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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全 1、“正蒙难”应该是说箕子生逢乱世。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 我们也按照这个顺序来重新认识一下箕子： 1、“正蒙难” “正蒙难”讲的是箕子的生逢乱世与箕子个人在那个乱世中的遭遇。箕子是商代人，是商统治者殷纣王的叔父，属于王朝宗室重要成员。至于商朝的兴亡，我们可以用一句话给与概括，可以归纳为：“兴于占卜，亡于占卜。” 就今天考古发现可知，商朝是一个很辉煌的朝代。文字、占卜、青铜器，以及墓葬中堆积如山的贝壳，见出商代文化的发达，技术的进步与财富的积累。 商代先祖名契，与治水的大禹是同一时代人，在舜的手下做教育部长。他名字中的“契”字，与主管教育联系起来，应该说就已经是与雕刻甲骨或铭文有关。也就是说早在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代的初期，文化这一块，已经是由商部落所掌握。商灭夏，是一次重大的文化的胜利。 到殷纣王时候，殷纣王的名字叫受，这个“受”字，大量出现在殷墟卜辞中，受或不受，是我们现代人去算命，问事，依然常用的一个词，意思是我这个事情能不能成的意思，能成，叫做受，不能成叫做不受。 商朝统治者选择殷纣王做王，是经过占卜，认为可以才选择的。周文王势力越来越强大，大臣向殷纣王建议需要防范、压制的时候，殷纣王依然说，不是说天命在我吗？天命既然在我，谁还能够夺取我的天下吗？在这样的商代传统思想的主导下，殷纣王是不是甚至有反天命意识？其实，在殷纣王祖父那一代，就已经有过“射天”行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迷信的恶果吧。 《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当时比干被抛心，微子装疯，箕子隐遁。“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面对商王朝“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的局面，有人劝箕子离开殷商，到周部落那里去，箕子没有去。箕子的回答是：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独自一人到箕山去隐居。 2、“法授圣”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周武王把箕子带回了陕西。武王不是“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是，周武王先是高傲地问箕子：嘿嘿，你们那么大的商部落，怎么就被我们给打败了？ 箕子不愿意说商朝的坏话，周武王也感觉到自己不该问这些或者不应该这么问，才与箕子讨论怎么样建立国家的问题的，才有了所谓《洪范》。 以箕子先前有过的态度，不愿意“彰君之恶”，和假如自己另谋高就，会让老百姓高兴的“自说于民”，箕子不回答周武王商朝是为什么被周部落打败的问题，是应该可信的，是箕子的一贯态度。战败者身份的箕子不回答战胜者身份的周武王的问题，在当场应该是很尴尬的局面。 在尴尬的氛围下，为了打破尴尬，周武王与箕子谈起了怎么样建立国家的问题，于是有了关于《洪范》的纪录。 在当时，周武王要灭商建周，讨论如何建立国家的话题，应该说依然是箕子心中的痛。在这样的心情和谈话背景下，箕子会把真正的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吗？会不会？ “洪范”是什么？它的原意是指制作大的青铜器时使用的范。古人写文章，是经常这么借题发挥，我们也经常这样。箕子是把制作青铜器时怎样用范来形容怎样建立国家。 “九畴”是指用范时的九道工序，当然，包括了宗教仪式。说它“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说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说它“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说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等，也吹乎得太厉害、太邪乎了吧？ 引用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所说的，“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引用成中英“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得出“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结论。这是不知道陈来所指的“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是指完整的阴阳太极思维体系；是不知道陈来的后半句也说错了，不是“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而是中国上古时期，属于“天启文献”的阴阳太极思想体系的推进，是与社会事务的推进并进、互参的。两者是分开的，有其独立性的，前者是属于纯学术性的部分，后者是属于社会改造与营运性的部分。不是“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 成中英的话“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之后还应该进一步这样认识：《洪范》一文，仅仅是就制作青铜器时对范的使用以及制作青铜器时的祭祀仪式，来引申为建立国家，它只是一种实践经验的综合与提升，不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哲学意义上的“道”，不是“天启文献”，不是完整的阴阳太极思维体系，不是治国立极的真正内容与文化根本。 在当时场景下，在不做部落叛逆的心境下，箕子对应周武王的《洪范》，只能是一种应付。应付的结果，是首开乱讲什么是民族文化根本之先河，用今天的话，是首开恶搞民族文根本之先河。 3、“化及民”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后，箕子并没有得到周武王、周部落的信任。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箕子，那么遥远，在数千里之外，那分明是一种礼节性的驱逐与流放，远远地赶他走，让他离开“中国”，离开商部落原来的地方，以免还存在政治影响。周武王对箕子的流放处理，后来证明是正确的。管、蔡后来联合殷纣王的儿子起来反对周公，如果不是殷纣王的儿子，是箕子，事态可能更不好收拾。 箕子献出《洪范九畴》之后，如果《洪范》真的象后人理解的那样，是怎么怎么了不起，箕子的位置，就应该是国师、帝王师一样的重要，周武王既然那么不耻下问，周部落建国伊始，一切尚待开辟，箕子对于周武王，就应该是时时事事离不开，时时事事需要请教的人那么重要，怎么会舍得放他到几千里之外？商部落的马车虽然很出名，在马车的速度下，好几千里到朝鲜，一个来回，没个半年一年时日是不行的。事实只能说明，周武王并不看重箕子，也不看重《洪范》。不仅不看重箕子，还对他存有严重的防范之心。 周公摄政后，治礼作乐，无论是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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