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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醉月（1904~1961年）是直隶省滦县稻地镇(1948年12月划归丰南县)一带的一位乡绅，公开身份是伪保长，实际上是一位抗日爱国人士。 1935年11月在河北省成立了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冀东各县，1938年7月，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冀东中共党的组织下，暴发了轰轰烈烈的20万工农抗日大暴动，建立了冀东抗日联军和抗日民主政权，点燃了冀东人民的抗日烽火。 我的丈夫李运昌同志是抗日联军副司令员，是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不久，抗日联军西进整训，我们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又沦陷了，重新住满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家自然也就成了日本侵略者追捕的对象。全家只好东躲西藏，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到1941年，已无法继续在家乡生活。共产党员、冀东军分区路南办事处主任田自修同志，便决定让我们找个可靠的地方先躲一躲。他和另一位老党员黎巨峰同志一起找了在唐山的一位老朋友徐作亭，又由徐作亭同志出面找了他朝阳大学的老同学边醉月。 我带婆母、三个儿子和寡妇嫂子，另有运昌的舅舅孙文轩和一名由党组织调来的革命同情者、地下党员王老三的哥哥王代玉(照顾我们一家生活)一行8人，于1941年旧历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滦县稻地镇。边醉月先生把我们安排在他在镇上开的粮店“福盛楼”的粮食仓库院内。我们8个人住了一间大屋、一间小屋。我记得大屋是对面炕，我们一家三代6口人，住在北炕上，南炕上放了不少粮店的东西。小屋住舅舅和王代玉。 徐作亭和边醉月是北京朝阳大学学生，青年时代曾参加过革命，与我丈夫李运昌认识。都是革命的同情者。 为了安全，我们一家改姓吕，从此隐姓埋名，在稻地镇住了下来。边家是个大家庭，有十四五口人。我家的真实情况，边醉月先生完全清楚。但除他以外，家中其余人，全被他蒙在鼓里。我们到这个镇的第八天，旧历五月初五上午，边醉月请镇上各商号的老板吃饭，并请了我们舅舅作陪。 席间，经过一阵寒暄之后，边先生站起来，把舅舅向大家作了介绍，接着说：“这位老先生的外甥，是我的好朋友，老家在海边上，是有钱人家，当地坏人敲诈绑票挺厉害，在家呆不下去了，全家来投奔我，要在这里住一些时间，请诸位今后多关照”。因有这位大乡绅的保荐，我们一家便立即得到了街坊邻居们的信任。边醉月向街坊们这样介绍，向他自己家里人也这样介绍。因此，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位关外富商的家眷。 在我们住家的西邻，隔一户便是该镇的伪警察局所在地。我们几乎可以经常听到伪警察们审讯被捕的革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拷打、哭喊声。我们整天为这些人揪心，同时，也担心我们自己的命运。 1942年1月，从家乡传来了可怕的消息，了解我们一家出走的堂兄李方成和直接送我们出来的地下党员王老三被日本鬼子逮捕了，专门审讯他们把我们一家送到哪里去了。黎巨峰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找边醉月、徐作亭，研究应急措施。决定由我带老婆婆、两个孩子和王代玉搬到边醉月家住的边家庄去，舅舅去东北投亲，老嫂子带大孩子投奔她在北京的姐姐。就这样，化整为零，一家人在数九寒冬中分手了。 这年11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又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情。边醉月和附近另外的3个保长，突然被唐山日本鬼子宪兵队逮捕了。说他们手里有枪，勒令他们必须交出来之后才能放人。并对他们几个人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边醉月虽然身陷囹圄，但并没有忘记我们家的安全。一天半夜，我们正在熟睡，被“大叔、大叔”的喊声叫醒了。一个人正趴在我家房顶上叫王代玉。我们惊慌地起来问他：“你是谁?”房上的人轻声说：“我叫边永合，我在唐山看我边醉月二叔了，他让我告诉你们，他家可能被抄，让你们赶快搬家，搬到我们院去住！” 这一夜，我再也没有合眼，不断想着边醉月和我们一家的危险处境。第二天清晨4点钟，我再也躺不住了，起了床，摸着黑，冒着刺骨的西北风，端着刚打好的糨糊，拿了窗纸，急急忙忙奔向边永合家。 边永合给我们开了门，这是个破旧不堪的小院落，前院西厢房是边永合家住的。他对面的东厢房残破、空荡，无人居住。也是一排3间，是准备租给我们家住的，屋里屋外，由于年深日久积攒下的尘土足有一寸厚。破旧、脏污的窗框上，根本没有窗纸。我从他家打了一盆凉水，擦洗窗框准备贴窗纸，可是糨糊刚刷到纸上，还没来得急贴，便冻上冰茬了，手冻得像刀割一样。在邻居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糊好窗户，搞完卫生。等到婆婆和孩子们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7点多钟了。 早饭之后，边醉月的老伴和长工们，帮我们搬了家，送来了粮食蔬菜和柴火。忙乎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屋子里才算有点热乎气。 搬过来没几天，婆婆突然得了痢疾，每天大便拉脓拉血。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要大便30多次。老太太的身体极度衰弱，但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困难，缺医少药，无力医治。到她生命垂危的时候，边醉月的案子刚有眉目，因为他家里花钱买了一支枪，交给日本鬼子，前后共押了40多天，总算结案释放回家。他虽然在关押中，由于家里人去探视，已经知道我婆母有病。他放出来后，马上就找到徐作亭同志，请了大夫，买了奶粉、糖、点心等许多东西。一起来到我家，给老太太治病，表示慰问。虽然已经过迟，我们一家老小，却仍然感激万分。他们走后，没两天，1942年旧历十一月十八日，我的婆母终因久病无医而与世长辞了。边先生全家，包括他老母亲、老伴和孩子们都过来吊唁，帮助办理丧事。为了掩人耳目，边醉月当着众人的面，故意吩咐老长工：“老印生！你到唐山找徐先生，让他往关外给老太太儿子打电话，说他妈过世了，让他赶快回来办丧事！”他说这番话时，那一腔庄严、悲伤和认真的表情，使人不能不信以为真。实际上老太太儿子，当时根本不在关外，而是正战斗在冀东抗日战场上。 我们一家住在稻地镇和边家庄5年，主要靠边醉月照顾，地下党组织通过黎巨峰同志也给我们送过生活费，但是，送来的钱少，也很不及时，因此，基本上全靠边家供应吃穿用的。尽管他家有钱有地，一方面他要维持各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又要保证两家人的开支，都需要很多钱。那些年，他家的产业消耗得很快。加上他家里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难免没怨言。有一次，边醉月的老嫂子对他说：“他叔啊!咱们现在是一份日子两份过呀！原来一碗酱只剩半碗酱了，你可得注意啊！”边醉月立刻神情开朗，哈哈大笑地对他嫂子说：“老嫂子，你不用担心，人家有钱，没有用咱们的！”其实他自己的心里，又何尝不着急呢! 1943年，日本鬼子变本加厉地搞“清乡”，妄图用这个办法抓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这年秋天，许多鬼子、伪军像一阵黄风卷着落叶一样，集中在边家庄清乡，把周围四五里地内所有村庄的居民，都赶到边家庄来，按照户口本“良民证”，一户一户、一个一个的清查，日本鬼子对谁稍不满意，马上就捆起来压扛子、灌凉水。当几个伪军又捆住一个老头，准备灌凉水的时候，边醉月先生上去愤怒地对鬼子们悦：“边家庄的水是让大家喝的，不是灌凉水用的！” 一个懂中国话的鬼子，马上走到他跟前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吧：“你这个保长，坏了坏了的！”鲜血立即顺着边先生的嘴角流下来。幸好鬼子没有进一步追究他，又接着查起户口。他挨了打，嘴里流着血，但并没有忘记关心我们一家。他家的户口查完以后，他没让走，向他母亲说：“妈妈!等等小三妈他们一起走！”等我们刚一查完户口，他马上就对我说；“小三妈！你们查完了，跟我妈妈他们一起走吧!” 1945年“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边先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他马上又给我们一家送来生活费和点心，让我们会餐、庆祝。说“苦日子熬出了头，这回可以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回老家了。” 不久，黎巨峰同志果然来接我们了，边先生带领他家里的人和一些乡亲，走出老远欢送我们。我们一家坐着马车，虽然已经走出了很远，但仍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不断向他们招手致意。孩子们亲切地高喊着；“边大伯，回去吧！” 那时候，他虽然仅仅42岁，但他的一身装束，显得老成而持重。脸上永远带着一副开朗而可亲的笑容。我们一家从心底里感激他。在抗日最艰苦的岁月，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我们一家老小，会怎么样呢?能不能活到抗日胜利，也都是个问题。 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祝愿着：“默默无闻，却又可亲可敬的爱国者，我们一家最可靠的朋友，最可靠的保护者！分别了，你虽然坎坷半生，无声无息，但是你的功绩将是永存的，终将得到人民对你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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