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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交的新莽王朝，虽然昙花一现，但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却出奇的高。王莽执政时期，一共进行过四次有记载的币制改革，分别如下： 公元7年，第一次币制改革。居摄二年，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与西汉发行的五铢钱同时使用。莽泉达到了中国货币史上空前的艺术高度。 公元9年，第二次币制改革。始建国元年，废除第一次币制改革中除大泉五十之外的所有钱币，甚至包括五铢钱，增发小泉直一，可能有试铸品五铢一泉，未见真品。 公元10年，第三次币制改革。始建国二年，这一次币制改革开始实行最为奇特的“宝货制”，所谓的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指的是金、银、铜、龟、贝等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指的是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此次币改可能与王莽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准备密切相关。 公元14年，第四次币制改革。天凤元年，废大小泉，换而发行货布与货泉两种钱币，子母相权一枚货布可以兑换二十五枚货泉。同时增发布泉一种，与货泉等值。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币制改革，内容及其混乱。目前所谓的黄金一品，尚未见到实物，出土的品种国宝金匮直万、国珍金匮五千可能与黄金挂钩。银货、龟宝、贝货至今未见实物。而六泉十布是目前货币学界讨论较多、著文也较丰富的。在浩如烟海的货币史料中，王莽银货的钱币实物惊鸿一瞥，留下了依稀的影子。 第一件：国家博物馆朱提银 《后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朱提山位于四川乐山犍为南部山区，其银藏纯度为天下冠。在新莽时代，明确规定“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值千”。关于著名传世文物“汉朱提银”，最初出土是在光绪壬寅（1902）。出于洛阳白马寺，有光绪戊戌进士邓邦述题名记述，且指明是汉朱提。此件朱提银后归端方所有。 1926年，方药雨以两千银元入手此枚朱提银。1935年，方氏古泉收藏全部转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陈迁居香港，朱提银也流出内陆。1955年，风闻陈氏欲出售泉藏，国家文物局又专门派员将陈氏藏泉重金购回，此品也同时回到内陆，收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即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由文物钱币专家认定，为一级品。 1970年，钱币专家骆泽民受聘为博物馆鉴定，他的结论，一是此件的金属构成并非纯银，且大部不是银质；二是朱提银的文字书体造型非常陌生，并非汉风。他大胆判定此物不会早于明代。对于博物馆而言，一级文物忽然从汉降至明，简直是开玩笑，当时双方闹得很不高兴，许多文物专家也大谬不然。想想连端方、罗振玉、方若皆有鉴跋，总不见得都走了眼，但那可以作金属成分检测。只是，当时检测手段落后，又谁也不敢从这一级文物上取样以冒损坏风险。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科学技术部开始引进了西方用来检测油画古董的DXX荧光能谱仪。这是用光谱、频谱的方式，不需搞损坏性的取样检测即可隔空观照，分析、了解物质成分含量构成。经过对朱提的光测，构成中并不含银，是由铜、锌和锡、铅、铁等元素构成的合金。此论一出，业内大哗，科学检测的结论却是无可动摇的客观结论。 第二件：昭通文管所朱提银 无独有偶，国内号称还收藏有新莽银货朱提银的还有一位大收藏家，张希鲁先生。 张希鲁（1900-1979）名连懋，号西楼，云南昭通市人。1923年赴昆明，考入云南东陆大学就读文史专业。 1930年返回昭通，任教于省立第二中学业和昭通女子师范学校。张希鲁在教学之余，酷爱文物考古。课余常向学生讲文物的重要性，启发学生保护和重视文物。有暇则亲往四乡访求，用自己教书所微薄收入，购求流散于民间的出土文物。1937年，购获东汉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双鱼铜洗、汉虫鱼铜器、汉朱提银锡白金。1979年1月17日在病中写信给中共昭通地委宣传部，愿将自已保存的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 张希鲁逝世后，女儿张有初、张成初秉承遗志，向政府捐献出137件历史文物、630多枚古钱币、225幅名人字画、163册碑帖、5140多册新旧书籍及许多文物拓片。其中有东汉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双鱼铜洗、东汉阳嘉二年朱提造双锤铜洗、汉朱提银锡白金、风神石刻画、民族铜钟、聂耳印、赵藩题跋孟孝琚碑初拓本，以及钱南园、林则徐、王梦楼等人的书画真迹。目前这件汉朱提银锡白金收藏于昭通市文物管理所。 第三件：网络出现的朱提银 并附文字：银货二品为普通银和朱提银，按比价计，普通银每流值钱千枚，朱提银每流则值钱1580枚。此件银饼为目前发现的唯一孤品，其形如圆饼状，面略凸起，有滴铸而成之变形龙纹。背中心凹下，表面较平整，成色92%，当为朱提银之属，是中国白银货币最早取得法定地位的实物证据，其意义十分重大。该银饼直径6.08厘米，重198克，级别为一级上。这件银币下落不明，也就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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