口的前提下，开发了一款款教育、公共文化、旅游的产品，但最终因为乡土社会未能形成参与流量，导致流量枯竭而死。 回到民国乡建先锋的实践，无论是教育振兴还是实业振兴、风俗振兴，都因未能找到乡土社会的流量（凝聚力）痛点而影响有限。而另一个极端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则在这一过程中击中了乡土社会的流量（凝聚力）痛点，爆发出了乡土社会的巨大能量。在乡村振兴的流量痛点和流量痒点问题上，要避免因沉浸于隔靴搔痒，导致乡土社会麻木，错过痛点方案及时形成的时机，酿成不可挽回的社会悲剧。这或许是即便到了解放后，政府也放弃这些痒点方案的原因。 （2）精英下乡局部试点的成立能否具有全局复制意义 社会经验的全局复制意义是其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民国乡建先锋由于时局和自身摸索的不成熟，还未到局部试点成熟、被进一步验证，可复制性就中止了。但在当前的乡建实验中，部分案例在稳定的政府支持、外部资源的重金投入、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以及排他性的竞争策略下，几乎具备着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呈现出了零星的欣欣向荣景象。这样试点的成立能否具有全局复制意义？还是乡村振兴政治任务里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值得反思。当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而另一端以小岗村自下而上“包产到户”的平凡经验成为了全局模式，改善了数亿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为什么“包产到户”不出自于精英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这是乡村振兴的永恒之问。就好比李约瑟问“为什么古代中国有四大发明却孕育不出现代科学”，认识清这样的问题会释放巨大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新时期乡村振兴里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平凡经验在哪儿？他们还能不能孕育出来并石破天惊地让世人受用，这是精英下乡应该对乡土社会该有的敬畏。去寻找和激发乡土社会里的普适经验，应该成为当下精英超越项目和试点的人生和学术意义，而这也是对民国乡建先锋遗志的崇敬与弘扬。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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